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助CIA找到拉丹
海豹突击队突袭本·拉丹的行动内幕已在一本最新出版的、拥有第一手资料，但未获得授权的书中作出了描述。该书明确指出，这次行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位名叫“Jen”（詹）的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分析员。在工作业绩难以进行量化确认的情报领域，Jen追踪本·拉丹的藏身地已有数年，她确信，这个恐怖组织的首脑人物居住在距离阿伯塔巴德的巴基斯坦军事学院不到半英里的一个有高围墙的大院内。在突击行动进行之前，这位女情报分析员告知突击队员们，他们在阿伯塔巴德很可能遭遇的情景，其细节如大院里住宅的门是向里开还是向外开……最后的事实表明她的判断颇为准确。
Jen是新类型的CIA特工：机敏、自信，且为女性。可是多年前的情况却不是如此。在CIA建立初期，这个情报机构将女性排斥在具有挑战性的间谍工作之外，拥有两个“X”染色体的雇员常常局限于很小的工作范围，如速记员、秘书等等，最高的职位也不过是中级情报分析员。
如今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Jen是一名情报分析员。她的任务是通过不算很清晰的无人侦察机拍摄的图像，电话窃听录音，以及其他途径获得的零星情报来查寻、确认恐怖分子、贩毒分子和非法武器交易分子的行踪和躲藏地点。自从9·11事件之后，CIA受到严厉的负面抨击，经常处于政治性监察之下。然而就在这同一时期，该情报机构通过训练出一代像Jen这样的目标追踪员，从而完善了目标追踪的科学性和技艺性现代化手段。相对于定向研究某一国家的政府或经济层面的地域情报分析人员，目标追踪员则聚焦于某一个人或组织，他们作为定案的特工和专案团队，工作在同一个单位进行案情研究和分析。按照CIA前行动部门副主任琼斯·罗德里格兹的说法，这些年来，目标追踪员中的大部分职位都由女性担任。
远在1990年代，CIA为了监视“基地”组织而设立了第一个单位，即当时被称为阿勒克站的情报小组招聘的几乎都是女性分析员。该站的首任负责人马克·苏尔指出，当他1999年离任时，他手下的14名目标追踪员都是清一色女性。他还解释说，9·11事件后，捕获第一批“基地”组织高级头目，就是靠这些妇女以坚忍不拔的工作精神提供出的情报。“如果要我在门上挂上一块告示牌，写上‘此地无需男性’，我很愿意做这件事。”
近些年来，最著名的一个目标追踪员是詹妮弗·马修斯。据乔比·瓦里克撰写的《三面特工》一书透露，这位女士是CIA一个特工小组的负责人，她的小组追踪到了“基地”组织行动方面的高级策划人阿布·祖巴达在巴基斯坦的法萨拉巴德的安全屋。在书中，瓦里克描述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情报官员不得不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作出的艰难选择。在被派遣到阿富汗考斯特CIA情报站工作期间，马修斯2009年圣诞节时与远在弗吉尼亚州佛莱德里克斯伯格的孩子们通过Skype进行视频对话。据瓦里克的叙述，在她的孩子们打开他们的节日礼物之后，最幼小的儿子问道：“妈咪，你能给我看看你的枪吗？”于是，马修斯给几个孩子展示了她的手枪和一把步枪。对话结束，她便去了驻地的食堂与同事们一起共进圣诞节晚餐。五天之后，马修斯在考斯特站附近与一名据认为是为CIA提供情报的约旦医生（作为线人）会面时，被这名人肉炸弹炸死。“她极其优秀。”罗德里格兹说道。
像马修斯一样，CIA资深情报分析员吉娜·班尼特在1993年最早发出了关于“基地”组织有可能对美国进行袭击的警报。这位有5个孩子的母亲说：“我不认为女性相对于男性，必然要在家庭和CIA生涯之间作出抉择。不仅我的丈夫完全支持我的工作，而且我的孩子们也理解妈妈是在做正确的事。他们并没有要求我在家庭和工作之间作出选择。他们理解到他们是我所做事情的伙伴，他们为我自豪。没有这一基础，我不能做好我正在做的事情。”
细腻女子更适合秘密工作
