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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贝尔奖公布前，莫言回到了山东高密。离开北京前，为躲避媒体的采访，他把北京的手机留在了女儿处，和妻子带着外孙女回了高密老家。和去年茅盾文学奖颁发时一样，为避开媒体的采访，莫言让女儿关掉了北京手机，新办了一个高密的手机号。
11日晚上，莫言和妻子带着外孙女，在楼下的哥哥管谟贤家刚刚吃完饭。妻子和嫂子收拾完碗筷，正准备切一盘萝卜条当饭后水果吃。他和哥哥坐在沙发上，逗外孙女玩。18点40分，莫言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恩格隆德，告诉莫言，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听到自己得奖消息，莫言惊喜又惶恐。他的心情还未平静，瑞典文学院懂汉语的女钢琴师又打来了电话，按照惯例对莫言进行了一个 7分钟的采访。
从这一刻起，莫言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电话不断，房门不断被人敲响，楼下门铃也叫个不停。这个晚上，高密来了200多位记者。潍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窦吉进对记者说，此前高密这个县级市从未来过这么多记者。8点钟的时候，高密一中内的莫言文学馆前和夏庄镇河崖平安庄莫言的老宅小院里，蜂拥而至的记者围住了文学馆馆长毛维杰，莫言父亲和莫言的二哥、姐姐，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莫言到底在哪里？
在潍坊、高密宣传部官员的劝说下，莫言同意在他家附近的风都国际饭店开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整场发布会只进行了15分钟，就匆匆结束了，原因是莫言的“低调”。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莫言接受了当地媒体的小规模群访。
白岩松在上镜前，还没有找到莫言。在《新闻1 1》进行到一半时，他手下的编导，联系到了正在采访现场的潍坊电视台。于是，在节目的后半部分，白岩松对莫言进行了十分钟的现场连线采访。
回到家，莫言仍然不能休息，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当地找上门的亲友，还有海内外的朋友的电话，持续到凌晨3点。连92岁的父亲到深夜2点，也坐在炕上忙着接一个又一个的电话采访。
这一晚，高密的广告公司也在加班，接到了当地政府的订单，他们连夜赶制出大批鲜艳的红色绸布横幅广告。第二天，这些喜气洋洋的横幅挂在了高密的政府机关大院，记者集中居住的酒店，通往莫言乡下老宅的路口。
是不是该低调一些？
《新民周刊》：你用什么方式庆祝自己获奖？
莫言：没什么好庆祝的，我想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包一顿饺子吃。但这个计划还没有实现，你知道我父亲、二哥、大哥、姑姑那边，现在都被记者包围着，一直到深夜，还在接待记者的采访。
《新民周刊》：接到瑞典文学院的电话时，你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莫言：接到瑞典学院的秘书电话的时候，我惊喜又惶恐。今年的诺贝尔奖怎么会落到我头上呢？所以我惊喜。不到一会，我又开始惶恐，我拿了奖了，这么多媒体来找我，我该怎么应付？
作为作家，我身上又多了这么一个光环，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在盯着我，找我作品的毛病挑刺，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再来故意地跟我为难，找我的麻烦？我是不是该低调一些，夹着尾巴做人？
《新民周刊》：结果公布前，因为你是第一号选手，微博、网络上对你应该不应该拿奖，吵翻了天。
莫言：这半个多月来，围绕这件事已经吵来吵去，我对这个奖已经挺麻木了，所以得和不得无所谓。而且这几年一到这个诺贝尔奖公布的时候，媒体都爱找我，拿我说事。我不管怎么说，都会被人批一通。
所以，今年一个月前我就回来了，想集中精力写点东西，这个季节也比较好，正是秋收的季节，跟我乡亲们一块生活一段时间，接接地气，了解一下当下的农民心理状态。
《新民周刊》：大家都在找你，你手机还关机了。
莫言：我手机坏了，这些天也为了清静，躲开媒体。高密这个地方比较小，没有北京那么多人，没有北京那么喧嚣，我自己躲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
现在老家来了很多的记者，呆了几天，高密市的一些文友过来做工作，我想记者们也很辛苦，就从家里过来，聊了15分钟。那现在媒体记者越来越多，我身体已经吃不消了，几天都没有睡好，嗓子都哑了。
