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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莫里哀一生创作三十余部戏剧作品，有27部作品被翻译到我国。在他的作品中，“行骗”情节是常常出现的写作技巧之一。笔者在对其故事情节进行梳理后，尝试分析该情节的成因，结合剧本的创作技巧探讨莫里哀的剧作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莫里哀；“行骗”情节；创作分析
在阅读莫里哀的剧本作品时，笔者发现其剧作中常出现“行骗”这一故事情节，通过梳理他作品中的“行骗”情节，尝试分析该情节形成的原因，探讨莫里哀剧作对后世的影响。
莫里哀在他的童年时期就喜欢上了喜剧，在记录他的传记里曾记：“他常常和小伙伴们到离家不远的著名的新桥和多芬广场，看流浪艺人的露天演出。这些艺人们演出的都是充满着欢乐和激情的民间闹剧或喜剧，例如聪明的农夫愚弄贪婪神父和强暴的贵族；正当芳龄的太太巧妙地哄骗年老而凶恶的丈夫等”。[1]童年时期观看民间闹剧对于莫里哀的影响很大，因而在之后的创作中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许多专家学者就《伪君子》的故事本源及答尔丢夫的形象来源进行探究，他们能够从一些历史源头找到一些相似的蛛丝马迹，或是认为莫里哀的创作是借鉴了欧洲同类剧本的剧作家作品的故事情节，或是认为莫里哀对于伪君子形象的创设是来源于公元前几世纪的寓言故事中的形象，不可否认的是各论者的猜想有其存在的可能，他们都尝试着寻找资料作为依据，而在笔者看来，似乎莫里哀并无刻意模仿之意，在拜读莫里哀的传记时，笔者关注到莫里哀童年时期的一个特点，爱好观察事物、模仿事物，创作的来源更多可能同他的真实经历有关，正如前段所提及的，“聪明的农夫”、“贪婪的神父”、“强暴的贵族”等等人物形象，伴随着勾勒这样的人物形象的同时，有着“愚弄”、“哄骗”的剧情。
诚然，一篇论文谈及“骗子本生”与伪君子，文中将《佛本生故事》中的苦行僧形象与《伪君子》中的答尔丢夫进行对比，追溯公元五世纪出现的印度《五卷书》对欧洲的影响，文中谈到：“据季羡林先生考证，《五卷书》自公元六世纪最早被译为中世纪波斯文言巴列维语后，仅至文艺复兴时期，在欧洲先后被翻译成法、德、西、意等多种语言，有的一本还不止一种……”[2]于此，学者推断得出形象塑造受其影响的结论。在笔者看来，文化是具有潜移默化的特性的，自印度文化传入欧洲之后，被翻译成文便可影响到之后的文学艺术创作，这绝不可否认，从而更加广泛且深入地植根于各民族文化，在不动摇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使之形成各地域有特色的文化习惯，但对莫里哀喜剧创作影响最直接的当属儿时与外祖父看戏经历，舞台上所见闻生动的闹剧形象，而“行骗”的情节或多或少也同“愚弄”、“哄骗”相吻合。宫宝荣先生曾在他的一文中谈及：“众所周知，莫里哀生长在巴黎，自幼深受来自意大利艺人的假面喜剧以及法国本土的闹剧、木偶剧等戏剧形式的熏陶”[3]比起前者溯源论得出的推论，我更赞同于宫宝荣先生的说法，这种潜移默化的观剧经验会更直接地侵入莫里哀的创作中。
“在法国，真正的喜剧已经被遗忘了。人们只知道闹剧：脸上涂红抹白，儿子、女儿、妻子、受骗的丈夫一窝蜂涌上，这些人用棍棒厮打、摔倒、转动眼珠、呼扇鼻子、摇晃耳朵，最后被人装进麻袋……”[4]众所周知，闹剧在演出的时候是无剧本可言的，演员凭借着演出的套路进行塑造角色，而在座的观众与台上观众已经形成了不约而同的默契。在莫里哀《司卡班的诡计》一剧中，司卡班是位动作灵活的仆人，在得知老主人说他坏话时，他为了报复捉弄老主人，将老主人装进麻袋，并且用棍棒打他，剧中“棍棒厮打”这一情节同法国的闹剧传统相吻合，他创设具有喜剧性的仆人角色，用最具有戏剧性近乎反差的方式展现出来。
