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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自粗犷的武汉，而且高中就辍学了。那么，他如何成长为亚洲身价最高的在世艺术家之一？
1998年时，曾梵志还在为找一处地方展示自己的画作而苦恼。那时，中国的现代艺术市场几乎不存在。后来，多亏一家起步不久的上海交易商（香格纳画廊）帮忙，曾梵志才得以把一幅作品挂在上海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大堂里。一名美国游客出价1.6万美元买下了他的这幅名为《面具系列6号》（1995年作）的作品，这让他非常高兴。
短短十年之后，在佳士得于香港举行的一次拍卖中，这幅作品被人出价970多万美元拍走，这让曾梵志成为亚洲身价最高的在世艺术家，同时也让那名在拍卖中卖出此画的美国游客欢欣不已。
时至今日。曾梵志已成为艺术界的代表之一。从他的艺术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艺术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从他小时候即文革期间的功利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到今日令人目眩的高度——在全球举办艺术展，身价高达七位数。
我来到曾梵志的工作室对他进行采访。他的工作室位于北京城郊一个著名的艺术区。这里就像一处宁静的绿洲，让人可以暂时远离北京那令人抓狂的污染和喧嚣。穿过一个带假山泉水、高大树木的庭院，便到了入口大厅。大厅里主要摆放着一座精美的木质佛像，其年代可追溯到唐朝建朝的公元618年之前。
大厅左侧，就是曾梵志工作室的入口。他的工作室屋顶很高、屋里很亮堂，里面排列着大量已经完成或尚未完成的画作；他那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作品，也随意地点缀其间。曾梵志抽着一支上好的雪茄，与一位客人忙着审视他最新画展的小型模型——这是一个回顾展，要展出他在1990年至2012年间创作的40幅画作和雕塑。该展览将于今年10月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幕。
他的助手在隔壁的厨房给我沏了一杯美味的浓缩咖啡。几分钟后，曾梵志来了。他一头大汗地向我道歉，说让我久等了、而且工作室里没有空调——他解释道。没装空调是因为他的画需要慢慢晾干。
他刻意保持礼貌，态度平静而谦和，甚至有些害羞，但他的眼神却有着花岗岩般的坚毅。我们在庭院的花园里坐下，沏了一壶好茶，我感觉他已经适应了别人对他的恭维。“我们目前正处在中国艺术大发展的时代，”他说，“上世纪90年代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却有数不清的艺术家。我不好说他们是不是都很出色，只有未来的人能够评判。”
中国艺术市场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富前景，吸引来了无数造假者、抄袭者和机会主义者。面对这些人，曾梵志给出了上面这样一个含蓄而有些外交辞令式的评论。他表示，自己不会浪费时间思考艺术界乃至整个世界的现状，自己的全部心思几乎都在绘画上。他坚持认为，每一笔都要由自己来画，为此他放弃了周末，一年330天都泡在工作室里。只有在北京酷暑之时，他才会抽出一个月时间与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这种对艺术的专注一直是曾梵志人生最突出的特点。1964年，曾梵志出生于粗犷的华中城市武汉，父母是印刷厂工人。他说：“我一直是个坏学生，拒绝别人强迫我学些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我那时真正感兴趣的只有素描和油画。”
武汉是文革的震中之一。文革始于1966年，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官员在这场运动中受到迫害或失去生命。曾梵志的父母被定为工人阶级，因此他的家庭相对要安全一些。但在这场席卷整个社会的浩劫面前，他的家庭也并非毫发无伤。
“那时所有人都穿一样的衣服。但我母亲喜欢漂亮的东西，有时候，她穿的衣服会带点色彩，比如上面印着粉色的花。”他说，“就因为这个，她被批具有‘小资产阶级情绪’。那段经历深深影响到了我的整个家庭。”
