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保证群众参与
　　
　　政府对农村修水，—直不如对修路重视。比如农村修路有“村村通”，国家统一给补助，但修水就没有“村村通”。中国的西部省份普遍缺水。新中国成立50多年了，一是因为资金等原因，有些地方的政府从来没解决过；二是有些地方的政府或村集体自行解决了，但解决得不彻底，工程半途而废，老百姓重返缺水状态。
　　近几年来，国债大力扶持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加上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村级组织的自行筹资，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的贷款和外国政府援助，安全饮水工程的资金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创新性的工程选择方法、机构安排以及监测评价体系等，成为政府和公众应该关注的重点。
　　《站在世界，看中国饮水》一文中，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的领导说：“加大政务公开工作力度，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是加强饮水安全工程管理、保障投资取得实效的必需措施。”我觉得光是这点还不够。以前政府主导的饮水工程，很少像世行贷款的陕西、四川工程这样，把保障人权和民主参与提到如此重视的高度。这也部分回答了：为什么我们以前的工程很容易成为“烂尾”和“中看不中用”的工程。
　　其实。不光是安全饮水工程，在中国实施的所有公共服务工程，以下模式都值得借鉴：社区动员、社区培训，公民社会组织参与项目，对弱势群体一视同仁等等。
　　地方政府可能觉得农民们已经习惯了不参与，实际上是政府官员习惯了不让农民参与，《湖北：农业与工业纵横中的“吃水”》一文中提到的：湖北省在实行“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时，利用学校，通过老师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回事，让他们再把政策、技术理解带回家，不就是很好的办法吗?
　　吴音
　　
　　半岛铁盒子
　　
　　近代以来，列强各国多次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形成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和损害。出于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各国在推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这一进程中，都掺杂着“个人的目的”。
　　面对越来越紧密的世界化体系，朝鲜当局显然无法长期维持其高度封闭的威权统治。在朝鲜方面看来，已然掌握的核武器既是其确保自身安全的“法宝”，也是其通过与有关各方讨价还价从而融入世界体系中的筹码。中国作为半岛利益的重要攸关方，以及半岛和平机制形成的参与方，既要为协调各国达成一致共识发挥作用，又要防止有关国家为了私利而形成对中国利益的合谋，使半岛整体上成为围堵中国的又一条锁链。
　　目前围绕半岛安全的各方角力仍在继续，但在这轮大博弈中要防止“囚徒困境”的出现。在半岛目前脆弱的平衡中，如果各方之间不信任、猜忌、防范的情绪进一步加剧，那么半岛局势有可能走人“零和博弈”的安全困境中。这对各方而言都不是一件幸事。在下一步的地区安全合作中，怎么扫开“丛林法则”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是有关各方都要认真考虑的事项。半岛安全困境的彻底解决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有关各方如何抉择应对，半岛局势最终会滑向何方，半岛铁盒子打开后会是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
　　程国
　　
　　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但要增加财政投入，更要转变体制
　　
　　十七大再一次明确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地位，并提出将围绕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最近，中央财政安排235亿元推进节能减排，新增教育经费470亿元用于调整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有关政策，在廉租住房制度建设方面，财政也在加大投资的力度。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民众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在地区间、城乡间、居民个人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而造成这种后果的就是原有不合理的制度环境，想不改变体制机制而仅依靠财政投入的增加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无异于舍本逐末。当然，改变体制机制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各种利益集团也会在新的政策中不断博弈，进而可能导致政策的变异。也正是因为更难，所以才让我们对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实施战略、具体的进程等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例如，财政转移支付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财政转移支付并非简单的财政问题，而是服从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又是宪政发展的一部分。当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条条与块块的问题等都是源于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建立有利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那必须把视野放到宪政框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范围内，才是解决之道。