2009年初，奥巴马要求长期在CIA担任要职，并且熟悉反恐事务的专家布鲁斯·里德尔对阿富汗战争进行评估，以便为新政府制定政策时提供参考。里德尔最先着手调研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到CIA了解无人机项目，令他惊诧的是，投身于这一隐秘行动的女性人数如此之多。
就在白宫宣布新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之前，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召见了里德尔和他的工作班子，向他们的成绩表示谢意。里德尔的团队成员由一名来自国务院的阿富汗事务研究人员和一名来自CIA的巴基斯坦事务专家组成。里德尔在向奥巴马总统介绍CIA的专家时，称其为“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巴基斯坦事务研究人士”。奥巴马注视着这位脚穿高跟鞋的CIA女特工，以诙谐的口吻评论道：“你看上去不像一位研究巴基斯坦事务的专家。”
玛丽·玛格丽特·格拉哈姆，CIA中最早掌管间谍、破坏和准军事力量等行动的高层女性官员之一。她认为相对于该机构秘密行动部门，目标追踪员的生涯给予女性有从事较为重要的反恐工作机遇，只不过工作地点仍是在华盛顿地区。瓦莱丽·帕拉默，曾经在CIA任重要职务，2003年小布什总统执政时期由于卷入一桩复杂的内部纠纷而被解除职务。她认为目标追踪员的工作使得任职于CIA的女性能够在无需放弃家庭生活的条件下，更紧密地与外部激烈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这种工作由于时间因素而更适合于女性。”
当问到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任职于目标追踪员这一岗位时，格拉哈姆表示：“我的看法是，女性对细节更为关注，这正是这种任务所必需的。”苏尔对此表示赞同。“就此类行动的性质而言，女性在分析恐怖分子踪迹方面比男性更为适合，”他说道，“她们对细节的注意付出很多，对于城镇、居民、电话号码、信用卡、护照之间的关联都极其敏感。”在询问为何有如此多的妇女在担任目标追踪员这一职位时十分称职时，班尼特幽默地解释说：“一个顽强的女性总能得到她的心上人。”
CIA在情报工作方面并不总是没有性别要求。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荣获杰出服务奖章的平民女性，弗吉尼亚·豪尔的事迹为例。在大战期间，豪尔服务于CIA的前身，即闻名于世的“战略行动办公室”（简称OSS）。她装扮成一名农场女工，潜入被纳粹占领的法国，协助训练三个抵抗组织的部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位女性曾因截肢装有一条假腿。当她跳伞深入敌后时，是将假腿放在背包中从飞机跳下的。二战结束后，她继续服务于CIA，不过却远离了特工行动，而在办公室担任了一名情报分析人员。 女性地位逐渐提高
上世纪70年代，女性开始被征召加入情报机构，她们从事的不仅仅是情报分析员或秘书工作，也涉及间谍工作，但是过程进展缓慢。格拉哈姆拥有俄罗斯研究的硕士学位，她1979年受雇于CIA，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照看孩子的教师工作。她指出，在她加入这个情报组织的年代，读这类研究生课程的几乎没有女性。“与我一起上课的同学中女性只有5名，”格拉哈姆回忆，“在三年期间，陆续有3个同学休学，仅剩下我与另一个女生，她们离开的理由都很正常，如结婚后要生孩子了等等。”当时在CIA，女性雇员大多数只能晋升到被她称为“粉红领工作岗位”——在人事部门或管理间谍活动经费的部门担任文秘工作。行动部门的高级职位对女性依然是一个禁区。
即使在CIA成立的初期，担任了间谍工作的女性所具备的优点也是极其明显的。“甚至没有人怀疑一个女性能够胜任某一秘密行动执行者的工作。”一位已退休的CIA女特工回忆道，“那时我得以摆脱许多骚扰。”然而大男子主义的氛围仍然存在。在帕拉默开始第一次作为秘密行动特工接受任务时，她奉命去向所在行动站的站长报到。一走进站长办公室，只见她的这位上级抽着雪茄，将脚搁在办公桌上。他注视着自己的女性下属，让她原地旋转一圈。帕拉默奉命执行了。“你过关了。”站长微笑着说道。