尽管曾梵志的母亲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被暴力“批斗”，但他一家却遭到几波气势汹汹的红卫兵的公开羞辱。红卫兵在他家房子外面和她母亲工厂里都张贴了“大字报”，批判他母亲。“大字报”是一种用毛笔字手书的海报，自中国还是帝国的时候起就被用来表达抗议或传播热门消息。
在那之后不久，年轻的曾梵志就开始把绘画当成个乐子，从原先毛时代学校教育的单调中脱身。他说自己是个坏学生，这可并不是在夸大其辞或是在假谦虚：他没有念完高中，16岁时就像他的父母一样在印刷厂工作，并在业余时间去上正规的绘画课。
有一天他发觉，有一种叫美术学院的东西，他随即决定申请。但由于在数理学科上有欠缺，他连续五年高考都没有考上。1987年，他终于被湖北美术学院录取，时年23岁。他说：“我很幸运，我父母没有给我压力或者打击我，他们很支持我。每年我的高考成绩都提高一点点，直到我最终考上。”
1991年毕业后，曾梵志只想待在家里画画，但他被政府分配到一家刚刚起步的广告公司工作。事实证明，那时正是新中国广告业的破晓时分。“我刚开始在那工作的时候，唯一能被展示的广告就是政治标语。但很快局面就改变了。”曾梵志说，“我给那家广告公司弄到了一笔大合同，因此可以一年不去办公室。我一些最好的作品就是那段时期画的。”
曾梵志接受的正规绘画教育大多意在让学生创作出传统的苏联式现实主义作品，但他却发展出对德国表现主义的欣赏。在向广告业进军的短暂岁月里，他甚至还读过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关于如何营销啤酒和衬衣的著作。曾梵志创作出了自己的首批重要作品，包括圣诞而又令人难忘的《肉》和《医院》系列——在这些画中，他已为人物画上了超大号的手，这也成为他日后作品的特征之一。
1993年初。曾梵志得以彻底辞去工作，搬到文化底蕴丰厚的北京。在这之前，他已把最初的几幅作品卖给知名香港藏家张颂仁。张颂仁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颇有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栗宪庭的建议，给曾梵志的四幅大型油画每幅出价2000美元。这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是一笔巨款。
曾梵志说，张颂仁仍保有那四幅作品，它们今日肯定已价值数百万元美元。“在当时。这两位（张和栗）是中国艺术界最重要的人物。他们真的对我的起步起到了帮助，”他说，“不仅仅是在经济上，他们还给了我自信。” 曾梵志说，在北京，他找到了一个圈子，可以“一起吃喝一起玩”，其中的一些人未来将跻身中国最知名艺术家行列。同时，他还踏上了一条不断重建和改造的道路，彻底地采纳然后摒弃新风格。“我们认为梵志是中国最伟大的在世艺术家，原因之一是他的视觉图像始终在变化。”高古轩画廊香港分部主管尼克·西穆诺维奇说，“他从未满足于一种身份，而且在很多方面他都越来越出色。他的艺术其实反映出了中国的发展。”高古轩在中国之外的市场代理曾梵志的作品。
来到北京约一年之后，曾梵志开始创作《面具》系列。这也让他最终成为身价百万美元的艺术家。这些作品采用的风格和技法有别于以往的作品。反映出了他的如下感受：中国首都的人们在面具背后，互相掩饰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尽管《面具》系列成为他市场价值最高的产品，但他在2004年却再次彻底改变风格。这一次，他努力的目标是研究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和书法。
他认为，浪漫主义画家、德国表现主义流派、塞尚、毕加索、流行艺术和中国传统画家都对自己有所影响。但他表示，他的生活和经历才是塑造他作品的最重要力量。他最近的作品以大幅精细绘制的风景画为主，画面被大量荆棘般的线条扭曲；另一些作品则含有对他最喜欢的某些德国画家的直接参考。
西穆诺维奇说，中国艺术市场过去十年经历了几个让人揪心的周期，但曾梵志作品的价格一直相当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海外艺术圈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另外他的作品大多由国际藏家收藏。
“（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中国艺术市场来说是件大好事，因为投机者被清除掉了，剩下的则是真正的艺术爱好者。”曾梵志说，“不过，这对我没产生什么实际影响。因为不管二级市场发生什么事，我作品的售价一直比较稳定。”
