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创始人之一徐锡麟原来已是“拔贡”，由于矢志光复中华，毅然舍去所谓功名，偕同陈光汉、马伯平和陶焕卿一行四人同去日本，想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因体检不合格而一同折返。回国后四人均捐了候补道，后来陶焕卿去南洋，徐、陈、马三人则去安庆候补，俟机行动。
　　徐锡麟去皖，已准备流血牺牲。他赴皖前，与光复会同志谈了一席话，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之慨，作为诀别赠言。他对秋瑾及先父吕公望（光复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是浙江光复的组织者及领导者之一;1916年任浙江督军兼省长）说：“法国革命了八十年方得成功，而我们中国的革命还没有开始呢，我此去安庆，是预备流血的，希望大家不要因我流血而退缩，这样，革命就有希望了。”他嘱先父好好帮助秋瑾，称秋瑾是热心于革命的好同志。
　　在徐锡麟的思想中始终认为，能打入军队才有办法，能掌握军队才有巨大的力量，因此参加军队也是革命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他自己当初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途径而东渡去日本的。为此，那次徐再三劝说先父“一定要混进军队去工作才有希望和作用，革命非有武力不可”。先父那时还是个廪贡生，久怀投军从戎之志而善思未决。经徐锡麟的一番启迪，乃坚定了弃文学武之心。后来进了军队，在军队中他始终依徐生前所望，用心结识了各省有志于革命之士，为后来的辛亥革命网罗四方人才，积累了革命力量。
　　1906年先父去保定进军校途经上海，曾偕同志同道合者四十余人往见秋瑾，一一向秋瑾介绍，相聚纵谈国事，人人共愤，真可谓“同仇敌忾”。四十余人均表示要加入“光复会”，并当场写好“入会志愿书”。秋瑾当时极为高兴地说：想不到光复会一下子就添了四十多位同志。她告诉大家，因情势紧急，她即将赶回绍兴去，如果一旦需要大家出力时，则希望大家都能回来。秋瑾还为自己已无时间备饭招待而表示歉意。
　　那次秋瑾并未向大家说明“情势紧急”指的是什么，不久徐锡麟、秋瑾两人惨遭杀戮后，同志们才明白原来两人将着手于如此惊人的革命行动。由于光复会从事秘密工作的纪律，当时秋瑾面对这一大批新参加的同志是不能吐露此类重要机密的。
　　至于秋瑾所说“如果一旦需要大家出力时，则希望大家都能回来”这句话是有寓意的。因为她不赞同先父去保定进军校，而是要他留杭沪做些工作，等待时机。她提出过要先父在上海担任《中国妇女报》的主编，先父婉辞未就，而举荐了知友胡俊卿去当。为了劝阻先父北上去保定的事，她与先父是有过一番争论的。秋瑾说浙沪两地重要，都需要人，可是却坚持不肯说所谓的“重要”原因。而先父所想却是从未来长远着眼。所以，他们的行动一致而且协作配合都极好，但他们的观点则是不尽相同的。
　　先父万万没有想到，那次乃是他与秋瑾的最后一面，分别后先父北上，秋瑾则返绍兴原籍。不多日，先父在北方闻知徐锡麟在皖惨遭剜心，秋瑾亦于绍兴闹市弃首，悲愤不能自已。徐锡麟、秋瑾的英勇事迹大大激励了光复会同志的斗志，先父自军校出来返杭与其他盟员仍如以往一样选妥善地（较多地是选在城隍山及白云庵二处）秘密会聚，商讨大计。这些同志后来都是参加辛亥革命的精锐骨干，而其中许多人则是光复浙江的少壮派将领。
　　武昌首义后，他们高举义旗统率，浙江军民积极响应，为光复浙江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辛亥革命平添了一页新的历史篇章。
　　（作者为吕公望之子、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已故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