到了1986年，在CIA工作的一些女性开始反击对妇女的歧视。那一年，一群女性工作人员向法庭递交了共同起诉（注：由一个原告或多名原告代表一些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提出诉讼），指控在这个情报机构中对女性的系统性歧视。1995年，CIA与起诉方达成协议，同意由法庭对它的人事任用进行四年的监督。CIA还同意支付94万美元给以前受侵害的女性雇员。“共同起诉事件发生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格拉哈姆补充道，“我原本希望我们决不上法庭，因为法庭的强制令不是解决问题的理想方法。”
根据戈尔森的说法，在共同起诉事件了结近20年之后，CIA中任职的女性资深官员已达到40%。从2011年开始，维·苏伊·布劳姆利担任CIA位居第三的指挥职务。她接替的是同为女性的斯特法妮·欧萨利文。顺着这条指挥链查看下去，许多像“Jen”这样的情报分析员，正担任着追踪任务，从而导致“基地”组织的高层头目被逐一斩首。
在干掉本·拉丹的那场突袭战之后，执行任务的海豹突击队飞往阿富汗位于贾拉拉巴德的美国空军基地。当士兵们移交装有恐怖大佬的尸体袋时，Jen和其他人就伫立在一旁观看。据“马克·欧文”——海豹突击队中自称击毙本·拉丹的队员叙述：Jen站在一小圈美国官员的边缘，注视着尸体通过；然而当一架C-130运输机不久后升空，朝喀布尔方向飞去时，他发现Jen含着欣喜的泪水，站在了官员们的中心位置。
以往，CIA一般并不派遣女性去获取一线情报，如今也试图让Jen远离公众视线。在谈及新书透露出的一些内容时，戈尔森指出，将任何一个人从参与追踪本·拉丹的情报分析团队中挑选出来报道是具有危险性的。“她们不期望引起注意，也有权利要求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们认为美国公众会同意这种做法。”Jen已经向她的男同事们证明，在CIA工作的女性同样拥有在隐秘状况下战斗的权利。
海豹突击队突袭本·拉丹的行动内幕已在一本最新出版的、拥有第一手资料，但未获得授权的书中作出了描述。该书明确指出，这次行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位名叫“Jen”（詹）的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分析员。在工作业绩难以进行量化确认的情报领域，Jen追踪本·拉丹的藏身地已有数年，她确信，这个恐怖组织的首脑人物居住在距离阿伯塔巴德的巴基斯坦军事学院不到半英里的一个有高围墙的大院内。在突击行动进行之前，这位女情报分析员告知突击队员们，他们在阿伯塔巴德很可能遭遇的情景，其细节如大院里住宅的门是向里开还是向外开……最后的事实表明她的判断颇为准确。
Jen是新类型的CIA特工：机敏、自信，且为女性。可是多年前的情况却不是如此。在CIA建立初期，这个情报机构将女性排斥在具有挑战性的间谍工作之外，拥有两个“X”染色体的雇员常常局限于很小的工作范围，如速记员、秘书等等，最高的职位也不过是中级情报分析员。
如今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Jen是一名情报分析员。她的任务是通过不算很清晰的无人侦察机拍摄的图像，电话窃听录音，以及其他途径获得的零星情报来查寻、确认恐怖分子、贩毒分子和非法武器交易分子的行踪和躲藏地点。自从9·11事件之后，CIA受到严厉的负面抨击，经常处于政治性监察之下。然而就在这同一时期，该情报机构通过训练出一代像Jen这样的目标追踪员，从而完善了目标追踪的科学性和技艺性现代化手段。相对于定向研究某一国家的政府或经济层面的地域情报分析人员，目标追踪员则聚焦于某一个人或组织，他们作为定案的特工和专案团队，工作在同一个单位进行案情研究和分析。按照CIA前行动部门副主任琼斯·罗德里格兹的说法，这些年来，目标追踪员中的大部分职位都由女性担任。