2011年。中国艺术家张晓刚1988年创作的一幅作品在香港拍出1010万美元的价格，打破了曾梵志的拍卖纪录。不过，中国现代艺术品的价格仍不够稳定，经常受到投栅性购买的冲击，尤其是来自中国内地的购买。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任何富人从定义上来讲都属于新富，或者说是“暴发户”。伴随这种暴富的，是物质享乐主义和炫耀性消费。
曾梵志显然享受了成功带来的身外之物——设计师品牌服装，名牌表—一旦和中国数量越来越多的新富们一样，他现在似乎也在追寻某种更实质的东西。“刚起步时，我想的是赚更多的钱，买豪车、坐飞机，但最近几年我真的改变了很多。”他说，“我认为，如果所有人做事都是只为了钱，那这个社会就完蛋了。”
生活中他变得越来越富有，但他的品味却变得越来越简单。曾梵志说，自己仅有的真正嗜好是古巴雪茄和高档中国茶。他最大的开支是在自己艺术空间的运营上，每年花费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这个艺术空间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支持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让他们能够展出自己的作品，丰富自己的艺术经历。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曾梵志只有一次表露出警惕和不安，那就是当我问他政治在中国艺术中扮演何种角色时。世界知名异见艺术家艾未未住的地方，与曾梵志工作室只隔几个街区。艾未未的住所经常受到中国国家安全部人员的侵扰。“我并不是对政治不闻不问，我只是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我的艺术上；我不是个政治艺术家。”曾梵志说，“艾未未是我邻居，我并不反感或讨厌他。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也有自己（做这些事情）的原因。”
曾梵志的雪茄快抽完了，我们的采访也接近尾声。但临走之前我想知道，那个在1998年投资了这位默默无名的画家、最后赚了将近1000万美元的美国游客后来的故事如何。“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不过，在（2008年）拍卖会上售出那幅作品之后，他曾到北京来看我。他很高兴，因为作品卖出了高价。”曾梵志说，“我猜他想看看艺术家本人长什么样。看到他赚了那么多钱，我也觉得很高兴。”
摘自FT中文网
1998年时，曾梵志还在为找一处地方展示自己的画作而苦恼。那时，中国的现代艺术市场几乎不存在。后来，多亏一家起步不久的上海交易商（香格纳画廊）帮忙，曾梵志才得以把一幅作品挂在上海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大堂里。一名美国游客出价1.6万美元买下了他的这幅名为《面具系列6号》（1995年作）的作品，这让他非常高兴。
短短十年之后，在佳士得于香港举行的一次拍卖中，这幅作品被人出价970多万美元拍走，这让曾梵志成为亚洲身价最高的在世艺术家，同时也让那名在拍卖中卖出此画的美国游客欢欣不已。
时至今日。曾梵志已成为艺术界的代表之一。从他的艺术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艺术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从他小时候即文革期间的功利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到今日令人目眩的高度——在全球举办艺术展，身价高达七位数。
我来到曾梵志的工作室对他进行采访。他的工作室位于北京城郊一个著名的艺术区。这里就像一处宁静的绿洲，让人可以暂时远离北京那令人抓狂的污染和喧嚣。穿过一个带假山泉水、高大树木的庭院，便到了入口大厅。大厅里主要摆放着一座精美的木质佛像，其年代可追溯到唐朝建朝的公元618年之前。
大厅左侧，就是曾梵志工作室的入口。他的工作室屋顶很高、屋里很亮堂，里面排列着大量已经完成或尚未完成的画作；他那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作品，也随意地点缀其间。曾梵志抽着一支上好的雪茄，与一位客人忙着审视他最新画展的小型模型——这是一个回顾展，要展出他在1990年至2012年间创作的40幅画作和雕塑。该展览将于今年10月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幕。
他的助手在隔壁的厨房给我沏了一杯美味的浓缩咖啡。几分钟后，曾梵志来了。他一头大汗地向我道歉，说让我久等了、而且工作室里没有空调——他解释道。没装空调是因为他的画需要慢慢晾干。
