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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执行的许多涉及农民工利益的案件中，有一起案件使我久久不能忘怀。那是一起工伤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小陈，一个四川十万大山里的小伙子，他的经历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多年难以忘怀，丝毫不敢懈怠，尽心尽力地为农民工兄弟做一点事，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那还是2004年8月的时候，我下派到村任职期满，回单位被安排到执行庭工作。同事们从手头凑了几件案件给我办，其中就有小陈的案件。这起案件到法院已有快半年的时间了，一直没有执行，原因是被执行人找不到。接手后，我认真地看了卷宗，知道了案件的大致情况。事故发生在一年前，四川小伙子小陈来桐城某废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打工，一天下午，小伙子在操作搅拌机时不慎右手被卷入机器，失去了右手除拇指外的四个手指。双方经劳动仲裁达成协议，用工方当场赔偿1.2万元，欠1万元约定在年底付清，仲裁费1000元由申请方垫付，到时一并计算。嗣后用工方未履行，小陈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按照法院的通行做法，找不到被执行人的应当由申请人提供执行线索，包括被执行人的人身和财产，法院都可以强制执行。我翻了一下卷宗，申请人的地址只是四川省内的一个乡，但仲裁书上留有代理人的电话。经打电话，知道代理人是该乡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他说小陈到外地打工了，无法联系上，并称如果法院执行到钱了，到时他过来拿，小陈还欠他们的代理费。我委婉地告诉他，在执行中必须再行办理手续，才能代领执行款。
被执行人既然是一个公司(实际上是个体户)，肯定有工商登记。我到工商局—查就能查到地址。说干就干，到工商局一查，地址是本市某办事处，跟仲裁书上确认的地址一致。到办事处去问，办事处工作人员说也搞不清在哪里，大致的位置在市运输公司的大院内，“你们去找吧”。当法院的警车来到大院内时，经询问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个业主，也不知道这个公司。他们都说自己是外地人，在这干废旧塑料加工，每家门口都没有招牌。事情又陷入了停顿。我忽然想起找收破烂的，于是找到一家收购点，问他认不认识某公司的业主杨某，他说认识，有一个手机号码，“你打一下试试，是不是这个人。”我如获至宝，立即回单位打通了这个手机，我告诉他到法院来，他说是不是为那事，并称那边人又没找，不要就算了。杨某来后，我苦口婆心地做了一下午工作，他只称自己没钱，并要请我吃饭，说邀请了哪些领导作陪。我拒绝了他，并希望他换位思考。他一句都听不进去，我叫他回去准备钱，给他5天的时间。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分文未付。我们驱车到他的小加工厂，将他带到法院，准备拘留他。他一看法院动真格的了，答应当场向别人借5000元，余下的钱两个月内付清。我叫他写了一个保证书。事毕，他对我说：“这小伙子也是可怜，你们这钱千万不要给那个代理人，上次那代理人来处理这事时，在这待了一个多月，花了近万元，到现在还要找小陈要代理费。”
本来我们应当将执行款在3天内发放给当事人，因为小陈无法联系上，所以我将这钱放在执行款的账户上，等着小陈来拿。半个月后的一天上午，小陈突然来了，听我说执行了5000元，一个大男人竟然喜极而泣。他说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给原承办人，都说找不到人，以为我们搞地方保护主义，没指望了，哪知事情有了着落，并很快拿到了钱，剩下的钱也有了保证，他说他很激动。随后，他跟我聊起了他的家庭和经历。他是一个大山里的孩子，家里很穷，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弟妹一共7口人生活，他只读完了小学，因家里太穷，就辍学了。