《新民周刊》：下面的采访你怎么办呢？海内外的媒体现在都来了。
莫言：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很忙，要应对朋友安排的一些采访，可能也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我想很快会过去的，关键是自己不要把获奖当作一个了不起的大事情。
它就是一个奖状，得奖也并不是证明你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我心里也很清楚，中国作家有很多，写得很好的作家是成群结队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有很多，我是很幸运地得了这个奖，自己头脑要清楚，绝对不要轻飘飘的，要站稳脚跟，作家最重要的还是作品，而不是奖项。能够让我站稳脚跟的，还是继续写作，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土地的热爱，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写作。
《新民周刊》：你觉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读懂你的作品了吗？
莫言：我想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它好像也不是授给作家的一本书的，应该是根据作家全部的创作。评委们可能是刚读完《生死疲劳》，这部作品刚刚被翻译成瑞典文，作品带有某些魔幻色彩，但这个魔幻跟中国的民间故事密切相关，也与现实密切相关。我觉得这个评价也是对的，也不是和我的创作没有关系，基本表述出了我的创作的一个特质。如果说把我的几百万字作品进行全面概括，这么简短的两句话是远远不够的。
《生死疲劳》是我集大成的作品
《新民周刊》：现在你的书在市场上疯狂脱销，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你，应该读你的哪些作品？
莫言：他们可以先读《生死疲劳》这本书，然后再读《红高粱》、《丰乳肥臀》这些书。《生死疲劳》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写作的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探索。
这本书是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的一种思考，比如土地问题、农民问题。我在写作上采用了一种东方式超现实主义的写法，小说里面人可以跟动物之间自由地变化，然后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照中国最近50年来社会历史的变化。在语言上我进行了大胆的实验，力争用一种最自由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对社会现实和艺术探索比较完美统一的结合。 《新民周刊》：也有人说，你笔下的农村不真实，充满了魔幻离奇色彩。你怎么看待那些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的农村文学作品？
莫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许多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我看来是虚假的。我们回头看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包括70年代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代表作，用我的眼光来看，带着很多虚构和偏见。当你深入到一个乡村，把历史具体化感情化以后，你发现过去的经典作品里面描写的历史，实际上带着强烈的偏见，实际上是非常主观的，根本不客观。从写历史小说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现实观。
用小说客观地再现现实、再现历史，基本是一个谎言，哪怕是高喊着“我是现实主义的作家”，高举着完全忠于现实的大旗，由于个人的主观视角，由于个人狭窄的目光，不可能真实地再现一个历史事件真相，完全的现实主义写作是不存在的。
《新民周刊》：农村曾经是一批作家的精神家园，但这个精神家园在今天已经粉碎了，桃源梦醒，对以农村为主要写作对象的你来说，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莫言：精神家园不会像空气一样蒸发掉，土地依然是疮痍满目地在那里摆着，荒芜的土地上长出了很多过去已经绝迹的植物，很多已经绝迹的飞禽走兽又出现了，这是一种新的现实，具有更大的文学性。