　　又如，如果地方政府未能够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考核相关的责任人?也就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问责制度?如果没有法治政府、有限的政府，我们又如何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体系呢?当前，增加财政投向民生，是一种“补课”，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很长的距离。
　　罗洋
　　
　　食品价格改善贫富分化
　　
　　在很多人的经验里，食品价格是不断走低的，统计数字也证明了这一点：从1974年到2005年，世界食品价格降低了3/4。这就是为什么近期食品价格的上涨分外引人注目的原因。从今年春天开始，小麦、玉米、牛奶……所有你能想到名字的食品都在涨价，和2005年相比，涨幅达到了75％，而且这种状况还会持续。
　　世界范围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包括：人口众多的中国消费量的增加，1985年中国人均消费肉类20公斤，现在升到了50公斤，这意味着更多的粮食消耗。另外，美国1/3的玉米被用于制造生物燃料，这也影响了食品的价格。食品价格上涨会影响城市里穷人的生活，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把财富从富裕的城市转移到贫穷的乡村，缩小城乡和贫富差距。
　　
　　可能改变美国的两本书
　　
　　在1960年大选前夕，美国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出版了一本新书《保守主义的良心》，卖了400万册。在这本小书里，戈德华特重申了从罗斯福新政之后那些持续衰落的保守主义原则。这本书事实上开启了美国的保守主义时代，成为后来里根和布什时代保守主义复兴的精神来源。
　　而最近出版的两本新书对自由主义原则的阐释和重申，似乎可以和《保守主义的良心》对保守主义的意义相媲美。它们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自由主义的良心》和《新共和》的资深编辑Jonathan Chait的《强烈反对》。这两本书认为，保守主义是想根除罗斯福新政以来所构建起来的福利体制，他们在骨子里是反民主的，美国必须回归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上去。
　　
　　乔布斯的影响力
　　
　　《财富》选出了2007年度全球25位最有影响力商界领袖，为苹果公司注入新生的CEO乔布斯居榜首。苹果公司几年前在电脑市场中只有个位数的份额，没有市场力量、庞大销售网络和大型工厂。 但几年前，乔布斯凭iPod数码音乐播放机这个独一无二的创意，令苹果公司起死回生。乔布斯今年又有新搞作，涉足毫无市场份额的手机市场。各大手机网络商都与苹果公司合作推出iPhone，希望用乔布斯的-力量来吸引客人。
　　现在，乔布斯不仅影响了电脑业界，还影响了好莱坞，音乐，零售和无线电话产业。《财富》认为，比起传统中以权贵和威严为特点的影响力，现代商界领袖的影响力更多地闪耀着CA精神魅力的光辉，因为对个人而言，他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正变得越来越小。
　　
　　亚洲女强人崛起
　　
　　在《华尔街日报》11月20日的“亚洲商界女性十强”名单中，香港李嘉诚基金会的董事周凯旋名列第一。今年的排行榜中共有四位华人入选，较去年减少两位。周凯旋是唯一再度入选的女性，原因在于她“硷业家式慈善”的理念获得认同。和前两年相比，今年的一个特殊之处是有两位巴基斯坦女性入榜，分别是花旗银行高级理财顾问穆色拉夫·哈伊，以及巴基斯坦女性福利组织活动家穆克塔尔·玛伊。属于伊斯兰国家的巴基斯坦，过去从未有女性入榜。
　　今年《福布斯》全球百大最有权力的女人调查中，前十名里亚洲女性就占了三位，较去年多两位。回顾历史，亚洲女性一直是被压抑的，必须抛弃自己的梦想并漠视自己的才能，背着相夫教子的责任，但这个态势正在改变。
　　
　　中国人在日本
　　
　　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令人羡慕，两个国家的未来也紧密交织在一起。仪在上海，就居住了2万名日本人。而在日本的中国人数量更加可观：50万人的中国合法移民是日本的最大外国人群体，这些人不仅仅是厨师或者只是在便利店里值夜班，有超过8万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大学里学习，占了日本外国大学生数量的2/3。毕业后，他们会进入IT或者生物科技等日本的高端劳动市场。
　　中国白领劳动力的流入使得日本再次思考自己的国家身份。传统上，这个岛国一直都是内向而且瞑外的。但由于多年的低出生率造成了劳动力短缺，日本了解到如果要维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就必须引入劳动力。在这其中，像Meitec这样的猎头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Meitec在中国的5个城市为想要进入日本公司的中国工程师提供为期6个月的培训项目，他们中的一些人随后会派到日本。其中的必修课程包括团体协作(中国工程师更喜欢个人研发)、实际工程技能(中国的部分大学强调理论学习而不是实践应用)以及道歉的艺术(日本工程师能很快承认错误，但中国员工相对较少会这样)。
　　在过去的21年里，Meitec给日本输送了156名中国工程师，只有一个人回国。“我们的工程师并不是廉价劳动力，”Meitic的主席说，“他们与日本工程师一样具有高级技能，由于他们的中国背景，还能带来其他的价值。”这种状况也改变了日本很多中文学校的面貌，具体的表现就是学生家长已不再是过去的苦力，而是IT业的管理层或是科研人员。
　　但在很大程度上，日本社会对外国人仍然缺乏信任感，日本政府也将外国人视为临时居住者，而不是潜在的移民。并不是只有中国人面临这一困境，在日本生活数十年的韩国人、巴西人以及秘鲁人都很难取得公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