15岁那年，他跟舅舅出来打工。外出这么多年，没挣着多少钱，不是上当受骗，就是老板拖欠克扣工资，一年到头除去外出费用，到手能有千儿八百的就算不错了。这次能拿这么多钱寄回家，家里一定很高兴。我告诉他：“这是你用一只手换来的工伤赔偿金，不能乱花钱了，尤其是不能再给那个代理人了，你现在也老大不小了，到时还要娶妻。”他苦笑了一下：“这辈子没这个指望了。”我对他的话很吃惊，问他是什么原因。他称比他条件好得多的人都说不上亲，何况他家境差，生在大山里，现在手又残疾了，谁愿意嫁呀。听了他的话，我的鼻子酸酸的，说不出一句话。因为我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他。良久，我问他，下笔钱是寄给他还是他来拿。他说他要到江苏打工，年底回老家时还要经过桐城，到时来拿吧。
两个月后，杨某跟我软磨硬泡，称企业经营困难，要求暂缓执行，将期限延长到年底。我毫不松口，小陈的故事不时涌现在我脑海。我对杨某说：“你这钱迟早都要付，还债要狠。”杨某无计可施，只好将余下的钱付清了。刚好小陈从江苏打来电话，我告诉他钱拿到了。他在电话那头连说谢谢。几天后，他来到桐城，拿到了钱，非要请客。我说：“我们庭这么多人，一顿饭就要花好几百元，这钱你留着做路费回家吧。”我叮嘱他带着钱路上要小心点，他说他舅舅在安庆，他们几个人一起走。第二天下午，我在办公室里看书，小陈又来了，非要请我吃饭，并说他到安庆与他舅舅会合后，他舅舅骂了他，说我给他帮了这么大忙，没有感谢，太不懂事了。小陈说如果我不给他面子就不走了，否则他回去舅舅又要骂。我一再推托不掉，就答应了。在一家小饭店，小陈见只我一个人过来，感到很惊讶。我笑笑说：“你不是请我么?现在我来了。”他说至少你要带嫂子和小孩来呀。我反问他：“他们又没帮你什么忙，请他们做什么?”小陈要我点菜，我点了20元的火锅，他非要我喝点酒，我说我酒量不行，平时最怕喝酒了。最后妥协的结果是我们两个人喝了一瓶啤酒。饭后我要埋单，他说就怕你不给面子，早已在饭前就把钱预付了。我要拿钱给他，并说我条件比他好，他说：“你是瞧不起穷人了。”我于是收了手——我怕伤了他的自尊心。
分手的时候，小陈几次回头，微笑着向我挥着手，那是一只残缺的手。那个动作给我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的，我只是做了我的一点本职工作，如果这样能给小陈那样的农民工兄弟们一点鼓舞的话，那么我非常愿意。这以后，我时常在心里默祷，愿小陈以及像小陈一样的农民工兄弟们一路走好!
那还是2004年8月的时候，我下派到村任职期满，回单位被安排到执行庭工作。同事们从手头凑了几件案件给我办，其中就有小陈的案件。这起案件到法院已有快半年的时间了，一直没有执行，原因是被执行人找不到。接手后，我认真地看了卷宗，知道了案件的大致情况。事故发生在一年前，四川小伙子小陈来桐城某废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打工，一天下午，小伙子在操作搅拌机时不慎右手被卷入机器，失去了右手除拇指外的四个手指。双方经劳动仲裁达成协议，用工方当场赔偿1.2万元，欠1万元约定在年底付清，仲裁费1000元由申请方垫付，到时一并计算。嗣后用工方未履行，小陈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按照法院的通行做法，找不到被执行人的应当由申请人提供执行线索，包括被执行人的人身和财产，法院都可以强制执行。我翻了一下卷宗，申请人的地址只是四川省内的一个乡，但仲裁书上留有代理人的电话。经打电话，知道代理人是该乡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他说小陈到外地打工了，无法联系上，并称如果法院执行到钱了，到时他过来拿，小陈还欠他们的代理费。我委婉地告诉他，在执行中必须再行办理手续，才能代领执行款。