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小说仓库，有成品，还有半成品。农村生活也是非常广阔的，它也有各行各业，我的小说表现的是一点点，其他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写，比如历史的、战争的、女性的，关于山东人几百年来怎样背井离乡闯关东，沿着黑龙江，一直到了阿穆尔河入海处，怎样在白雪皑皑之下返回故乡，这些题材都可以写成小说。我不担心没东西写，只担心写不好，糟蹋了素材。
我是喝高粱面糊糊长大的
《新民周刊》：在很多人看来，你们这一代作家都是受西方文学影响，喝狼奶长大的，但你的作品一直很传统化，很少有人把你放在先锋作家里。但你又是一个最成功的混血儿，把西方文学的影响和中国文学传统结合得最好，这次诺奖颁奖时瑞典文学院也是如此评价的。在写作上你这种自觉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莫言：我是喝高粱面糊糊长大的（笑）。我们受西方的影响，真正要化成中国的东西，化成你个人的东西，必须你头脑中有这个东西。原来的生活中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受到他们的启发，一下就发展起来了。我们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印象派种种许多的东西，假如你原来头脑里没有，你的禀赋里面没有这些因素，你只能是形式上简单地模仿。假如你原来就有这个基因，原来就有这个素质，看了这个会触类旁通，激活了你心中原有的东西，这样写出来，就是属于你个人的。
我觉得我是比较难归类的，我就是我。我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十三步》，在形式探索上，应该是相当前卫的。1987年的《天堂蒜薹之歌》，然后又是《酒国》那么一个荒诞的政治小说，带着黑色幽默、反讽、变形、夸张，应该很“先锋”啊。这样的小说结构是逼出来的，题材尖锐，不写不快，那只有在结构上挖空心思。我们都强调作家的想象力，故事需要想象力，语言需要想象力，结构更需要想象力。
《新民周刊》：如果说在小说结构、语言上你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从小说的内在精神来看，你的趣味是中国传统的，小说传奇，豪放，生猛有野性。
莫言：《聊斋志异》是我的经典。我有一部家传的《聊斋志异》，光绪年间的版本，上边我题了许多歪诗，什么“经天纬地大贤才，无奈名落孙山外。满腹牢骚何处泄，独坐南窗著聊斋”，“幸亏名落孙山外，龌龊官场少一人。一部奇书传千古，万千进士化尘埃”。还有什么“一灯如豆读聊斋，暗夜鬼哭动地哀。风吹门响惊抬头，疑是狐女入室来。”非常肤浅，有污书卷，但也表达了我对蒲老祖师的无限敬仰之情。魏晋传奇也非常喜欢，也是我重要的艺术源头。
《新民周刊》：从回归传统来说，你怎么理解80年代初期韩少功、阿城那个时期提出的“文化寻根”？
莫言：那个时候像阿城提出的“文化制约人类”、韩少功提出的“文化寻根”，我猜想他们的本意是回归到典籍，回归到我们书面传统、古典文化里去，不是回到偏僻乡村里沉淀下来的奇风异俗。当时有人错误地把寻根理解为寻找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奇风异俗，原始落后，闭塞愚昧，把寻根引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去。我们二十多年来探索、实践，实际上一直在寻根。寻根就是向传统学习。寻根与面对现实关注现实并不矛盾。
写人生，写人的命运，塑造在文学画廊里面有一席或者半席侧身之地的典型人物形象，这是小说家的最高追求。
《新民周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天堂蒜薹之歌》应该是你第一部最早描写现实的作品。
莫言：应该是，如果说所谓的反腐败小说，那我的《天堂蒜薹之歌》就是。如果说官场小说，那我的《酒国》就是。但实际上它也有不现实的一面，如果让官员来读，他可能满腹怨恨，鸣冤叫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想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出身下层的农民作家，我写作的时候感情倾向非常明确，选择表现事物的侧面和视角，是主观的，没有办法。换一个作家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小说。
不是我要关注现实问题，而是无法逃离它，在屋子里面蒙头大睡，现实依然存在，现实时刻都在纠正你前进的方向，它在拉着你走。
不会再写命题作文
《新民周刊》：很多发生在作家身上的经历在你身上也发生过，比如你也曾经为张艺谋写过几次电影剧本，还写过话剧，但是你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被废掉。
莫言：如果一个人长期写剧本，再回头写小说时会感到手生，但写几个小说就能够把状态调整过来。