前文中更多的谈及的是莫里哀从民间闹剧中汲取的人物形象，而“行骗”情节的设置也是如此，诸如《可笑的女才子》中两青年让其仆人裝作是贵族骗示爱被拒的两姐妹，最后当面揭穿骗局，将仆人痛打，与前文中提及的闹剧元素相吻合。另有剧本《迷人贵》，道朗特让克莱翁特装扮成土耳其人，说其是王子，成全刚刚被拒的婚事，并且假封醉心于贵族的资产者茹尔丹，在其中“愚弄”与“哄骗”充斥于剧中。
在谈及莫里哀喜剧的剧作特点以及指导意义之时，笔者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一层面关乎剧本框架的故事性以及喜剧性，第二层面则是由表及里涉及深层次的写作意图以及思想性。
一方面，“行骗”情节在故事中出现，为故事增添了故事性和喜剧性。正如《伪君子》中，答尔丢夫用其伪善想要欺骗奥尔贡一家，家人不同的声音，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家庭冲突，欧米尔太太作为答尔丢夫好色的受害者，为解决矛盾冲突，于是欧米尔太太只能设计施用“骗术”，让奥尔贡躲在桌下证实疑惑，于是真相大白。“行骗”情节的喜剧性是显而易见的，骗着和受骗者在观众眼中的身份是明晰的，观者在情节的设计中一步步看到受骗者慢慢上钩落网，于此心生嘲笑，莫里哀的喜剧性通常是这样体现的。如《司卡班的诡计》一剧，仆人司卡班编造谎言帮助小主人骗老主人，成功获钱赎回倾慕的人，解决起初的矛盾冲突。而后在得知老主人背后说坏话之事，机灵地将其“骗”进麻袋，棍棒斥之。又如在《迷人贵》的第四幕中，第四场的舞台提示中莫里哀写道：“克莱翁特以土耳其装束，三个侍童撩起他的长帔的后摆，考维艾耳改装”，而后在第五场中考维艾耳说：“先生，我们用计谋哄骗汝尔丹先生，我敢说您怎么猜也猜不出来。我们要他回心转意，把女儿许配给我主人。”[5]在剧情发展中，莫里哀为成全青年男女的爱情，让剧中人物用改装假扮的方式，借汝尔丹的软肋，用哄骗的方式来使汝尔丹先生回心转意。
另一方面，“行骗”情节的存在，更好地体现了剧作者的写作意图与想要传递的思想内涵，也体现着剧作对社会的意义和价值。“莫里哀一生是清醒自持的，他永远懂得他的观众需要什么，可以为观众做些什么，他竭尽所能，为了陷入困境的人民和进步思想，奉献了一生。”[6]莫里哀为社会写作，为人民写作，为他的观众写作。为莫里哀叫好的台下观众是人民中的大多数，大家感兴趣与舞台上像闹剧中曾出现的性格化的人物，如《冒失鬼》中每每因为莽撞破坏计谋的主人、《可笑的女才子》中不是仆人真面目将其误判为贵族的玛德隆姐妹、《迷人贵》中醉心贵族的茹尔丹先生、《无病呻吟》中无病找病的阿尔冈与骗子医生等等。
在他剧作中“哄骗”的情节、“愚弄”的情节——这些为大家所熟知情节的出现，这正是莫里哀想要传达的写作意图，人情百态在莫里哀笔下的嬉笑怒骂声中显得格外明晰，代表着正义与真善美的气息弥漫在每部剧作中，这当是剧作家应肩负起的社会责任。
注释：
[1]《古典喜剧的创始人—莫里哀》，佚名，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
[2]《“骗子本生”与莫里哀的“伪君子”》，苏永旭，《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3]《漫谈莫里哀的<太太学堂>》，宫宝荣，《上海戏剧》，2014年10月5日。
[4]《古典喜剧的创始人—莫里哀》，佚名，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
年。
[5]《莫里哀喜剧六种》，李健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6]《严肃的悲伤是喜剧的意图》，刘玲，上海戏剧学院，2014年硕士毕业论文。
