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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民间借贷风波”、“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这些关键词语莫不与温州这一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紧密相关，长期徘徊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灰色地带、处于自发无序状态的民间金融所蕴涵的风险集中爆发。一时之间，温州告急，民间资本告急，民营企业告急！面对金融市场分割、民间高利贷以及货币政策困局，中国的金融改革又走到了關键路口。
一、民间金融乱象凸显中小企业生存困境
民间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指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而从事资金融通活动的组织。主要包括：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地下钱庄、合会等。中国的民间金融存在了4000多年，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明清时代发展到了高潮，近代山西的金融业代表着当时世界金融的最高水平。上世纪50年代我国进入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后，民间金融几近消失。改革开放后，销声匿迹了数十年的民间金融，又在回暖的经济浪潮中逐渐复苏。它首先从广大农村地区起步，最早出现在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虽然有着“名不正言不顺”的先天缺憾，但民间金融作为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后备军，不仅支撑了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对“三农”也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
去年以来，从温州到鄂尔多斯再到江苏泗洪县石集乡，全国各地频频曝出的高利贷链条断裂个案，把长期以来在主流金融体系之外顽强生长的民间金融的真实生态暴露在国人面前，更让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问题浮出水面。风起云涌的民间借贷热潮，暴露的正是当前中小企业艰难的生存环境。
中小企业属弱势经济组织，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受国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用工荒”和“高成本”的双重夹击，更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融资难”压力。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民间资本的供需失衡。从民间资本需求方来看，国家为应对通胀而收紧银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持续紧缩，加之扶持力度的不均衡，使得本就贷款困难的部分中小企业雪上加霜。在温州，实体经济普遍5%左右的微利现状，使得大部分中小企业难获银行信贷，于是，“付息借贷”成了饮鸩止渴的无奈选择。据浙江投资研究机构的分析，浙江小企业约80%都靠民间借贷维持经营。而民间高利贷又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放大了违约概率。从民间资本供给方来看，由于实体经济利润下降，且楼市实行限购、股市长期低迷、存款出现负利率，民间投资渠道变得越来越窄，“放贷谋利”自然成了民间资本的一个选择。在鄂尔多斯，除煤炭与房地产之外，民间借贷几乎成了民间资本的唯一出路。而在江苏泗洪县石集乡，高达98%的村民参与到高利贷游戏中。半数以上的居民热衷于放贷的资本活动，凸显了民众对于投资实业，尤其是创办中小企业的信心缺失。社会资本“避实就虚”，许多中小企业纷纷停产半停产、脱离实体经济领域，使得我国经济面临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
正是因为民间资本供需双方各自面临的困境：供给方难以获得满意的收益率，需求方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贷款，导致供需双方转向民间借贷领域，较大的供需缺口使得民间资本呈现“高利贷化”。可见，所谓的“民间借贷热”，一方面折射出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的匮乏，另一方面反映出了部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狭窄。生存空间的逼仄，不利于中小企业发挥吸纳就业的“社会稳定器”作用，也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的有序转变，其背后隐藏着的巨大金融风险更令人惊心：以滚雪球方式过度膨胀的民间借贷，长长的资金链一旦在任何一点上断裂，就会引发中小企业倒闭潮，更会让卷入其中的普通民众血本无归。
民间借贷、地下金融等非正规金融的种种乱象，已经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面对金融市场分割、民间高利贷以及货币政策困局，中国的金融改革又走到了关键路口。
二、温州金融改革探路民间金融阳光化
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批准实施《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式启动。
事实上，早在1987年，温州就被正式列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城市，2002年又成为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但这两大政策由于缺乏顶层和系统的设计，并没有引导温州民间金融走向阳光化。温州民间金融在政府规制与民间反规制的“较量”中几经沉浮，民间金融的正规化之路走得十分艰难。民间资本虽然充裕，但并没有产生令人称道的强大的金融。今天温州面临的困局，表面上是高利率的乱象，事实上与温州实业的萎缩，以及长期以来金融业的规范化止步不前有很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正式启动，可谓正逢其时。从实业的层面而言，通过建立与温州中小企业发展匹配的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从民间金融层面而言，利用温州自身有强大的民间资本的优势，通过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可以构建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金融体系。一方面重视实业，另一方面改变金融短板，两条腿走路。