他刻意保持礼貌，态度平静而谦和，甚至有些害羞，但他的眼神却有着花岗岩般的坚毅。我们在庭院的花园里坐下，沏了一壶好茶，我感觉他已经适应了别人对他的恭维。“我们目前正处在中国艺术大发展的时代，”他说，“上世纪90年代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却有数不清的艺术家。我不好说他们是不是都很出色，只有未来的人能够评判。”
中国艺术市场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富前景，吸引来了无数造假者、抄袭者和机会主义者。面对这些人，曾梵志给出了上面这样一个含蓄而有些外交辞令式的评论。他表示，自己不会浪费时间思考艺术界乃至整个世界的现状，自己的全部心思几乎都在绘画上。他坚持认为，每一笔都要由自己来画，为此他放弃了周末，一年330天都泡在工作室里。只有在北京酷暑之时，他才会抽出一个月时间与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这种对艺术的专注一直是曾梵志人生最突出的特点。1964年，曾梵志出生于粗犷的华中城市武汉，父母是印刷厂工人。他说：“我一直是个坏学生，拒绝别人强迫我学些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我那时真正感兴趣的只有素描和油画。”
武汉是文革的震中之一。文革始于1966年，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官员在这场运动中受到迫害或失去生命。曾梵志的父母被定为工人阶级，因此他的家庭相对要安全一些。但在这场席卷整个社会的浩劫面前，他的家庭也并非毫发无伤。
“那时所有人都穿一样的衣服。但我母亲喜欢漂亮的东西，有时候，她穿的衣服会带点色彩，比如上面印着粉色的花。”他说，“就因为这个，她被批具有‘小资产阶级情绪’。那段经历深深影响到了我的整个家庭。”
尽管曾梵志的母亲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被暴力“批斗”，但他一家却遭到几波气势汹汹的红卫兵的公开羞辱。红卫兵在他家房子外面和她母亲工厂里都张贴了“大字报”，批判他母亲。“大字报”是一种用毛笔字手书的海报，自中国还是帝国的时候起就被用来表达抗议或传播热门消息。
在那之后不久，年轻的曾梵志就开始把绘画当成个乐子，从原先毛时代学校教育的单调中脱身。他说自己是个坏学生，这可并不是在夸大其辞或是在假谦虚：他没有念完高中，16岁时就像他的父母一样在印刷厂工作，并在业余时间去上正规的绘画课。
有一天他发觉，有一种叫美术学院的东西，他随即决定申请。但由于在数理学科上有欠缺，他连续五年高考都没有考上。1987年，他终于被湖北美术学院录取，时年23岁。他说：“我很幸运，我父母没有给我压力或者打击我，他们很支持我。每年我的高考成绩都提高一点点，直到我最终考上。”
1991年毕业后，曾梵志只想待在家里画画，但他被政府分配到一家刚刚起步的广告公司工作。事实证明，那时正是新中国广告业的破晓时分。“我刚开始在那工作的时候，唯一能被展示的广告就是政治标语。但很快局面就改变了。”曾梵志说，“我给那家广告公司弄到了一笔大合同，因此可以一年不去办公室。我一些最好的作品就是那段时期画的。”
曾梵志接受的正规绘画教育大多意在让学生创作出传统的苏联式现实主义作品，但他却发展出对德国表现主义的欣赏。在向广告业进军的短暂岁月里，他甚至还读过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关于如何营销啤酒和衬衣的著作。曾梵志创作出了自己的首批重要作品，包括圣诞而又令人难忘的《肉》和《医院》系列——在这些画中，他已为人物画上了超大号的手，这也成为他日后作品的特征之一。
1993年初。曾梵志得以彻底辞去工作，搬到文化底蕴丰厚的北京。在这之前，他已把最初的几幅作品卖给知名香港藏家张颂仁。张颂仁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颇有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栗宪庭的建议，给曾梵志的四幅大型油画每幅出价2000美元。这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是一笔巨款。