命题作文很难写，我也写过，但事实证明很难成功，而且永远也不会满意。《白棉花》是一个半命题作文，当时我和张艺谋一块讨论，他希望写农村大场面故事。在我们农村，和平年代里的大场面就是修水利，开山挖河，但这样的大场面在电影里很难表现，你现在没法组织几万人去挖一条大河；另外一个农村的大场面就是收购棉花，当时我们老家一个县就一个棉花加工厂，到了棉花收购的旺季，成千上万的棉农赶着车挑着担子，无数的棉花集中到一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不像现在的仓库房子，是露天的，棉花堆得像山一样高，这个场面特别壮观。
那时候张艺谋刚拍了《红高粱》，那个电影一出来，反响非常好。我对他说，你刚拍完《红高粱》，再拍一个《白棉花》，首先视觉上就有很强烈的反差。因为有事先商定的东西，写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向故事性、影视性靠拢，结果出来的小说不伦不类。
《新民周刊》：国内所有导演挑本子的时候都看你有没有一个好的故事和人物。
莫言：这不是真正高明的导演，真正高明的导演能把《资本论》拍成电影，好的导演是要氛围，要你的语言，要你的小说技术，然后他从这里受到启发。关键你的小说就是要把导演强烈的创作艺术感觉刺激起来，这样这个故事用电影语言讲述的时候，才可能和别的电影不一样，如果要单纯编一个故事，对专业的小说家、专业导演来讲都不是难事。
《新民周刊》：在写作上你现在还会与其他作家交流吗？
莫言：在写作这个事情上，每个人都在孤军奋战，谁也帮不了谁的忙。
我一直有意识地跟文学界保持一定距离，不是我讨厌他们，是怕他们讨厌我，我自己应该知趣。我坚持我的个性，坚持我自己的方向，反而具有一定的价值。凤凰就是凤凰，乌鸦就是乌鸦，我当然是乌鸦。
姑姑谈莫言
莫言的姑姑作为原型曾经出现在他的小说《蛙》中。她对记者聊起了莫言：
莫言现在每次回来还是常来看我。他回来说说当前形势，写作的事儿啊，他对家人、对父老乡亲很好。
我父亲（编者注：莫言的爷爷）一直说，人一生一世一定要学一件东西，不然被别人看不起，不能做人上人，也不能做人下人。后来我父亲鼓励莫言当兵。那时我跟他说，你爷爷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当个有用的人，这不实现了么。我父亲这个人故事很多。莫言小时候是个好奇的孩子，从小就愿意听故事。莫言的书我有的看了，有的没看，中间有很多我父亲跟他说的故事。
我家代代都有大夫，莫言小学退学后，跟我父亲学了两年中医，背了很多医学的东西，药性、虚实之类的。他当兵之后就中断了。我父亲说了，他长大一定成材，小名就叫斗，北斗星，一定成材。应该说，莫言在四兄妹里是最调皮的。他当兵的时候，白天调皮捣蛋，晚上学习。他跟我讲，到了晚上，一过了十二点，学什么会什么。
11日晚上，莫言和妻子带着外孙女，在楼下的哥哥管谟贤家刚刚吃完饭。妻子和嫂子收拾完碗筷，正准备切一盘萝卜条当饭后水果吃。他和哥哥坐在沙发上，逗外孙女玩。18点40分，莫言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恩格隆德，告诉莫言，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听到自己得奖消息，莫言惊喜又惶恐。他的心情还未平静，瑞典文学院懂汉语的女钢琴师又打来了电话，按照惯例对莫言进行了一个 7分钟的采访。
从这一刻起，莫言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电话不断，房门不断被人敲响，楼下门铃也叫个不停。这个晚上，高密来了200多位记者。潍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窦吉进对记者说，此前高密这个县级市从未来过这么多记者。8点钟的时候，高密一中内的莫言文学馆前和夏庄镇河崖平安庄莫言的老宅小院里，蜂拥而至的记者围住了文学馆馆长毛维杰，莫言父亲和莫言的二哥、姐姐，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莫言到底在哪里？
在潍坊、高密宣传部官员的劝说下，莫言同意在他家附近的风都国际饭店开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整场发布会只进行了15分钟，就匆匆结束了，原因是莫言的“低调”。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莫言接受了当地媒体的小规模群访。
白岩松在上镜前，还没有找到莫言。在《新闻1 1》进行到一半时，他手下的编导，联系到了正在采访现场的潍坊电视台。于是，在节目的后半部分，白岩松对莫言进行了十分钟的现场连线采访。
回到家，莫言仍然不能休息，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当地找上门的亲友，还有海内外的朋友的电话，持续到凌晨3点。连92岁的父亲到深夜2点，也坐在炕上忙着接一个又一个的电话采访。
