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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基础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形成的现实格局，中国决策者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从市场建设的基础做起
6月下旬，中国钢铁业接受铁矿石价格上涨19％，旷日持久的全球铁矿石价格谈判终于落下帷幕（参见本期“铁矿石谈判终局”），有关基础商品“中国价格”的讨论则再度升温。一类有影响的看法认为：中国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包括钢铁在内的大多数基础商品的主要买家，应该主导基础商品的价格制定；往前推进一步则是——中国应该如何“争夺”基础商品的国际定价权？
持此论者相信，目前的基础商品价格是“不正确的”：基础商品价格飞涨，已经远远偏离了供应与需求的基本面因素，乃是受国际基金炒作所致。这些基金预见到来自中国的需求增长，于是提前进场，哄抬价格，中国因之付出过高的进口成本。
持此论者还相信，基础商品价格是可以由有力者“主导”的，并有多种集合政企之力“争夺主导权”的建议。比如，大力发展国内期货市场以与境外期货市场一较雄长，竞争基础商品定价中心的地位；由政府牵头重整相关行业，集合买方力量；斥巨资筹建基础商品储备，以利于价格干预行动——中国所拥全球最庞大的9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岂不正好派上用场？更甚者主张，政府应设立专门基金以平抑价格。有此心态，便不难理解，为何去年10月国储局交易员刘其兵在伦敦金融交易所之期铜投机因缺乏严格风险控制而致惨败，国家承担巨额亏损后，竟有说法称之为“争夺期铜定价权”之壮举！
我们认为，以为基础商品的价格可被“主导”而中国应当争夺“主导权”，是一种错误认识；如果进而影响到决策，将带来巨大风险。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基本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都通过世界主要期货交易所交易形成。铝、铜、铅、锡等金属的价格主要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确定，小麦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能源价格的主要中心是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决定哪个交易所在哪种商品定价上具有最重要影响力的因素，归根结底，是买卖各方能否最有效率、最低成本地达成交易。
过去，接近特定商品的主要产地和消费市场，是发展相应期货品种的理想条件。但在全球信息基础设施高度发达、全球金融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的今天，市场之间的竞争，早已使得传统的地域优势不足为恃，而更主要的是——如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所说——取决于“监管套利”；也就是说，哪个市场能够提供透明、有效的监管服务，保障交易合规有序完成，并恰当控制金融市场风险，交易就流向哪个市场。在这场“监管套利”竞争游戏中的胜出者，多为欧美期货交易所，绝非偶然。这些交易中心处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法治体系强健有效。
正因如此，基础商品的国际定价权操于有效率的市场无形之手，不可能以主观愿望力争而得。所谓基金炒作，如果是在交易规则范围之内，其实正是市场活力的来源，是一个交易所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正是因为在套期保值之外还有巨量投资基金往来于基础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合力创造出有如天文数字一般的交易金额，以一国之力与市场力量相抗衡，结果只能是以卵击石。那些主张以政府之手干预基础商品国际市场价格者，既对中国国力无清醒认识，又对国际市场深浅一无所知。至于所谓“国储局与国际基金争夺铜定价权”之说，更像是事后的文过饰非。
迄今为止，从未有过发达市场国家政府直接干预基础商品市场的案例。美国消耗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石油，进口量是全世界第一。即便如此，美国的石油安全政策多年来始终如一——美国希望国际石油市场有充足供应，不管在哪个价格水平上。国际油价现已涨至每桶70美元一线，美国舆情可谓沸腾至极；但干预市场价格之举，并不在美国政府政策选择范围之内。副总统切尼在回应释放石油战略储备以平抑油价的呼吁时强调，战略储备仅可在出现供给危机之时动用，其用途“不包括干预价格”。
面对基础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形成的现实格局，中国决策者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从期货市场建设的基础做起。在这里，强调期货市场的监管中立、提高监管效率，加强市场透明度，是必修课。同时，亦要清醒认识到，中国期货市场要想在国际基础商品交易中占一席之地，在诸多艰苦努力之外，还有待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而后者无疑是一个更宏大的主题。
可以确定的是，政府在其为中国经济创造良好环境的重大职责中，过去未有、今后也不应包含所谓“争夺国际市场的定价权”。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纵使中国期货市场有朝一日成长为国际上的一个交易中心,其“定价权”仍是市场的产物,不可能以任何主观意志而左右。 因此，我们更可以确定，政府在其为中国经济创造良好环境的重大职责中，过去有、今后也不应包含所谓“争夺国际市场的定价权。”