作者简介：
王梦施（1994—），女，汉族，河南焦作人，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2016级戏剧戏曲学中外戏剧史论方向研究生。
关键词：莫里哀；“行骗”情节；创作分析
在阅读莫里哀的剧本作品时，笔者发现其剧作中常出现“行骗”这一故事情节，通过梳理他作品中的“行骗”情节，尝试分析该情节形成的原因，探讨莫里哀剧作对后世的影响。
莫里哀在他的童年时期就喜欢上了喜剧，在记录他的传记里曾记：“他常常和小伙伴们到离家不远的著名的新桥和多芬广场，看流浪艺人的露天演出。这些艺人们演出的都是充满着欢乐和激情的民间闹剧或喜剧，例如聪明的农夫愚弄贪婪神父和强暴的贵族；正当芳龄的太太巧妙地哄骗年老而凶恶的丈夫等”。[1]童年时期观看民间闹剧对于莫里哀的影响很大，因而在之后的创作中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许多专家学者就《伪君子》的故事本源及答尔丢夫的形象来源进行探究，他们能够从一些历史源头找到一些相似的蛛丝马迹，或是认为莫里哀的创作是借鉴了欧洲同类剧本的剧作家作品的故事情节，或是认为莫里哀对于伪君子形象的创设是来源于公元前几世纪的寓言故事中的形象，不可否认的是各论者的猜想有其存在的可能，他们都尝试着寻找资料作为依据，而在笔者看来，似乎莫里哀并无刻意模仿之意，在拜读莫里哀的传记时，笔者关注到莫里哀童年时期的一个特点，爱好观察事物、模仿事物，创作的来源更多可能同他的真实经历有关，正如前段所提及的，“聪明的农夫”、“贪婪的神父”、“强暴的贵族”等等人物形象，伴随着勾勒这样的人物形象的同时，有着“愚弄”、“哄骗”的剧情。
诚然，一篇论文谈及“骗子本生”与伪君子，文中将《佛本生故事》中的苦行僧形象与《伪君子》中的答尔丢夫进行对比，追溯公元五世纪出现的印度《五卷书》对欧洲的影响，文中谈到：“据季羡林先生考证，《五卷书》自公元六世纪最早被译为中世纪波斯文言巴列维语后，仅至文艺复兴时期，在欧洲先后被翻译成法、德、西、意等多种语言，有的一本还不止一种……”[2]于此，学者推断得出形象塑造受其影响的结论。在笔者看来，文化是具有潜移默化的特性的，自印度文化传入欧洲之后，被翻译成文便可影响到之后的文学艺术创作，这绝不可否认，从而更加广泛且深入地植根于各民族文化，在不动摇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使之形成各地域有特色的文化习惯，但对莫里哀喜剧创作影响最直接的当属儿时与外祖父看戏经历，舞台上所见闻生动的闹剧形象，而“行骗”的情节或多或少也同“愚弄”、“哄骗”相吻合。宫宝荣先生曾在他的一文中谈及：“众所周知，莫里哀生长在巴黎，自幼深受来自意大利艺人的假面喜剧以及法国本土的闹剧、木偶剧等戏剧形式的熏陶”[3]比起前者溯源论得出的推论，我更赞同于宫宝荣先生的说法，这种潜移默化的观剧经验会更直接地侵入莫里哀的创作中。
“在法国，真正的喜剧已经被遗忘了。人们只知道闹剧：脸上涂红抹白，儿子、女儿、妻子、受骗的丈夫一窝蜂涌上，这些人用棍棒厮打、摔倒、转动眼珠、呼扇鼻子、摇晃耳朵，最后被人装进麻袋……”[4]众所周知，闹剧在演出的时候是无剧本可言的，演员凭借着演出的套路进行塑造角色，而在座的观众与台上观众已经形成了不约而同的默契。在莫里哀《司卡班的诡计》一剧中，司卡班是位动作灵活的仆人，在得知老主人说他坏话时，他为了报复捉弄老主人，将老主人装进麻袋，并且用棍棒打他，剧中“棍棒厮打”这一情节同法国的闹剧传统相吻合，他创设具有喜剧性的仆人角色，用最具有戏剧性近乎反差的方式展现出来。
前文中更多的谈及的是莫里哀从民间闹剧中汲取的人物形象，而“行骗”情节的设置也是如此，诸如《可笑的女才子》中两青年让其仆人裝作是贵族骗示爱被拒的两姐妹，最后当面揭穿骗局，将仆人痛打，与前文中提及的闹剧元素相吻合。另有剧本《迷人贵》，道朗特让克莱翁特装扮成土耳其人，说其是王子，成全刚刚被拒的婚事，并且假封醉心于贵族的资产者茹尔丹，在其中“愚弄”与“哄骗”充斥于剧中。