被执行人既然是一个公司(实际上是个体户)，肯定有工商登记。我到工商局—查就能查到地址。说干就干，到工商局一查，地址是本市某办事处，跟仲裁书上确认的地址一致。到办事处去问，办事处工作人员说也搞不清在哪里，大致的位置在市运输公司的大院内，“你们去找吧”。当法院的警车来到大院内时，经询问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个业主，也不知道这个公司。他们都说自己是外地人，在这干废旧塑料加工，每家门口都没有招牌。事情又陷入了停顿。我忽然想起找收破烂的，于是找到一家收购点，问他认不认识某公司的业主杨某，他说认识，有一个手机号码，“你打一下试试，是不是这个人。”我如获至宝，立即回单位打通了这个手机，我告诉他到法院来，他说是不是为那事，并称那边人又没找，不要就算了。杨某来后，我苦口婆心地做了一下午工作，他只称自己没钱，并要请我吃饭，说邀请了哪些领导作陪。我拒绝了他，并希望他换位思考。他一句都听不进去，我叫他回去准备钱，给他5天的时间。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分文未付。我们驱车到他的小加工厂，将他带到法院，准备拘留他。他一看法院动真格的了，答应当场向别人借5000元，余下的钱两个月内付清。我叫他写了一个保证书。事毕，他对我说：“这小伙子也是可怜，你们这钱千万不要给那个代理人，上次那代理人来处理这事时，在这待了一个多月，花了近万元，到现在还要找小陈要代理费。”
本来我们应当将执行款在3天内发放给当事人，因为小陈无法联系上，所以我将这钱放在执行款的账户上，等着小陈来拿。半个月后的一天上午，小陈突然来了，听我说执行了5000元，一个大男人竟然喜极而泣。他说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给原承办人，都说找不到人，以为我们搞地方保护主义，没指望了，哪知事情有了着落，并很快拿到了钱，剩下的钱也有了保证，他说他很激动。随后，他跟我聊起了他的家庭和经历。他是一个大山里的孩子，家里很穷，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弟妹一共7口人生活，他只读完了小学，因家里太穷，就辍学了。15岁那年，他跟舅舅出来打工。外出这么多年，没挣着多少钱，不是上当受骗，就是老板拖欠克扣工资，一年到头除去外出费用，到手能有千儿八百的就算不错了。这次能拿这么多钱寄回家，家里一定很高兴。我告诉他：“这是你用一只手换来的工伤赔偿金，不能乱花钱了，尤其是不能再给那个代理人了，你现在也老大不小了，到时还要娶妻。”他苦笑了一下：“这辈子没这个指望了。”我对他的话很吃惊，问他是什么原因。他称比他条件好得多的人都说不上亲，何况他家境差，生在大山里，现在手又残疾了，谁愿意嫁呀。听了他的话，我的鼻子酸酸的，说不出一句话。因为我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他。良久，我问他，下笔钱是寄给他还是他来拿。他说他要到江苏打工，年底回老家时还要经过桐城，到时来拿吧。
两个月后，杨某跟我软磨硬泡，称企业经营困难，要求暂缓执行，将期限延长到年底。我毫不松口，小陈的故事不时涌现在我脑海。我对杨某说：“你这钱迟早都要付，还债要狠。”杨某无计可施，只好将余下的钱付清了。刚好小陈从江苏打来电话，我告诉他钱拿到了。他在电话那头连说谢谢。几天后，他来到桐城，拿到了钱，非要请客。我说：“我们庭这么多人，一顿饭就要花好几百元，这钱你留着做路费回家吧。”我叮嘱他带着钱路上要小心点，他说他舅舅在安庆，他们几个人一起走。第二天下午，我在办公室里看书，小陈又来了，非要请我吃饭，并说他到安庆与他舅舅会合后，他舅舅骂了他，说我给他帮了这么大忙，没有感谢，太不懂事了。小陈说如果我不给他面子就不走了，否则他回去舅舅又要骂。我一再推托不掉，就答应了。在一家小饭店，小陈见只我一个人过来，感到很惊讶。我笑笑说：“你不是请我么?现在我来了。”他说至少你要带嫂子和小孩来呀。我反问他：“他们又没帮你什么忙，请他们做什么?”小陈要我点菜，我点了20元的火锅，他非要我喝点酒，我说我酒量不行，平时最怕喝酒了。最后妥协的结果是我们两个人喝了一瓶啤酒。饭后我要埋单，他说就怕你不给面子，早已在饭前就把钱预付了。我要拿钱给他，并说我条件比他好，他说：“你是瞧不起穷人了。”我于是收了手——我怕伤了他的自尊心。
分手的时候，小陈几次回头，微笑着向我挥着手，那是一只残缺的手。那个动作给我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的，我只是做了我的一点本职工作，如果这样能给小陈那样的农民工兄弟们一点鼓舞的话，那么我非常愿意。这以后，我时常在心里默祷，愿小陈以及像小陈一样的农民工兄弟们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