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偏逢连夜霾，把春日的西湖装扮得『山色空蒙雨亦奇』。我们心甘情愿地来杭州当人肉吸尘器，只因为这里有一位大隐于市的雕版印刷高人。中国的木版水印有两大最高技艺——饾版和拱花，很多雕版艺人宣称自己修成了这两大秘笈，但迄今为止，唯一让这两大技艺合体、让木版水印饾版拱花作品重现的，只有隐居于西子湖畔的黄小健。
　　出租车司机在西湖边的一个岔路口把我们放下，指着一条小路说，走20米就是桃园新村。这是沿宝石山而建的一个老式小区，处于杭州最繁华的地段，里面的建筑有些时空错乱——绝大部分是20世纪90年代无主题无风格的建筑，也有个性鲜明、文艺范儿十足的民国小阁楼。
　　“大爷，麻烦您让一让！”摄影师向一位闯入镜头的发型凌乱的老人喊道。老人一边抱歉地笑着，一边试探着叫出我的名字。原来，这位不修边幅的老人就是特地来接我们的黄小健——传说中雕版印刷的隐世高人。
　　黄小健引我们沿台阶上山，两边的建筑变成了清一色的民国范儿。摄影师抚摸着斑驳的墙面感叹：“这以前都是谁住的地方啊？太有情调了！”黄小健尴尬地笑了笑：“这地方，是民国初期传教士建的教会医院，老杭州俗称‘麻风病院’！”摄影师的手猛地从墙上弹开。
　　“麻风楼”有好几栋，黄小健的家兼工作室就在其中一栋的二层。19世纪末，英国安立甘会传教士梅滕更夫妇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戒烟所”，1914年广济医院将其改为麻风病院。1921年，英国医学博士苏达立受教会派遣来杭州从事麻风病治疗工作，后来接替梅滕更担任院长，他争取到了英国国际麻风救济会的援助，在宝石山东麓建起11栋风格不一的别墅，作为医院的病院、宿舍及教堂。黄小健的母亲是广济医院的职工，也分得一套寓所，母亲过世后，黄小健把寓所改为工作室。
　　踩着咚咚作响的木质楼梯上到二楼，最东边的公共阳台上堆满了或长或短的木板，它们就是制作饾版雕版的原材料——黄梨木，旁边紧挨着的屋子就是黄小健的家。“做饾版用到的木料比较多，家里施展不开，就堆放在这儿。”
　　黄小健把我们让进家里，这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老屋，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墙上只有两样装饰，一是写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雕版印刷代表性传承人”的匾额，另外就是一幅雕版印刷的红牡丹。屋里的物件大都上了些年纪：老式的百页木窗，14英吋的彩电，发着黄光的台灯，八仙桌上堆放着的《十竹斋笺谱》 《十竹斋书画谱》《萝轩变古笺谱》等书稿……黄小健说他是一个恋旧的人，身处在这老物件营造的空间，会睹物思人。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恋旧的性格，他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挖掘、守住并发扬饾版和拱花这原本已失传的手艺。
　　
　　
　　之前寻访苏州桃花坞年画时，年画传承人陈祖德曾经告诉我们，传统的木版水印法印书画，最高的技艺是饾版印刷。
　　扬州雕版印书、南京金陵刻经处印佛经，只需要单色印刷;苏州桃花坞的一幅年画，有少则三四种、多则六七种色彩，可根据画面颜色多少进行多次套印;而在印刷绘画作品时，往往涉及十几种甚至上百种颜色，明末时，在木刻画彩色套印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套印技术，画面上的每种颜色都对应雕出一块小木板，这些小木板堆砌在一起，犹如一种名为饾饤的五色小饼，这种印刷技术因而被称为饾版。
　　黄小健取出一张雁皮纸（一种半透明的白纸），覆在一本画册上，左手用一把小起子将纸压住，右手握着一只笔尖细如针尖的毛笔，轻沾墨汁，开始临摹画稿，十几分钟后，《十竹斋笺谱》中的一幅便跃然纸上。得知我们是来自南京，黄小健说：“其实，要说饾版印刷的嫡系正宗，还得说你们南京的十竹斋啊！”
　　自明代开始，中国，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市民阶层得到极大发展，他们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增强，名人字画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普通市民阶层负担不起名人字画的高消费，又想附庸风雅，于是复制品开始登堂入室。这个商机最先被精明的徽商发现，明代末期，徽州人胡正言在刻工汪楷的协作下，在南京制成了饾版印刷史上的巨著《十竹斋笺谱》和《十竹斋书画谱》;几乎同时，漳州人颜继祖与南京刻工吴发祥合作，用饾版印制了《萝轩变古笺谱》。
