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1月我来到北大荒插队，第二年开春，部分知青就被抽调到机务排做拖拉机手，其余下地劳动或养马喂猪，被称做大田排和后勤排。我们相互戏称“油耗子”、“大田鼠”。在我们心中，黑土地、拖拉机、垦荒、收获，一起构成了青春岁月的浪漫。
　　1969午4月正是播种季节，12日是我的夜班，大约八九点钟的时候，旁边的一台播种机上有一根排种管堵了，我赶忙过去解决。去过北大荒的人都知道，农忙的时候，机务、大田两个排的人员经常穿插使用。一般都是两三个机务排的人和四五个大田排的人编成一组，所以出了故障义不容辞应由机务排的人排除。漆黑一团的地里，即使有再多的照明灯，绝大多数的地方都属于黑暗角落。4月的北大荒还是很冷的，我在线手套里又戴了一副绒手套。就在我找到堵塞的排种管准备卸下时，传动轴上的开口销子勾住了我的手套。我的第一反应是抽出手来，但两副手套把手箍得太紧了。接下来的事就发生在几秒钟内，我的手掌部被卡在了两个排种盒之间，被勾住的手套随着传动轴继续转动，强大的撕扯感让我尖叫起来，旁人大声呼喊让驾驶员停车。
　　我的师傅开来一辆拖拉机，用车前的大灯照着，拿来了一切用得上的工具，该拆的拆，能卸的卸，还不行就用随身带的水果刀来割。我尽量表现坚强点，可是还是忍不住大声喊痛。至少过了十分钟，我的手才被取出来。我记起以前看到书上说疼痛是从知道自己负伤开始的，不清楚伤势会减少疼痛感。所以手取出来以后我只敢飞快瞥一眼，不敢仔细看，只感觉手指严重变形，细长而且苍白。
　　在我的手还卡着取不出来的时候，师兄张吉祥就被派回报信。他惊慌失措跑回连队，报告我的“手没了”。所以当东方红拖拉机以五挡的速度冲进营区时，路边已经站满了人，没想到车门一开，“手没了”的我自己跳下车来，让全体人都始料不及。汽车马上发动，载着我直奔20里外的团部医院。很多年后我一直不可思议，当年的我怎么会那么冷静。在车上脑子里居然还在想上工前跟炊事员约好的夜餐饺子。
　　那晚团部医院值班的是牙科的贾医生，我躺在手术台上，医护人员边处理伤口边小声议论。我听到了声音不大的“截肢”两个字。这时我才真正有了恐惧感。红口白牙的说，白纸黑字的写，可那都是别人的手，我的头感觉轻飘飘，绝望地说，我不截肢！贾医生说，伤成这样，不截肢怎么行？
　　我的出院诊断书上写着：粉碎性骨折、开放性挫伤。左手中指从根部几乎缝了一圈，食指截去第一节，其他许多地方皮开肉绽。大概是牙科大夫做的手术，截肢的创面在骨与肉齐平的状态下抻着缝上了，包着指端只有一层薄薄的皮。不过在那个年代，那种医疗环境，这样的结局怪不得谁。
　　手术的当晚，我托着手臂在病房的走廊里来回走了一夜，一声没吭，自始至终没有眼泪。伤还没有痊愈我就回到了拖拉机上，扭着身子用右手挂挡。
　　在播种机上常发生的违反操作规程是用手去捅排种齿轮，那样会被齐整整地咬下一截，年年春播必讲。我的事故属于偶然事件，但不知被谁演绎成了“经典错误”。以后几年的播种时分，“某年某人出过这样的工伤”通过广播传向公社四面八方，它对我的伤害胜过断指。我只能对着广播喇叭无声地抗议。
　　回城后，我的第一个工作是服装厂缝纫工。我用残缺的手在流水线上干了七八年，年年是质量标兵。退休后，我学过编织小工艺品。凭着对色彩的敏感和做事的认真，我手中诞生的作品赏心悦目为人称道。
　　受伤那一年我还不到19岁。之后近40年，我的左手丝毫没有影响任何工作。我从没觉得自己和残疾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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