远在1990年代，CIA为了监视“基地”组织而设立了第一个单位，即当时被称为阿勒克站的情报小组招聘的几乎都是女性分析员。该站的首任负责人马克·苏尔指出，当他1999年离任时，他手下的14名目标追踪员都是清一色女性。他还解释说，9·11事件后，捕获第一批“基地”组织高级头目，就是靠这些妇女以坚忍不拔的工作精神提供出的情报。“如果要我在门上挂上一块告示牌，写上‘此地无需男性’，我很愿意做这件事。”
近些年来，最著名的一个目标追踪员是詹妮弗·马修斯。据乔比·瓦里克撰写的《三面特工》一书透露，这位女士是CIA一个特工小组的负责人，她的小组追踪到了“基地”组织行动方面的高级策划人阿布·祖巴达在巴基斯坦的法萨拉巴德的安全屋。在书中，瓦里克描述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情报官员不得不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作出的艰难选择。在被派遣到阿富汗考斯特CIA情报站工作期间，马修斯2009年圣诞节时与远在弗吉尼亚州佛莱德里克斯伯格的孩子们通过Skype进行视频对话。据瓦里克的叙述，在她的孩子们打开他们的节日礼物之后，最幼小的儿子问道：“妈咪，你能给我看看你的枪吗？”于是，马修斯给几个孩子展示了她的手枪和一把步枪。对话结束，她便去了驻地的食堂与同事们一起共进圣诞节晚餐。五天之后，马修斯在考斯特站附近与一名据认为是为CIA提供情报的约旦医生（作为线人）会面时，被这名人肉炸弹炸死。“她极其优秀。”罗德里格兹说道。
像马修斯一样，CIA资深情报分析员吉娜·班尼特在1993年最早发出了关于“基地”组织有可能对美国进行袭击的警报。这位有5个孩子的母亲说：“我不认为女性相对于男性，必然要在家庭和CIA生涯之间作出抉择。不仅我的丈夫完全支持我的工作，而且我的孩子们也理解妈妈是在做正确的事。他们并没有要求我在家庭和工作之间作出选择。他们理解到他们是我所做事情的伙伴，他们为我自豪。没有这一基础，我不能做好我正在做的事情。”
细腻女子更适合秘密工作
2009年初，奥巴马要求长期在CIA担任要职，并且熟悉反恐事务的专家布鲁斯·里德尔对阿富汗战争进行评估，以便为新政府制定政策时提供参考。里德尔最先着手调研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到CIA了解无人机项目，令他惊诧的是，投身于这一隐秘行动的女性人数如此之多。
就在白宫宣布新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之前，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召见了里德尔和他的工作班子，向他们的成绩表示谢意。里德尔的团队成员由一名来自国务院的阿富汗事务研究人员和一名来自CIA的巴基斯坦事务专家组成。里德尔在向奥巴马总统介绍CIA的专家时，称其为“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巴基斯坦事务研究人士”。奥巴马注视着这位脚穿高跟鞋的CIA女特工，以诙谐的口吻评论道：“你看上去不像一位研究巴基斯坦事务的专家。”
玛丽·玛格丽特·格拉哈姆，CIA中最早掌管间谍、破坏和准军事力量等行动的高层女性官员之一。她认为相对于该机构秘密行动部门，目标追踪员的生涯给予女性有从事较为重要的反恐工作机遇，只不过工作地点仍是在华盛顿地区。瓦莱丽·帕拉默，曾经在CIA任重要职务，2003年小布什总统执政时期由于卷入一桩复杂的内部纠纷而被解除职务。她认为目标追踪员的工作使得任职于CIA的女性能够在无需放弃家庭生活的条件下，更紧密地与外部激烈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这种工作由于时间因素而更适合于女性。”
当问到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任职于目标追踪员这一岗位时，格拉哈姆表示：“我的看法是，女性对细节更为关注，这正是这种任务所必需的。”苏尔对此表示赞同。“就此类行动的性质而言，女性在分析恐怖分子踪迹方面比男性更为适合，”他说道，“她们对细节的注意付出很多，对于城镇、居民、电话号码、信用卡、护照之间的关联都极其敏感。”在询问为何有如此多的妇女在担任目标追踪员这一职位时十分称职时，班尼特幽默地解释说：“一个顽强的女性总能得到她的心上人。”