　　所谓笺谱，就是信纸。古时文人墨客的生活十分风雅，写信时，不仅内容要情真意切，所用的信纸也马虎不得：写给友人的信，信纸上要印琴棋书画的图案，以示品味;给佳人传书，信纸上得附有南国红豆之类，以表相思。笺谱就是为此而生的。
　　古时学画，主要是照着名家的作品临摹。所谓画谱，就是用来学画的模板。
　　随着现代印刷工艺的普及，曾经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刻印社开始萎缩，十竹斋有名无实，黄小健所在的浙江美术学院西湖艺苑水印工厂倒闭，曾经让西湖艺苑引以为傲的饾版和拱花技艺也失传了。
　　 　　西湖艺苑撤销时，黄小健对雕版还没有那么痴迷，“等我真正明白西湖艺苑之于杭州、雕版印刷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时，杭州已经找不到一个雕版传承人了，我只能一边到扬州、南京、苏州四处寻访雕版艺人偷师，一边躲在这老屋中尝试一切复原的可能。”
　　黄小健拎起一张临摹好画稿的雁皮纸向阳台走去，用糨糊把它贴在一块大木板上，用刷子刷平，如同手机贴膜一般，然后放在阴凉处风干。八仙桌上放有风干好的木板，黄小健左手拿凿、右手拿锤，开始雕版。
　　“这造型，怎么和桃花坞年画社、扬州广陵刻印社还有金陵刻印社都一样啊！”摄影师有些失望，同样的POSE，她在之前寻访其他雕版艺人时已经拍摄过好多次。
　　“当然一样了。我想恢复杭州饾版印刷时，西湖艺苑已经解散了，我只能到各国各地偷师。”虽然已经成为雕版印刷界的大腕，但黄小健十分坦诚，并不讳言自己手艺的来源。
　　画稿、贴稿、刻版，饾版印刷的这些工序和普通的雕版印刷大同小异，等到黄小健收起拳刀的一刻，变化终于开始了：他拿起刻好的版走到阳台上，抄起一把锯子，将原本一尺见方的木板锯得七零八落，然后将那些小木板一块块放在桌子上，用抹布擦干净，原本被木屑蒙住的图案显现出来：一行字、一朵花、一只螳螂、一座假山、一盆兰草、一方印章……那些分布在大木板上、看起来杂乱无章的图案此时都自立门户，成为一幅幅独立的图案。
　　黄小健要拓印的是《十竹斋书画谱》上的一幅画，画面上有十几种颜色。古时的雕版只能单色印刷，3种颜色的图画，就要雕3块版，进行3次套印，但套印也有很大的弊端，一是会造成雕版材料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图片印刷时可能产生重影。所以，像桃花坞、杨柳青这样的年画社，在印年画画稿时，颜色都非常单调，要么大红，要么大紫，普通民众尚可接受，对文人墨客来说，就太俗了。
　　黄小健把一堆刻有各种图案的饾版摆在桌面上，摊开《十竹斋书画谱》做参照，每拿起一块饾版，就从盒子里取出一块橡皮泥模样的东西贴在反面，然后用力将饾版在印刷工作台上压紧。待整个画面中的图案都固定在工作台上，黄小健对照着打印稿，通过移动橡皮泥来调整饾版的位置，之后打开颜料盒开始调色：在假山上涂上淡青，在兰花花瓣上涂上紫色，在花朵上涂上粉红……所有颜色涂好，他把宣纸覆盖在饾版之上，用粽刷在宣纸表面逐一刷过。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一张画稿就印好了。
　　黄小健将刚印好的画谱递给我，又指指墙上装裱好的那幅雕版印刷的红牡丹，问我们：两者有什么不同？学美术出身的摄影师眼尖：裱好的这朵花是凸起来的，刚印好的这朵花是平面的。”黄小健点点头：“这朵凸起的花，就是使用了拱花工艺。”
　　所谓拱花，是一种不着墨的印刷方法，以凸出或凹下的线条来表现纹理，让画面呈现出浮雕效果。黄小健拿出一个带有阴刻花朵图案的雕版，取出一张刚印好的画稿，把画稿上的花朵和雕版上的花朵叠加，又取出一个练指劲的铁球，用毛巾包好，在花朵上来回滚动、碾压了十几个来回，再拎起画谱，一朵红色的小花从纸上凸显出来。
　　看着这朵跃然纸上的花，我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忍不住问了一个可能会让大师难堪的问题：“您这用橡皮泥固定饾版、用铁球碾压拱花的方法，正宗吗？”黄小健笑了：“我这方法当然不正宗了。饾版和拱花技艺已经失传多年，古人固定饾版用的肯定不是橡皮泥，拱花也肯定不是用铁球碾压，那是因为以前没有橡皮泥，也没有这么光滑的铁球。既然橡皮泥的固定效果足够好，铁球也足够光滑，为什么不能用？龚自珍说：‘不拘一格降人材’。手艺的传承也是一样，得不拘一格！”
