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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权变动，无论从民法理论层面出发，还是从实践角度考量，一直是各国民法界关注的焦点。虽然我国《物权法》已颁布施行多年，但是人们对于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争论并未平息。本文试从比较民法的角度分析和论证不同物权变动模式的利弊，并论证我国《物权法》所确立的物权变动模式妁合理性。
[关键词]物权变动 意思主义 形式主义
1 物权变动模式概述
凡权利者皆有变动，于物权亦不例外。基于物权的绝对性，物权的变动，不仅涉及交易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对第三人的信赖以及交易安全也有所影响。因此，物权之变动，无论从民法理论层面出发，还是从实践角度考量，有史以来甚受关注。物权变动模式即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对基于合同行为的物权变动进行法律调整的具体方式。纵观世界主要国家的民事立法，物权变动模式主要有三种，即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折衷主义模式，各国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选择是各国长期历史传统和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
债权意思主义。物权的变动完全基于当事人的债权意思，以债权合同作为物权变动的根据。不需要其他形式要件。体现了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重自由、重意思自治的精神，不受法定形式的约束。法国这一模式为后来的日本所接受。
物权形式主义，物权的变动不仅需要当事人的物权合意，还必须符合法定形式，交付或者登记。其民法典接受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区分说。物权变动中的债权意思仅仅发生债权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产生物权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物权合意加法定形式才是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若仅有物权合意，也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动产需要有交付、不动产需要有登记的法定形式。 德国民法典的物权形式主义，为我国台湾地区所继受。
折衷主义，又称债权形式主义，物权的变动在当事人的债权合意基础之上，需要法定形式。交付或者登记，承认债权意思的同时，承认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最典型的是《奥地利民法典》和1958年制定的《韩国民法典》。
2 我国物权变动模式
2.1 我国当前的立法背景
《物权法》是一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通过对该法的立法背景的回顾，再认识和分析。对于把握物权法的整个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将会更深刻、更客观，有鲜明而又深入的认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物权法理论的内涵，确保在实践中解决更多相关的法律问题。
每部法律的存在都与是基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财产的归属和利用问题的关注，人们对自身创造的社会财富有了合法规范的必要。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整器，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确认人们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财产的归属等现实问题，物权法便是调整因物的归屑和利用而产生的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
2.2 各国物权变动模式的比较
法国重自由主义，因此《法国民法典》偏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原则。债权意思主义在这种精神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相对而言，对第三人的保护便有所欠缺。但与强制公示制度相结合，能够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德国严谨，重形式，区分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债权行为独立于物权行为，债权意思合意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物权变动也不以债权意思合意为前提。物权变动需要物权合意与法定形式相结合。侧重保护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民法各项制度创设时，难免产生价值上的失衡或者冲突。这些不能调和的矛盾需要通过价值取向来解决，实现价值与制度的融合，需要对一部分价值进行取舍。
债权形式主义是介于意思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之间的模式，具备了两者的优点，也简化了部分繁琐的形式。交易更便捷，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也得到实现，也使物权变动之当事人间的内部关系与对第三人的外部关系统一，切实保障物权交易安全，达到物权形式主义的保障交易安全的目的，避免物权形式的烦琐、抽象、深奥。
我国的学者对物权变动模式的研究，过去往往集中于介绍、评价该国的法律制度，并且侧重于德国物权行为理论的探讨，分析其中利弊，从理论的角度进行取舍。理论研究毕竟不能代替真正地法律，每个国家的法律都是长期的实践中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是历史的选择，法律制度不能因主观判断而做出，因此，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状况与时代精神、业已形成的法律传统，通常会构成特定时代法律规范据以形成的前见。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渗透、彼此影响的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有选择的亲和性”。
2.3 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法律制度的继受过程
我国法律现代化进程接受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民国初期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法律制定及司法普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并加以运用。如，大理院上字第8号判决：“物权契约以直接发生物权上变动为目的，与债权契约异。契约成立同时履行，更无存留义务之可言。”上字第2359号：“不动产物权移转，其买价曾否交足及税契过割迟早皆与不动产物权移转并无关涉，……”民国早期民法典，尚在制定时我国司法部门已明确并准确使用该理论。我国旧《民法》(1930年)第118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是对“区分原则”的明确肯定。其中物权法部分，都是建立在物权行为理论之上的。如。不动产物权依法律行为发生变动的第758条，动产物权依法律行为变动的第761条，不论是条文设计，还是立法者编纂的立法理由，都明确采纳物权行为理论。从这些资料可以推出，采物权行为理论是我国近代以来民法传统。
虽然我国的法律并不健全，但是我国司法部门为了更好地适应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结合我国国情，采纳了一些符合物权行为理论的规则。如。在不动产司法实践中，针对标的物交付后或权利证书交付后一方当事人反悔提出撤消并返还的问题，最高院在一些司法解释文件中规定，标的物的交付应该维持。并许可当事人补办登记手续；当事人的合同争议，可用债权关系来解决。2000年底，最高院召开我国”第五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会议文件明确宜告，在当事人物权意思表示可以证明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没有登记，也承认物权变动的有效。