这一晚，高密的广告公司也在加班，接到了当地政府的订单，他们连夜赶制出大批鲜艳的红色绸布横幅广告。第二天，这些喜气洋洋的横幅挂在了高密的政府机关大院，记者集中居住的酒店，通往莫言乡下老宅的路口。
是不是该低调一些？
《新民周刊》：你用什么方式庆祝自己获奖？
莫言：没什么好庆祝的，我想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包一顿饺子吃。但这个计划还没有实现，你知道我父亲、二哥、大哥、姑姑那边，现在都被记者包围着，一直到深夜，还在接待记者的采访。
《新民周刊》：接到瑞典文学院的电话时，你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莫言：接到瑞典学院的秘书电话的时候，我惊喜又惶恐。今年的诺贝尔奖怎么会落到我头上呢？所以我惊喜。不到一会，我又开始惶恐，我拿了奖了，这么多媒体来找我，我该怎么应付？
作为作家，我身上又多了这么一个光环，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在盯着我，找我作品的毛病挑刺，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再来故意地跟我为难，找我的麻烦？我是不是该低调一些，夹着尾巴做人？
《新民周刊》：结果公布前，因为你是第一号选手，微博、网络上对你应该不应该拿奖，吵翻了天。
莫言：这半个多月来，围绕这件事已经吵来吵去，我对这个奖已经挺麻木了，所以得和不得无所谓。而且这几年一到这个诺贝尔奖公布的时候，媒体都爱找我，拿我说事。我不管怎么说，都会被人批一通。
所以，今年一个月前我就回来了，想集中精力写点东西，这个季节也比较好，正是秋收的季节，跟我乡亲们一块生活一段时间，接接地气，了解一下当下的农民心理状态。
《新民周刊》：大家都在找你，你手机还关机了。
莫言：我手机坏了，这些天也为了清静，躲开媒体。高密这个地方比较小，没有北京那么多人，没有北京那么喧嚣，我自己躲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
现在老家来了很多的记者，呆了几天，高密市的一些文友过来做工作，我想记者们也很辛苦，就从家里过来，聊了15分钟。那现在媒体记者越来越多，我身体已经吃不消了，几天都没有睡好，嗓子都哑了。
《新民周刊》：下面的采访你怎么办呢？海内外的媒体现在都来了。
莫言：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很忙，要应对朋友安排的一些采访，可能也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我想很快会过去的，关键是自己不要把获奖当作一个了不起的大事情。
它就是一个奖状，得奖也并不是证明你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我心里也很清楚，中国作家有很多，写得很好的作家是成群结队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有很多，我是很幸运地得了这个奖，自己头脑要清楚，绝对不要轻飘飘的，要站稳脚跟，作家最重要的还是作品，而不是奖项。能够让我站稳脚跟的，还是继续写作，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土地的热爱，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写作。
《新民周刊》：你觉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读懂你的作品了吗？
莫言：我想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它好像也不是授给作家的一本书的，应该是根据作家全部的创作。评委们可能是刚读完《生死疲劳》，这部作品刚刚被翻译成瑞典文，作品带有某些魔幻色彩，但这个魔幻跟中国的民间故事密切相关，也与现实密切相关。我觉得这个评价也是对的，也不是和我的创作没有关系，基本表述出了我的创作的一个特质。如果说把我的几百万字作品进行全面概括，这么简短的两句话是远远不够的。
《生死疲劳》是我集大成的作品
《新民周刊》：现在你的书在市场上疯狂脱销，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你，应该读你的哪些作品？
莫言：他们可以先读《生死疲劳》这本书，然后再读《红高粱》、《丰乳肥臀》这些书。《生死疲劳》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写作的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探索。