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提出了12项主要任务，在政策和现实层面，至少将实现五个方面的重大突破：一是正式将民间金融纳入主流的融资制度体系，提出要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民间金融的阳光化之路正式启动；二是为民间投资设立金融机构松绑，提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提出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这具有重大的制度突破和创新意义；三是提出要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这在国内也属于首创，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藏汇于民”政策的实施和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四是在机构创设层面探索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路径，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提出要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小微企业债券融资等；五是在产权交易体系方面，提出要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此项政策有望在温州催生全国最大的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的场所。 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将在民间金融的合法化、民间投资设立中小金融机构，以及非上市公司交易市场等方面取得突破，不仅有望解决温州民间资本乱流涌动的弊病，而且也为中国金融改革、为民间资本面临的各种困局尝试找到一条出路。
三、温州金融改革的启示
启示一：“只堵不疏”难以解决民间金融的根本问题，化解民间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民间金融的阳光化、规范化和法制化。我国长期以来未将民间金融合法化，不允许其正常存在，这大大限制了民间金融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并导致民间金融要么消亡，要么转入地下。因而出现的实际现象是，管制越严，地下金融就越活跃，农村金融市场的秩序就越混乱。由此可见，“只堵不疏”显然难以解决民间金融的根本问题。此次温州金融改革试验，最为重要的内容是确立当前民间金融合法性，让国内民间金融阳光化及规范化。
有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的民间信贷的规模在4万亿元左右，民间金融盛行的地方往往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大多数的民间融资都进入了房地产市场，而且绝大多数民间融资的资金最后都是来自银行体系。如果民间融资崩盘，不仅会严重危害中国最为繁荣的东南沿海经济，也会沉重打击国内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体系。因此，对于民间资本涌动带来的借贷行为，由不承认到默认、公开承认，再到予以收编，这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地方政府面对金融形势的变化主动出手的一种有益尝试。当然，要从实质上促使民间金融“阳光化”，还需加紧筹划、适时推出《民间融资法》、《放贷人条例》等法规体系，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在加强监管、不断完善对其管理的同时，为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以规范、约束和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促进正当的民间金融活动摆脱灰色金融的身份，充分发挥其拾遗补缺的作用。同时，这一举措也有利于将一些不属于违法范畴的灰色金融规范化。事实上，美国、日本也正是通过这种“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的，而非简单地采取打击和取缔的办法。
启示二：未来民间金融改革的难点与重点，是如何针对民间金融的特点发展民间金融的监管体系。我们一直在呼吁民间金融正规化，但正规化可能会有好的正规化和不好的正规化。所谓好的正规化，就是制度设计能让民间金融正规化后，仍能尽量保留其原来的效率高、能填补大银行体系服务盲区的特点，同时又能让其外部性得到必要的监管，成为“民间现代金融”。所谓不好的正规化，有两种可能，一是正规化后，逐步丧失了原来的“民间性”，沦为地方政府主导的准官方金融机构；二是身份正规化了，但并未伴随相应的治理结构、风险约束机制的正规化。因此，未来民间金融改革的难点与重点，是如何针对民间金融的特点发展民间金融的监管体系，让政府对民间金融主体及活动的监管，既“得当”，又“得力”；让民间资本能够在一定的规则体系内，享有足够的、必要的自由。为此，要研究确立地方政府对小型金融机构、地方民间金融活动的监管地位与监管责任，积极探索适合我国金融体系的金融监管模式。要建立地方与中央相关部门的即时信息沟通机制，探索中央监管机构只监管大的金融机构，而微小型金融机构放给地方的监管模式。要在坚持发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指导、协调和监督作用的同时，充分强化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意识和责任，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对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等小型金融机构的管理职责。
启示三：消弭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结构，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才是促进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根本之道。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不同，中国转型经济中存在着二元金融结构，即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分割。近年来，由于正规融资渠道的利率和信贷管制，压低实际利率，大量资金游离于正式的金融体制之外，使得央行利率政策的传导较为复杂，并且常常遇到“梗阻”，导致金融信号失真，这不仅损害了总体资金的分配效率，也不利于控制流动性的宏观规模和投向。而抬高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并不能真正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向，地下金融繁衍生殖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只有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市场的分割程度，才可能改善利率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和资金配置低效的局面。消弭二元分割的治本之策，是将其置于推动金融改革、优化全社会融资结构和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大视野中加以通盤考虑，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这也是促进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根本之道。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路径研究》〔批准号：10BJL0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编/赵哲）