CIA在情报工作方面并不总是没有性别要求。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荣获杰出服务奖章的平民女性，弗吉尼亚·豪尔的事迹为例。在大战期间，豪尔服务于CIA的前身，即闻名于世的“战略行动办公室”（简称OSS）。她装扮成一名农场女工，潜入被纳粹占领的法国，协助训练三个抵抗组织的部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位女性曾因截肢装有一条假腿。当她跳伞深入敌后时，是将假腿放在背包中从飞机跳下的。二战结束后，她继续服务于CIA，不过却远离了特工行动，而在办公室担任了一名情报分析人员。 女性地位逐渐提高
上世纪70年代，女性开始被征召加入情报机构，她们从事的不仅仅是情报分析员或秘书工作，也涉及间谍工作，但是过程进展缓慢。格拉哈姆拥有俄罗斯研究的硕士学位，她1979年受雇于CIA，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照看孩子的教师工作。她指出，在她加入这个情报组织的年代，读这类研究生课程的几乎没有女性。“与我一起上课的同学中女性只有5名，”格拉哈姆回忆，“在三年期间，陆续有3个同学休学，仅剩下我与另一个女生，她们离开的理由都很正常，如结婚后要生孩子了等等。”当时在CIA，女性雇员大多数只能晋升到被她称为“粉红领工作岗位”——在人事部门或管理间谍活动经费的部门担任文秘工作。行动部门的高级职位对女性依然是一个禁区。
即使在CIA成立的初期，担任了间谍工作的女性所具备的优点也是极其明显的。“甚至没有人怀疑一个女性能够胜任某一秘密行动执行者的工作。”一位已退休的CIA女特工回忆道，“那时我得以摆脱许多骚扰。”然而大男子主义的氛围仍然存在。在帕拉默开始第一次作为秘密行动特工接受任务时，她奉命去向所在行动站的站长报到。一走进站长办公室，只见她的这位上级抽着雪茄，将脚搁在办公桌上。他注视着自己的女性下属，让她原地旋转一圈。帕拉默奉命执行了。“你过关了。”站长微笑着说道。
到了1986年，在CIA工作的一些女性开始反击对妇女的歧视。那一年，一群女性工作人员向法庭递交了共同起诉（注：由一个原告或多名原告代表一些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提出诉讼），指控在这个情报机构中对女性的系统性歧视。1995年，CIA与起诉方达成协议，同意由法庭对它的人事任用进行四年的监督。CIA还同意支付94万美元给以前受侵害的女性雇员。“共同起诉事件发生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格拉哈姆补充道，“我原本希望我们决不上法庭，因为法庭的强制令不是解决问题的理想方法。”
根据戈尔森的说法，在共同起诉事件了结近20年之后，CIA中任职的女性资深官员已达到40%。从2011年开始，维·苏伊·布劳姆利担任CIA位居第三的指挥职务。她接替的是同为女性的斯特法妮·欧萨利文。顺着这条指挥链查看下去，许多像“Jen”这样的情报分析员，正担任着追踪任务，从而导致“基地”组织的高层头目被逐一斩首。
在干掉本·拉丹的那场突袭战之后，执行任务的海豹突击队飞往阿富汗位于贾拉拉巴德的美国空军基地。当士兵们移交装有恐怖大佬的尸体袋时，Jen和其他人就伫立在一旁观看。据“马克·欧文”——海豹突击队中自称击毙本·拉丹的队员叙述：Jen站在一小圈美国官员的边缘，注视着尸体通过；然而当一架C-130运输机不久后升空，朝喀布尔方向飞去时，他发现Jen含着欣喜的泪水，站在了官员们的中心位置。
以往，CIA一般并不派遣女性去获取一线情报，如今也试图让Jen远离公众视线。在谈及新书透露出的一些内容时，戈尔森指出，将任何一个人从参与追踪本·拉丹的情报分析团队中挑选出来报道是具有危险性的。“她们不期望引起注意，也有权利要求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们认为美国公众会同意这种做法。”Jen已经向她的男同事们证明，在CIA工作的女性同样拥有在隐秘状况下战斗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