这本书是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的一种思考，比如土地问题、农民问题。我在写作上采用了一种东方式超现实主义的写法，小说里面人可以跟动物之间自由地变化，然后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照中国最近50年来社会历史的变化。在语言上我进行了大胆的实验，力争用一种最自由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对社会现实和艺术探索比较完美统一的结合。 《新民周刊》：也有人说，你笔下的农村不真实，充满了魔幻离奇色彩。你怎么看待那些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的农村文学作品？
莫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许多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我看来是虚假的。我们回头看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包括70年代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代表作，用我的眼光来看，带着很多虚构和偏见。当你深入到一个乡村，把历史具体化感情化以后，你发现过去的经典作品里面描写的历史，实际上带着强烈的偏见，实际上是非常主观的，根本不客观。从写历史小说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现实观。
用小说客观地再现现实、再现历史，基本是一个谎言，哪怕是高喊着“我是现实主义的作家”，高举着完全忠于现实的大旗，由于个人的主观视角，由于个人狭窄的目光，不可能真实地再现一个历史事件真相，完全的现实主义写作是不存在的。
《新民周刊》：农村曾经是一批作家的精神家园，但这个精神家园在今天已经粉碎了，桃源梦醒，对以农村为主要写作对象的你来说，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莫言：精神家园不会像空气一样蒸发掉，土地依然是疮痍满目地在那里摆着，荒芜的土地上长出了很多过去已经绝迹的植物，很多已经绝迹的飞禽走兽又出现了，这是一种新的现实，具有更大的文学性。
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小说仓库，有成品，还有半成品。农村生活也是非常广阔的，它也有各行各业，我的小说表现的是一点点，其他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写，比如历史的、战争的、女性的，关于山东人几百年来怎样背井离乡闯关东，沿着黑龙江，一直到了阿穆尔河入海处，怎样在白雪皑皑之下返回故乡，这些题材都可以写成小说。我不担心没东西写，只担心写不好，糟蹋了素材。
我是喝高粱面糊糊长大的
《新民周刊》：在很多人看来，你们这一代作家都是受西方文学影响，喝狼奶长大的，但你的作品一直很传统化，很少有人把你放在先锋作家里。但你又是一个最成功的混血儿，把西方文学的影响和中国文学传统结合得最好，这次诺奖颁奖时瑞典文学院也是如此评价的。在写作上你这种自觉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莫言：我是喝高粱面糊糊长大的（笑）。我们受西方的影响，真正要化成中国的东西，化成你个人的东西，必须你头脑中有这个东西。原来的生活中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受到他们的启发，一下就发展起来了。我们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印象派种种许多的东西，假如你原来头脑里没有，你的禀赋里面没有这些因素，你只能是形式上简单地模仿。假如你原来就有这个基因，原来就有这个素质，看了这个会触类旁通，激活了你心中原有的东西，这样写出来，就是属于你个人的。
我觉得我是比较难归类的，我就是我。我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十三步》，在形式探索上，应该是相当前卫的。1987年的《天堂蒜薹之歌》，然后又是《酒国》那么一个荒诞的政治小说，带着黑色幽默、反讽、变形、夸张，应该很“先锋”啊。这样的小说结构是逼出来的，题材尖锐，不写不快，那只有在结构上挖空心思。我们都强调作家的想象力，故事需要想象力，语言需要想象力，结构更需要想象力。
《新民周刊》：如果说在小说结构、语言上你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从小说的内在精神来看，你的趣味是中国传统的，小说传奇，豪放，生猛有野性。
莫言：《聊斋志异》是我的经典。我有一部家传的《聊斋志异》，光绪年间的版本，上边我题了许多歪诗，什么“经天纬地大贤才，无奈名落孙山外。满腹牢骚何处泄，独坐南窗著聊斋”，“幸亏名落孙山外，龌龊官场少一人。一部奇书传千古，万千进士化尘埃”。还有什么“一灯如豆读聊斋，暗夜鬼哭动地哀。风吹门响惊抬头，疑是狐女入室来。”非常肤浅，有污书卷，但也表达了我对蒲老祖师的无限敬仰之情。魏晋传奇也非常喜欢，也是我重要的艺术源头。
《新民周刊》：从回归传统来说，你怎么理解80年代初期韩少功、阿城那个时期提出的“文化寻根”？