一、民间金融乱象凸显中小企业生存困境
民间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指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而从事资金融通活动的组织。主要包括：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地下钱庄、合会等。中国的民间金融存在了4000多年，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明清时代发展到了高潮，近代山西的金融业代表着当时世界金融的最高水平。上世纪50年代我国进入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后，民间金融几近消失。改革开放后，销声匿迹了数十年的民间金融，又在回暖的经济浪潮中逐渐复苏。它首先从广大农村地区起步，最早出现在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虽然有着“名不正言不顺”的先天缺憾，但民间金融作为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后备军，不仅支撑了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对“三农”也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
去年以来，从温州到鄂尔多斯再到江苏泗洪县石集乡，全国各地频频曝出的高利贷链条断裂个案，把长期以来在主流金融体系之外顽强生长的民间金融的真实生态暴露在国人面前，更让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问题浮出水面。风起云涌的民间借贷热潮，暴露的正是当前中小企业艰难的生存环境。
中小企业属弱势经济组织，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受国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用工荒”和“高成本”的双重夹击，更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融资难”压力。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民间资本的供需失衡。从民间资本需求方来看，国家为应对通胀而收紧银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持续紧缩，加之扶持力度的不均衡，使得本就贷款困难的部分中小企业雪上加霜。在温州，实体经济普遍5%左右的微利现状，使得大部分中小企业难获银行信贷，于是，“付息借贷”成了饮鸩止渴的无奈选择。据浙江投资研究机构的分析，浙江小企业约80%都靠民间借贷维持经营。而民间高利贷又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放大了违约概率。从民间资本供给方来看，由于实体经济利润下降，且楼市实行限购、股市长期低迷、存款出现负利率，民间投资渠道变得越来越窄，“放贷谋利”自然成了民间资本的一个选择。在鄂尔多斯，除煤炭与房地产之外，民间借贷几乎成了民间资本的唯一出路。而在江苏泗洪县石集乡，高达98%的村民参与到高利贷游戏中。半数以上的居民热衷于放贷的资本活动，凸显了民众对于投资实业，尤其是创办中小企业的信心缺失。社会资本“避实就虚”，许多中小企业纷纷停产半停产、脱离实体经济领域，使得我国经济面临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
正是因为民间资本供需双方各自面临的困境：供给方难以获得满意的收益率，需求方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贷款，导致供需双方转向民间借贷领域，较大的供需缺口使得民间资本呈现“高利贷化”。可见，所谓的“民间借贷热”，一方面折射出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的匮乏，另一方面反映出了部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狭窄。生存空间的逼仄，不利于中小企业发挥吸纳就业的“社会稳定器”作用，也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的有序转变，其背后隐藏着的巨大金融风险更令人惊心：以滚雪球方式过度膨胀的民间借贷，长长的资金链一旦在任何一点上断裂，就会引发中小企业倒闭潮，更会让卷入其中的普通民众血本无归。
民间借贷、地下金融等非正规金融的种种乱象，已经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面对金融市场分割、民间高利贷以及货币政策困局，中国的金融改革又走到了关键路口。
二、温州金融改革探路民间金融阳光化
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批准实施《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式启动。
事实上，早在1987年，温州就被正式列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城市，2002年又成为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但这两大政策由于缺乏顶层和系统的设计，并没有引导温州民间金融走向阳光化。温州民间金融在政府规制与民间反规制的“较量”中几经沉浮，民间金融的正规化之路走得十分艰难。民间资本虽然充裕，但并没有产生令人称道的强大的金融。今天温州面临的困局，表面上是高利率的乱象，事实上与温州实业的萎缩，以及长期以来金融业的规范化止步不前有很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正式启动，可谓正逢其时。从实业的层面而言，通过建立与温州中小企业发展匹配的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从民间金融层面而言，利用温州自身有强大的民间资本的优势，通过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可以构建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金融体系。一方面重视实业，另一方面改变金融短板，两条腿走路。