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姻法》领域，对于“忠诚协议”的效力，一直有着不小的争议。当然，这个争议有一个前提，就是忠诚协议不应当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置，比如探视权、抚养权、继承权和婚姻自由权等权利，因为这些人身权利是不能通过协议来放弃的，所以这些不存在争议，即便呈现在协议中，也肯定是无效的。那么有争议的便只关涉财产权利的忠诚协议，或者现实生活中混合忠诚协议中的财产条款是否有效。
　　这个争议的法理学论述有点儿复杂，通俗地概括，支持者认为这是两个民事主体在处置自己的财产权利，只要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规定就应该支持;反对者认为，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仅是道德义务，不是法律义务，法律应该处于不提倡也不保护的状态，且有了忠诚协议这一前提，“捉奸”就有了市场，对社会和谐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传统的司法审判思维更注重调整，一方面是《婚姻法解释（一）》中有明确规定：“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另一方面，动辄让人“净身出户”的忠诚协议至少看上去有些不太公平，所以大多是不支持的。然而近些年，裁判思維也更加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所以在一些地区，忠诚协议效力正在逐步被裁判者所接受，这就导致出现忠诚协议矛盾判例出现的情况。
　　那最高人民法院对忠诚协议到底是什么观点呢？答：很纠结。吴晓芳法官执笔的《关于2012-2014年离婚案件相关情况的调查分析报告》中提到，当初起草《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时，对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做了专门规定，即“夫妻双方签订相关忠诚协议，人民法院经审查没有欺诈、胁迫等情形，应当认定为有效。如果当事人约定的赔偿数额过高，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调整”。但由于对该问题的争议过大，起草过程中将其搁置。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及权衡利弊，我们更倾向于法院对有关忠诚协议问题不予处理，此类协议应当依靠当事人自觉自愿地履行。
　　事实上，基层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者要面临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比如要去鉴别忠诚协议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甚至要考察签订时期的财产状况和当下的财产状况，还要考虑是否存在用忠诚协议恶意逃避债务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作为基层裁判者很难简单地以“不予处理”来解决纠纷。
　　相对而言，律师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是“要不要签”或者“怎么签”的问题，这个回答起来就简单得多：不要签。首先，效力上存在不确定性;其次，如果真是只想处置财产，也可以单纯地签订婚内财产约定，没必要把忠诚的事情扯进来让情况变复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姑且不论捉奸的负面效果，现实生活中，这种忠诚协议大多数对双方的婚姻存续和婚姻质量只会有负面作用，很少会有正面作用，毕竟夫妻间的忠诚最终靠的是感情，是双方对家庭的共同经营，而不靠一纸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