　　离开前，我特别选购了黄小健制作的一些笺谱：《富春山居图》《富春十景》《西湖十景》，虽然现在已经不写信了，但用这样一方笺谱做书签，绝对够味。摄影师选择了用饾版和拱花技艺全体拓印的丰子恺、沙孟海的三四幅画，虽然是复制品，但是用最古朴、纯手工的方法复制而成的，也是不可多得之物。
　　有朋友想让我帮忙代购黄小健的雕版，却被黄小健回绝了：“我到现在雕出了一千来块雕版，对一个雕版艺人来说，可能足够多了，但一块雕版就是雕版印刷术的一个基因切片，而我想要绘制的是整个雕版印刷术的基因图！”

雕版印刷的“技”与“忆”

　　雕版印刷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印刷形式，又称整版印刷或木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是扬州，这里至今完整保留着全套古老的印刷工艺。雕版印刷术普及后，人们不断研究新的技术，出现了木版年画、饾版印刷等多种形式。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雕版印刷已被尘封于历史之中，但在扬州、南京、苏州等地，仍有很多后来者致力于保存这一传统技艺并发扬光大。
　　
　　扬州雕版印刷技艺始于唐代，发展于宋元时期，兴盛于清代。杭集镇位于扬州南郊，清代以来，这一带雕版艺人众多，以陈开良、陈正春、陈礼环、陈开华、王义龙、刘文洁、陈兴荣等为代表的“杭集扬帮”，写工、刻工、印工、装订工齐全，世代相承。
　　
　　古时雕版印刷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三类。官刻是指官府组织的刻印工厂，由官方从各地征集优秀匠人集中刻印图书，规格高，规模大，影响深远。坊刻是指由私人作坊主聘请雕版印刷艺人开设的作坊，选题、刻印种类与坊主的学识水平、兴趣爱好有着密切关系，逐步形成某个书坊独特的刻印风格，或在某个地区形成坊刻的流派，如民国中期，扬州的陈恒和父子创办“陈恒和书林”。家刻则是指家族传承或拜师带徒式的“个体户”，清代扬州所刻书，家刻本占了大多数，主要有三类——扬州盐商刻本，扬州盐商中有一部分为商人兼文人，不惜重金收藏图书;“集著作家、藏书家、校勘家”于一身的刻书家刻本，是扬州家刻的主流;写刻本，如“扬州八怪”，他们亲自写样，上板精刻，将书法运用到雕版印刷中。清末之后，国外先进的印刷技术引入中国，官刻逐渐消失，坊刻和家刻则艰难地延续了下来。
　　
　　位于南京淮海路35号的金陵刻经处，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起点。1866年，金陵刻经处由杨仁山创立，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创办的集雕刻、印刷、流通及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目前这里藏有125000块经版，无一不是雕版中的精品，每一块都是不可复制的绝版。
　　金陵刻经分为三步：刻板、印刷、装订。其中“刻板”环节又分为写样、上样、雕刻。现在的刻经人主要做的是老版的修复工作，一般不会大规模刻板。印刷采用飞印方法，先将经版放在托版上夹紧，再用刷子蘸墨汁均匀涂刷，覆盖宣纸，再用擦子在宣纸上压擦。最后将宣纸揭下。装订也颇讲究，有抽页、对折、齐栏、上纸捻、贴封面、切边、打眼、线装、贴签条等多道工序，大部头经书还要装上函套。
　　
　　桃花坞年画是姑苏城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它将文人画的风雅用民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述，例如：表达祈福迎祥的《一团和气》《花开富贵》，用来驱凶避邪的《神荼郁垒》《钟馗捉鬼》，说时事风俗的《洋灯美人》《苏州火车开往吴淞》，讲戏曲故事的《三笑姻缘》《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可以说年画就是社会的一扇窗，透过它们能看清世间百态。
　　桃花坞的画在清乾隆年间的鼎盛时期，每年销量达百万张，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年画品种，不仅行销全国，还出口到日本，影响了日本浮世绘的发展。
　　桃花坞年画的制作分为三步：画稿、刻板、印刷。其中，“画稿”步骤尤为关键，“刻板”难度最大，而套色印刷则是桃花坞年画区别于其他年画的独特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