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提出了12项主要任务，在政策和现实层面，至少将实现五个方面的重大突破：一是正式将民间金融纳入主流的融资制度体系，提出要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民间金融的阳光化之路正式启动；二是为民间投资设立金融机构松绑，提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提出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这具有重大的制度突破和创新意义；三是提出要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这在国内也属于首创，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藏汇于民”政策的实施和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四是在机构创设层面探索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路径，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提出要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小微企业债券融资等；五是在产权交易体系方面，提出要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此项政策有望在温州催生全国最大的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的场所。 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将在民间金融的合法化、民间投资设立中小金融机构，以及非上市公司交易市场等方面取得突破，不仅有望解决温州民间资本乱流涌动的弊病，而且也为中国金融改革、为民间资本面临的各种困局尝试找到一条出路。
三、温州金融改革的启示
启示一：“只堵不疏”难以解决民间金融的根本问题，化解民间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民间金融的阳光化、规范化和法制化。我国长期以来未将民间金融合法化，不允许其正常存在，这大大限制了民间金融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并导致民间金融要么消亡，要么转入地下。因而出现的实际现象是，管制越严，地下金融就越活跃，农村金融市场的秩序就越混乱。由此可见，“只堵不疏”显然难以解决民间金融的根本问题。此次温州金融改革试验，最为重要的内容是确立当前民间金融合法性，让国内民间金融阳光化及规范化。
有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的民间信贷的规模在4万亿元左右，民间金融盛行的地方往往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大多数的民间融资都进入了房地产市场，而且绝大多数民间融资的资金最后都是来自银行体系。如果民间融资崩盘，不仅会严重危害中国最为繁荣的东南沿海经济，也会沉重打击国内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体系。因此，对于民间资本涌动带来的借贷行为，由不承认到默认、公开承认，再到予以收编，这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地方政府面对金融形势的变化主动出手的一种有益尝试。当然，要从实质上促使民间金融“阳光化”，还需加紧筹划、适时推出《民间融资法》、《放贷人条例》等法规体系，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在加强监管、不断完善对其管理的同时，为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以规范、约束和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促进正当的民间金融活动摆脱灰色金融的身份，充分发挥其拾遗补缺的作用。同时，这一举措也有利于将一些不属于违法范畴的灰色金融规范化。事实上，美国、日本也正是通过这种“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的，而非简单地采取打击和取缔的办法。
启示二：未来民间金融改革的难点与重点，是如何针对民间金融的特点发展民间金融的监管体系。我们一直在呼吁民间金融正规化，但正规化可能会有好的正规化和不好的正规化。所谓好的正规化，就是制度设计能让民间金融正规化后，仍能尽量保留其原来的效率高、能填补大银行体系服务盲区的特点，同时又能让其外部性得到必要的监管，成为“民间现代金融”。所谓不好的正规化，有两种可能，一是正规化后，逐步丧失了原来的“民间性”，沦为地方政府主导的准官方金融机构；二是身份正规化了，但并未伴随相应的治理结构、风险约束机制的正规化。因此，未来民间金融改革的难点与重点，是如何针对民间金融的特点发展民间金融的监管体系，让政府对民间金融主体及活动的监管，既“得当”，又“得力”；让民间资本能够在一定的规则体系内，享有足够的、必要的自由。为此，要研究确立地方政府对小型金融机构、地方民间金融活动的监管地位与监管责任，积极探索适合我国金融体系的金融监管模式。要建立地方与中央相关部门的即时信息沟通机制，探索中央监管机构只监管大的金融机构，而微小型金融机构放给地方的监管模式。要在坚持发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指导、协调和监督作用的同时，充分强化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意识和责任，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对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等小型金融机构的管理职责。
启示三：消弭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结构，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才是促进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根本之道。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不同，中国转型经济中存在着二元金融结构，即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分割。近年来，由于正规融资渠道的利率和信贷管制，压低实际利率，大量资金游离于正式的金融体制之外，使得央行利率政策的传导较为复杂，并且常常遇到“梗阻”，导致金融信号失真，这不仅损害了总体资金的分配效率，也不利于控制流动性的宏观规模和投向。而抬高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并不能真正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向，地下金融繁衍生殖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只有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市场的分割程度，才可能改善利率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和资金配置低效的局面。消弭二元分割的治本之策，是将其置于推动金融改革、优化全社会融资结构和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大视野中加以通盤考虑，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这也是促进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根本之道。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路径研究》〔批准号：10BJL0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编/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