曾梵志说，张颂仁仍保有那四幅作品，它们今日肯定已价值数百万元美元。“在当时。这两位（张和栗）是中国艺术界最重要的人物。他们真的对我的起步起到了帮助，”他说，“不仅仅是在经济上，他们还给了我自信。” 曾梵志说，在北京，他找到了一个圈子，可以“一起吃喝一起玩”，其中的一些人未来将跻身中国最知名艺术家行列。同时，他还踏上了一条不断重建和改造的道路，彻底地采纳然后摒弃新风格。“我们认为梵志是中国最伟大的在世艺术家，原因之一是他的视觉图像始终在变化。”高古轩画廊香港分部主管尼克·西穆诺维奇说，“他从未满足于一种身份，而且在很多方面他都越来越出色。他的艺术其实反映出了中国的发展。”高古轩在中国之外的市场代理曾梵志的作品。
来到北京约一年之后，曾梵志开始创作《面具》系列。这也让他最终成为身价百万美元的艺术家。这些作品采用的风格和技法有别于以往的作品。反映出了他的如下感受：中国首都的人们在面具背后，互相掩饰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尽管《面具》系列成为他市场价值最高的产品，但他在2004年却再次彻底改变风格。这一次，他努力的目标是研究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和书法。
他认为，浪漫主义画家、德国表现主义流派、塞尚、毕加索、流行艺术和中国传统画家都对自己有所影响。但他表示，他的生活和经历才是塑造他作品的最重要力量。他最近的作品以大幅精细绘制的风景画为主，画面被大量荆棘般的线条扭曲；另一些作品则含有对他最喜欢的某些德国画家的直接参考。
西穆诺维奇说，中国艺术市场过去十年经历了几个让人揪心的周期，但曾梵志作品的价格一直相当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海外艺术圈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另外他的作品大多由国际藏家收藏。
“（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中国艺术市场来说是件大好事，因为投机者被清除掉了，剩下的则是真正的艺术爱好者。”曾梵志说，“不过，这对我没产生什么实际影响。因为不管二级市场发生什么事，我作品的售价一直比较稳定。”
2011年。中国艺术家张晓刚1988年创作的一幅作品在香港拍出1010万美元的价格，打破了曾梵志的拍卖纪录。不过，中国现代艺术品的价格仍不够稳定，经常受到投栅性购买的冲击，尤其是来自中国内地的购买。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任何富人从定义上来讲都属于新富，或者说是“暴发户”。伴随这种暴富的，是物质享乐主义和炫耀性消费。
曾梵志显然享受了成功带来的身外之物——设计师品牌服装，名牌表—一旦和中国数量越来越多的新富们一样，他现在似乎也在追寻某种更实质的东西。“刚起步时，我想的是赚更多的钱，买豪车、坐飞机，但最近几年我真的改变了很多。”他说，“我认为，如果所有人做事都是只为了钱，那这个社会就完蛋了。”
生活中他变得越来越富有，但他的品味却变得越来越简单。曾梵志说，自己仅有的真正嗜好是古巴雪茄和高档中国茶。他最大的开支是在自己艺术空间的运营上，每年花费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这个艺术空间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支持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让他们能够展出自己的作品，丰富自己的艺术经历。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曾梵志只有一次表露出警惕和不安，那就是当我问他政治在中国艺术中扮演何种角色时。世界知名异见艺术家艾未未住的地方，与曾梵志工作室只隔几个街区。艾未未的住所经常受到中国国家安全部人员的侵扰。“我并不是对政治不闻不问，我只是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我的艺术上；我不是个政治艺术家。”曾梵志说，“艾未未是我邻居，我并不反感或讨厌他。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也有自己（做这些事情）的原因。”
曾梵志的雪茄快抽完了，我们的采访也接近尾声。但临走之前我想知道，那个在1998年投资了这位默默无名的画家、最后赚了将近1000万美元的美国游客后来的故事如何。“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不过，在（2008年）拍卖会上售出那幅作品之后，他曾到北京来看我。他很高兴，因为作品卖出了高价。”曾梵志说，“我猜他想看看艺术家本人长什么样。看到他赚了那么多钱，我也觉得很高兴。”
摘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