在谈及莫里哀喜剧的剧作特点以及指导意义之时，笔者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一层面关乎剧本框架的故事性以及喜剧性，第二层面则是由表及里涉及深层次的写作意图以及思想性。
一方面，“行骗”情节在故事中出现，为故事增添了故事性和喜剧性。正如《伪君子》中，答尔丢夫用其伪善想要欺骗奥尔贡一家，家人不同的声音，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家庭冲突，欧米尔太太作为答尔丢夫好色的受害者，为解决矛盾冲突，于是欧米尔太太只能设计施用“骗术”，让奥尔贡躲在桌下证实疑惑，于是真相大白。“行骗”情节的喜剧性是显而易见的，骗着和受骗者在观众眼中的身份是明晰的，观者在情节的设计中一步步看到受骗者慢慢上钩落网，于此心生嘲笑，莫里哀的喜剧性通常是这样体现的。如《司卡班的诡计》一剧，仆人司卡班编造谎言帮助小主人骗老主人，成功获钱赎回倾慕的人，解决起初的矛盾冲突。而后在得知老主人背后说坏话之事，机灵地将其“骗”进麻袋，棍棒斥之。又如在《迷人贵》的第四幕中，第四场的舞台提示中莫里哀写道：“克莱翁特以土耳其装束，三个侍童撩起他的长帔的后摆，考维艾耳改装”，而后在第五场中考维艾耳说：“先生，我们用计谋哄骗汝尔丹先生，我敢说您怎么猜也猜不出来。我们要他回心转意，把女儿许配给我主人。”[5]在剧情发展中，莫里哀为成全青年男女的爱情，让剧中人物用改装假扮的方式，借汝尔丹的软肋，用哄骗的方式来使汝尔丹先生回心转意。
另一方面，“行骗”情节的存在，更好地体现了剧作者的写作意图与想要传递的思想内涵，也体现着剧作对社会的意义和价值。“莫里哀一生是清醒自持的，他永远懂得他的观众需要什么，可以为观众做些什么，他竭尽所能，为了陷入困境的人民和进步思想，奉献了一生。”[6]莫里哀为社会写作，为人民写作，为他的观众写作。为莫里哀叫好的台下观众是人民中的大多数，大家感兴趣与舞台上像闹剧中曾出现的性格化的人物，如《冒失鬼》中每每因为莽撞破坏计谋的主人、《可笑的女才子》中不是仆人真面目将其误判为贵族的玛德隆姐妹、《迷人贵》中醉心贵族的茹尔丹先生、《无病呻吟》中无病找病的阿尔冈与骗子医生等等。
在他剧作中“哄骗”的情节、“愚弄”的情节——这些为大家所熟知情节的出现，这正是莫里哀想要传达的写作意图，人情百态在莫里哀笔下的嬉笑怒骂声中显得格外明晰，代表着正义与真善美的气息弥漫在每部剧作中，这当是剧作家应肩负起的社会责任。
注释：
[1]《古典喜剧的创始人—莫里哀》，佚名，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
[2]《“骗子本生”与莫里哀的“伪君子”》，苏永旭，《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3]《漫谈莫里哀的<太太学堂>》，宫宝荣，《上海戏剧》，2014年10月5日。
[4]《古典喜剧的创始人—莫里哀》，佚名，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
年。
[5]《莫里哀喜剧六种》，李健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6]《严肃的悲伤是喜剧的意图》，刘玲，上海戏剧学院，2014年硕士毕业论文。
作者简介：
王梦施（1994—），女，汉族，河南焦作人，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2016级戏剧戏曲学中外戏剧史论方向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