[关键词]物权变动 意思主义 形式主义
1 物权变动模式概述
凡权利者皆有变动，于物权亦不例外。基于物权的绝对性，物权的变动，不仅涉及交易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对第三人的信赖以及交易安全也有所影响。因此，物权之变动，无论从民法理论层面出发，还是从实践角度考量，有史以来甚受关注。物权变动模式即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对基于合同行为的物权变动进行法律调整的具体方式。纵观世界主要国家的民事立法，物权变动模式主要有三种，即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折衷主义模式，各国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选择是各国长期历史传统和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
债权意思主义。物权的变动完全基于当事人的债权意思，以债权合同作为物权变动的根据。不需要其他形式要件。体现了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重自由、重意思自治的精神，不受法定形式的约束。法国这一模式为后来的日本所接受。
物权形式主义，物权的变动不仅需要当事人的物权合意，还必须符合法定形式，交付或者登记。其民法典接受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区分说。物权变动中的债权意思仅仅发生债权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产生物权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物权合意加法定形式才是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若仅有物权合意，也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动产需要有交付、不动产需要有登记的法定形式。 德国民法典的物权形式主义，为我国台湾地区所继受。
折衷主义，又称债权形式主义，物权的变动在当事人的债权合意基础之上，需要法定形式。交付或者登记，承认债权意思的同时，承认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最典型的是《奥地利民法典》和1958年制定的《韩国民法典》。
2 我国物权变动模式
2.1 我国当前的立法背景
《物权法》是一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通过对该法的立法背景的回顾，再认识和分析。对于把握物权法的整个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将会更深刻、更客观，有鲜明而又深入的认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物权法理论的内涵，确保在实践中解决更多相关的法律问题。
每部法律的存在都与是基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财产的归属和利用问题的关注，人们对自身创造的社会财富有了合法规范的必要。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整器，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确认人们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财产的归属等现实问题，物权法便是调整因物的归屑和利用而产生的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
2.2 各国物权变动模式的比较
法国重自由主义，因此《法国民法典》偏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原则。债权意思主义在这种精神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相对而言，对第三人的保护便有所欠缺。但与强制公示制度相结合，能够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德国严谨，重形式，区分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债权行为独立于物权行为，债权意思合意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物权变动也不以债权意思合意为前提。物权变动需要物权合意与法定形式相结合。侧重保护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民法各项制度创设时，难免产生价值上的失衡或者冲突。这些不能调和的矛盾需要通过价值取向来解决，实现价值与制度的融合，需要对一部分价值进行取舍。
债权形式主义是介于意思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之间的模式，具备了两者的优点，也简化了部分繁琐的形式。交易更便捷，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也得到实现，也使物权变动之当事人间的内部关系与对第三人的外部关系统一，切实保障物权交易安全，达到物权形式主义的保障交易安全的目的，避免物权形式的烦琐、抽象、深奥。
我国的学者对物权变动模式的研究，过去往往集中于介绍、评价该国的法律制度，并且侧重于德国物权行为理论的探讨，分析其中利弊，从理论的角度进行取舍。理论研究毕竟不能代替真正地法律，每个国家的法律都是长期的实践中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是历史的选择，法律制度不能因主观判断而做出，因此，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状况与时代精神、业已形成的法律传统，通常会构成特定时代法律规范据以形成的前见。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渗透、彼此影响的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有选择的亲和性”。
2.3 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法律制度的继受过程
我国法律现代化进程接受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民国初期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法律制定及司法普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并加以运用。如，大理院上字第8号判决：“物权契约以直接发生物权上变动为目的，与债权契约异。契约成立同时履行，更无存留义务之可言。”上字第2359号：“不动产物权移转，其买价曾否交足及税契过割迟早皆与不动产物权移转并无关涉，……”民国早期民法典，尚在制定时我国司法部门已明确并准确使用该理论。我国旧《民法》(1930年)第118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是对“区分原则”的明确肯定。其中物权法部分，都是建立在物权行为理论之上的。如。不动产物权依法律行为发生变动的第758条，动产物权依法律行为变动的第761条，不论是条文设计，还是立法者编纂的立法理由，都明确采纳物权行为理论。从这些资料可以推出，采物权行为理论是我国近代以来民法传统。
虽然我国的法律并不健全，但是我国司法部门为了更好地适应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结合我国国情，采纳了一些符合物权行为理论的规则。如。在不动产司法实践中，针对标的物交付后或权利证书交付后一方当事人反悔提出撤消并返还的问题，最高院在一些司法解释文件中规定，标的物的交付应该维持。并许可当事人补办登记手续；当事人的合同争议，可用债权关系来解决。2000年底，最高院召开我国”第五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会议文件明确宜告，在当事人物权意思表示可以证明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没有登记，也承认物权变动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