莫言：那个时候像阿城提出的“文化制约人类”、韩少功提出的“文化寻根”，我猜想他们的本意是回归到典籍，回归到我们书面传统、古典文化里去，不是回到偏僻乡村里沉淀下来的奇风异俗。当时有人错误地把寻根理解为寻找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奇风异俗，原始落后，闭塞愚昧，把寻根引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去。我们二十多年来探索、实践，实际上一直在寻根。寻根就是向传统学习。寻根与面对现实关注现实并不矛盾。
写人生，写人的命运，塑造在文学画廊里面有一席或者半席侧身之地的典型人物形象，这是小说家的最高追求。
《新民周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天堂蒜薹之歌》应该是你第一部最早描写现实的作品。
莫言：应该是，如果说所谓的反腐败小说，那我的《天堂蒜薹之歌》就是。如果说官场小说，那我的《酒国》就是。但实际上它也有不现实的一面，如果让官员来读，他可能满腹怨恨，鸣冤叫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想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出身下层的农民作家，我写作的时候感情倾向非常明确，选择表现事物的侧面和视角，是主观的，没有办法。换一个作家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小说。
不是我要关注现实问题，而是无法逃离它，在屋子里面蒙头大睡，现实依然存在，现实时刻都在纠正你前进的方向，它在拉着你走。
不会再写命题作文
《新民周刊》：很多发生在作家身上的经历在你身上也发生过，比如你也曾经为张艺谋写过几次电影剧本，还写过话剧，但是你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被废掉。
莫言：如果一个人长期写剧本，再回头写小说时会感到手生，但写几个小说就能够把状态调整过来。
命题作文很难写，我也写过，但事实证明很难成功，而且永远也不会满意。《白棉花》是一个半命题作文，当时我和张艺谋一块讨论，他希望写农村大场面故事。在我们农村，和平年代里的大场面就是修水利，开山挖河，但这样的大场面在电影里很难表现，你现在没法组织几万人去挖一条大河；另外一个农村的大场面就是收购棉花，当时我们老家一个县就一个棉花加工厂，到了棉花收购的旺季，成千上万的棉农赶着车挑着担子，无数的棉花集中到一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不像现在的仓库房子，是露天的，棉花堆得像山一样高，这个场面特别壮观。
那时候张艺谋刚拍了《红高粱》，那个电影一出来，反响非常好。我对他说，你刚拍完《红高粱》，再拍一个《白棉花》，首先视觉上就有很强烈的反差。因为有事先商定的东西，写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向故事性、影视性靠拢，结果出来的小说不伦不类。
《新民周刊》：国内所有导演挑本子的时候都看你有没有一个好的故事和人物。
莫言：这不是真正高明的导演，真正高明的导演能把《资本论》拍成电影，好的导演是要氛围，要你的语言，要你的小说技术，然后他从这里受到启发。关键你的小说就是要把导演强烈的创作艺术感觉刺激起来，这样这个故事用电影语言讲述的时候，才可能和别的电影不一样，如果要单纯编一个故事，对专业的小说家、专业导演来讲都不是难事。
《新民周刊》：在写作上你现在还会与其他作家交流吗？
莫言：在写作这个事情上，每个人都在孤军奋战，谁也帮不了谁的忙。
我一直有意识地跟文学界保持一定距离，不是我讨厌他们，是怕他们讨厌我，我自己应该知趣。我坚持我的个性，坚持我自己的方向，反而具有一定的价值。凤凰就是凤凰，乌鸦就是乌鸦，我当然是乌鸦。
姑姑谈莫言
莫言的姑姑作为原型曾经出现在他的小说《蛙》中。她对记者聊起了莫言：
莫言现在每次回来还是常来看我。他回来说说当前形势，写作的事儿啊，他对家人、对父老乡亲很好。
我父亲（编者注：莫言的爷爷）一直说，人一生一世一定要学一件东西，不然被别人看不起，不能做人上人，也不能做人下人。后来我父亲鼓励莫言当兵。那时我跟他说，你爷爷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当个有用的人，这不实现了么。我父亲这个人故事很多。莫言小时候是个好奇的孩子，从小就愿意听故事。莫言的书我有的看了，有的没看，中间有很多我父亲跟他说的故事。
我家代代都有大夫，莫言小学退学后，跟我父亲学了两年中医，背了很多医学的东西，药性、虚实之类的。他当兵之后就中断了。我父亲说了，他长大一定成材，小名就叫斗，北斗星，一定成材。应该说，莫言在四兄妹里是最调皮的。他当兵的时候，白天调皮捣蛋，晚上学习。他跟我讲，到了晚上，一过了十二点，学什么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