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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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实践创造性结合的理论成果，具有科学性、价值性和实践性的鲜明理论品质。科学性体现在事实、规律和实践检验三个方面，价值性是科学理论在指导实践过程中所代表的方向性和主体意向性。科学性受价值性的引导和规范，价值性以科学性为基础，二者统一于具体的现实的对象性活动（实践）中，形成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社会经济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的典范，是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立足于新时代中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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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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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项目“中国经济‘脱虚向实’的推动机制研究”（20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年度培育项目“企业家、知识创新与经济发展”[项目编号：JBK1609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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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实践创造性结合的理论成果，具有科学性、价值性和实践性的鲜明理论品质。科学性体现在事实、规律和实践检验三个方面，价值性是科学理论在指导实践过程中所代表的方向性和主体意向性。科学性受价值性的引导和规范，价值性以科学性为基础，二者统一于具体的现实的对象性活动（实践）中，形成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社会经济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的典范，是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经济实践中的伟大斗争，服务于伟大事业，坚持科学性、价值性、实践性的统一，着力推进体系创新、应用创新和融合创新。
其他文献
本文讨论了哪些条件有利于经验科学的创新。原创性的科学研究背后，有三大类的基本条件：心理条件、社会条件和哲学条件。哲学观点有可能促进或阻碍科学研究，例如非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会严重伤害理性的探索现实的计划。只有在一个有利于理性和客观性的哲学环境中，科学研究才有可能蓬勃发展；此外，哲学环境本身也座落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之中。本文详细阐述了这些主题，指出：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必须服膺于由科学主义、实在论、唯物主义、系统论、人文主义构成的哲学五边形，且每一边都必须从“纲领性的主义”的角度来看待。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意识形态概念的接受史和解释史是丰富多样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乔治·马尔库什在本文中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将其划分为三种意义内涵，分别是论战一揭露的意识形态、解释一功能性的意识形态以及批判一哲学的意识形态。在本文中，作者详细探讨了三种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发挥的不同作用，不仅指出三种意识形态概念存在着某种相关性，更对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内在张力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生态文明只有通过发展能有效达到预期目标的政策才能实现。仅仅谴责现有的经济因素，意义不大。为此，一种建没性的、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应该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来指出具体的政策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本文论证的“杰斐逊式的社会主义”即被认为是一种适应于生态文明的社会经济制度，它体现了人类寻求管理与治理之间相互融合并最终促进生态保护的努力。
在《拯救正义与平等》中,柯亨认为,根本的道德原则并不建立在事实性的依据之上。但本文指出,所有的根本道德原则都是敏于事实的。它们都深嵌于一个独立的信念——包括事实性信念——之网中。实际上,所有发挥作用的道德信念、道德原则和道德实践都处于这样一些独立的网络中。最根本的原则是最深入地镶嵌在相互依赖的信念和事实网络中的道德原则。
哈贝马斯认为主体哲学的问题可以通过从心灵主义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型而避免,他相信主体性是与他人交往过程的结果,在解释主体性问题时,主体间性占有优先性。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主体哲学的复兴表明这一论断的可疑性。任何理论的认识合法性都必须预设一个主体和主体性。在亨利希等人看来,主体性仍然能够作为哲学的原则,只要我们能够避免在基础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亨利希试图从对主体性的分析开始,提出一种能够统一当代哲学个中本体论的一元论,以坚持和发展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成就。亨利希等人的主体哲学对哈贝马斯及其学派的批判理论提
在本文第一部分,作者首先简要回顾了发起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的历史背景,介绍了它的收文原则,回顾了试编过程和当时的机构、人员配备,重点介绍了作者自己编辑出版《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的具体经过。在文章第2部分,作者运用严谨的资料,阐述了《资本论》的创作史。这包括从设想、受恩格斯推动,到写作手稿、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再到写作《资本论》两部手稿并正式出版第1卷的全部过程。在总结该卷编辑得失的第3部分,作者通过回顾自己总结的研究重点,为我们提供了评价编辑工作的参
对于文化，钱穆先生曾有这样的看法：“文化是一个生命，这生命是一大生命，不如我们每一人的小生命；同时是一长生命，不如我们每一人的短生命。因此在文化传统里面，必然包含着长时期和多方面的活动，因此文化定有个大体系。在此大体系中，自会不断发生冲突，也就得不断寻求调和。任何一个文化体系，不会没有冲突，其所绵历的时期太长，而中间内容又太复杂，总得要产生有冲突，而又不能老是冲突下去，又一定要得以调和。”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埃斯波西多和内格里等人对“公共”概念的讨论与意大利20世纪左翼革命的特质密切相关，由于意大利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强大的激进革命传统，左翼激进政治理论家始终面对国内政治分裂和公共领域的不稳定状态，对“公共性”的讨论替代了对“公开性”的讨论。而21世纪之后，全球新自由主义治理体系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和阶级矛盾，则将这种立足于意大利现实的讨论，转化为具有相当普遍性的概念探讨。阿甘本立足于主权权力结构中“一”与“多”之间的矛盾来探讨“公共”，将公共概念定位为民众立足于神圣暴力，对既定政治秩序的抵抗性
反全球化运动之中包含了许多种运动，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逐渐集中到反公司化，进而反抗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全球性公司显示了政治、社会、经济、生态等问题的紧密勾连关系，不同的反抗力量利用这些公司所提供的基础结构，超越民族和国家的边界联合了起来。全球化本质上暴露了主流政治的危机，反全球化运动因而需要挑战传统的党派政治和选举政治，寻求替代性的、参与式的民主，制定共同的政治框架，容纳多样性的地方运动和日常斗争，融汇成一个志在重申公共性的新的国际性人民运动。
2017年3月10日，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召开了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研讨会，研究部全体人员就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实际交流了学习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