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孟子与孔子双峰并峙,堪称百世楷模。在封建社会,《孟子》与《论语》同列“四书”,被钦定为读书求仕的标准教材,其地位不言而喻;而《孟子》较《论语》又有了明显的发展,书中长于言辞,善用比喻,以详申细述著称,气势磅礴,论证严密,颇具感染力和说服力,这早有定论,毋庸置疑。
　　问题是,最新人教版九年级语文教材所选《〈孟子〉二章》,却令不少师生读来云山雾罩,犹似雾里看花,晕头转向,百思不解!查查资料吧,又偏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大的疑惑是:第一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论点不够鲜明,究竟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还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呢?第二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论证不够严密,本论究竟是并列式还是递进式呢?为什么“忧患”偏重而“安乐”偏轻呢?
　　对此,笔者认为,与现代标准式议论文相比,《〈孟子〉二章》的行文结构尽管有些独特,但总体上仍然大同小异,层次分明。第一章是“开门见山”式总分结构,第二章是“卒章见志”式分总结构。我们不妨分别梳理一下。
　　梳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关键词是“以战喻政”。
　　这里有必要先补充一点,尽管孟子把孔子所提倡的广义上的“仁”具体化地发展到“仁政”,并且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不辞辛劳、身体力行地去游说各国君主,但在弱肉强食、烽火不息的战国时代,孟子的努力无疑只能是杯水车薪,就连比较信任、尊重他的滕文公、梁惠王时间稍微长了一点都觉得他烦;加上孟子能言善辩、词锋犀利,连声追问下,弄得“王顾左右而言他”,采纳他的政见当然更是无从说起。所以孟子只好违心地迎合统治者,为了引出“仁政”而不得不先来一句“王好战,请以战喻”。
　　现在我们划分一下这一章的层次。开头两句属于引论,开门见山提出论点;中间部分属于本论,事例对比证明论点;“故曰”以后属于结论,以战喻政升华论点。
　　需要强调的是,全文是“引论—本论—结论”结构,但重心不在本论而在结论上;论点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论证的最终归结却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具体一点说,孟子确实用较长的篇幅提出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并分别加以有力的证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非不高,池非不坚”等也确非泛泛而谈,颇有说服力,但正好像大谈鱼和熊掌的关系一样,战争只是一个喻体,是为了引出政治看法的必要过渡。在他看来,“域民”、“固国”、“威天下”等一系列政治活动中,如果仅靠“封疆之界”、“山溪之险”、“兵戈之利”等“武治”手段,那就好比战争中只依赖天时、地利因素一样是远远不够的,想靠的住就得用“文治”,这同样好比战争中抓住了“人和”一样。这个“文治”的内涵就是“道”也即“仁政”,而无敌于天下的“君子”就是“得道者”!真正把握住“以战喻政”的手法,本文也就豁然开朗了。
　　梳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关键词是“偏义复词”。
　　我们先说一下“偏义复词”。古代汉语中个别并列式的复合词,从实际语境看,并列成分中一个是表意重心,另一个仅是辅助陪衬。如《孔雀东南飞》中“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的“父兄”重心在“兄”上;《出师表》中“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的“存亡”重心在“亡”上;本课“威天下不以兵戈之利”的“兵戈”重心在“兵”上,等等,不一而足。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两句正是这样的关系,前半句为论述重心而后半句仅是补充说明。用今天的话说,证明了“成功的道路是坎坷的”,还需要再以同等的篇幅来证明“平坦的道路不易成功”吗?有些资料分析本文论述的是“忧患”和“安乐”两个问题,这值得商榷,这两个问题更合适的提法应该是“造就人才”和“治理国家”。
　　在“生于忧患”这一大主题下,我们可以把全文划分为两大部分五个层次,整体上是分总结构层递式步步深入——首先列举圣贤事迹,其次初步论证忧患是造就人才的客观条件,接着深入论证内在的阻隔是造就人才的主观条件,也就是说,成才不仅需要外在磨练,而且更需要内在磨练。再之后由个人成才推广到国家治理,说明一个国家同样需要内外的忧患磨练。最后水到渠成,得出结论。
　　可见,《〈孟子〉二章》即使以现代的文体标准看,也是较为典型的范文。只不过由于当时特殊的写作动机和词句用法,才让我们一时难以窥其全貌。揭开那层奇怪的外衣,含英咀华,我们就会由衷认可:这的确是足以传诵千古的美文!
　　(作者单位:沙河市柴关学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