6月下旬，中国钢铁业接受铁矿石价格上涨19％，旷日持久的全球铁矿石价格谈判终于落下帷幕（参见本期“铁矿石谈判终局”），有关基础商品“中国价格”的讨论则再度升温。一类有影响的看法认为：中国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包括钢铁在内的大多数基础商品的主要买家，应该主导基础商品的价格制定；往前推进一步则是——中国应该如何“争夺”基础商品的国际定价权？
持此论者相信，目前的基础商品价格是“不正确的”：基础商品价格飞涨，已经远远偏离了供应与需求的基本面因素，乃是受国际基金炒作所致。这些基金预见到来自中国的需求增长，于是提前进场，哄抬价格，中国因之付出过高的进口成本。
持此论者还相信，基础商品价格是可以由有力者“主导”的，并有多种集合政企之力“争夺主导权”的建议。比如，大力发展国内期货市场以与境外期货市场一较雄长，竞争基础商品定价中心的地位；由政府牵头重整相关行业，集合买方力量；斥巨资筹建基础商品储备，以利于价格干预行动——中国所拥全球最庞大的9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岂不正好派上用场？更甚者主张，政府应设立专门基金以平抑价格。有此心态，便不难理解，为何去年10月国储局交易员刘其兵在伦敦金融交易所之期铜投机因缺乏严格风险控制而致惨败，国家承担巨额亏损后，竟有说法称之为“争夺期铜定价权”之壮举！
我们认为，以为基础商品的价格可被“主导”而中国应当争夺“主导权”，是一种错误认识；如果进而影响到决策，将带来巨大风险。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基本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都通过世界主要期货交易所交易形成。铝、铜、铅、锡等金属的价格主要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确定，小麦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能源价格的主要中心是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决定哪个交易所在哪种商品定价上具有最重要影响力的因素，归根结底，是买卖各方能否最有效率、最低成本地达成交易。
过去，接近特定商品的主要产地和消费市场，是发展相应期货品种的理想条件。但在全球信息基础设施高度发达、全球金融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的今天，市场之间的竞争，早已使得传统的地域优势不足为恃，而更主要的是——如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所说——取决于“监管套利”；也就是说，哪个市场能够提供透明、有效的监管服务，保障交易合规有序完成，并恰当控制金融市场风险，交易就流向哪个市场。在这场“监管套利”竞争游戏中的胜出者，多为欧美期货交易所，绝非偶然。这些交易中心处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法治体系强健有效。
正因如此，基础商品的国际定价权操于有效率的市场无形之手，不可能以主观愿望力争而得。所谓基金炒作，如果是在交易规则范围之内，其实正是市场活力的来源，是一个交易所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正是因为在套期保值之外还有巨量投资基金往来于基础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合力创造出有如天文数字一般的交易金额，以一国之力与市场力量相抗衡，结果只能是以卵击石。那些主张以政府之手干预基础商品国际市场价格者，既对中国国力无清醒认识，又对国际市场深浅一无所知。至于所谓“国储局与国际基金争夺铜定价权”之说，更像是事后的文过饰非。
迄今为止，从未有过发达市场国家政府直接干预基础商品市场的案例。美国消耗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石油，进口量是全世界第一。即便如此，美国的石油安全政策多年来始终如一——美国希望国际石油市场有充足供应，不管在哪个价格水平上。国际油价现已涨至每桶70美元一线，美国舆情可谓沸腾至极；但干预市场价格之举，并不在美国政府政策选择范围之内。副总统切尼在回应释放石油战略储备以平抑油价的呼吁时强调，战略储备仅可在出现供给危机之时动用，其用途“不包括干预价格”。
面对基础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形成的现实格局，中国决策者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从期货市场建设的基础做起。在这里，强调期货市场的监管中立、提高监管效率，加强市场透明度，是必修课。同时，亦要清醒认识到，中国期货市场要想在国际基础商品交易中占一席之地，在诸多艰苦努力之外，还有待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而后者无疑是一个更宏大的主题。
可以确定的是，政府在其为中国经济创造良好环境的重大职责中，过去未有、今后也不应包含所谓“争夺国际市场的定价权”。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纵使中国期货市场有朝一日成长为国际上的一个交易中心,其“定价权”仍是市场的产物,不可能以任何主观意志而左右。 因此，我们更可以确定，政府在其为中国经济创造良好环境的重大职责中，过去有、今后也不应包含所谓“争夺国际市场的定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