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The Third Wave一书包含不少挑战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观点，对于这部分内容的翻译，不同时期的译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以大陆的三个译本作文本对比研究，探究了1984年三联出版社版本的《第三次浪潮》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到了最严格操控的事实，并结合社会-文化语境挖掘了操控背后的原因。意识形态操控第三次浪潮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代表作The Third Wave于1983年首次引进中国，三联书店于1983年3月发行大陆首个中译本《第三次浪潮》，之后于1984年12月推出第二个译本，两个译本的译者署名都是朱志焱、潘琪、张焱。1996年应新华出版社之邀，朱志焱对原三联版本重新做了修订和补正，改版后推向市场。本文将对比这三个版本的《第三次浪潮》，以文本分析始，结合相关副文本以及社会语境，探究1984年译本中有关意识形态的内容受到的操控最为严格的事实和原因。
一、从文本入手发现操控
准确来说，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特定时期的译语系统产出的翻译产品，即20世纪80年代的三个译本《第三次浪潮》，其中又以1984年版本为研究的重中之重，而非原作The Third Wave。翻译只是一个系统——目的语系统内的事实，译者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为译入文化而非源语文本的利益服务，更不用说是为源语文化了。本文中，原作所起的只是位于原点的参照系的作用。明确这一点即可知，本文对译文与原作之间的距离的探讨，只是为了揭示其中的“操控”，并非出于对于所谓译文“忠实性”“准确性”的关注。
首先从可观测到的事实，即翻译文本本身出发：1983年初版时已删去整个第二十四章（作者申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未来将汇合的观点）和多处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小节和语句，得以保留的挑战译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中有一些也被“弱化”翻译。1984年译本对初版时已经译出的、批驳马克思主义及其领袖的部分语句再做删节，得以保留的部分强度被进一步“弱化”。1996年译本对删节的内容作了一部分修复工作。此三个译本出版时间不同，但译者相同，始终是朱志焱、潘琪、张焱，译者主体性差异便可排除，但译文呈现的面貌却不尽相同，1984年译本受到的操控尤为严格，对此不妨举几处实例来看：
例一：
原文：Correct in identifying this dehumanization of interpersonal bonds， Marx was incorrect， however， in attributing it to capitalism.He wrote， of course， at a time when the only industrial society he could observe was capitalist inform. Today， afte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experience with industrial societies based on socialism， or at least state socialism， we know that aggressive acquisitiveness， commercial corrup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to coldly economic terms are no monopoly of the profit system.
TT1：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人与人之间这种非人性化的关系，但是马克思把这归罪于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当然，他写书时所能观察到的工业社会，只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一种形式。今天，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至少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社会有了半个世纪以上的经验以后，我们知道，贪得无厌，商业腐化，人与人之间关系堕落到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所有这些，并不是利润制度所独有的现象。
TT2：马克思写书时所能观察到的工业社会，只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一种形式。今天，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至少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社会有了半个世纪以上的经验以后，我们知道，贪得无厌，商业腐化，人与人之间关系堕落到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所有这些，并不是利润制度所独有的现象。
TT3：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人与人之间这种非人性化的关系，但是马克思把这归罪于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马克思写书时所能观察到的工业社会，只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一种形式。今天，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至少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社会有了半个世纪以上的经验以后，我们知道，贪得无厌，商业腐化，人与人之间关系堕落到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所有这些，并不是利润制度所独有的现象。
源文中托夫勒采用对比强烈的一对反义词“correct”和“incorrect”，明确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后又补充说明这是受其身处的时代所限。TT1较为充分地译出源文，TT2删去托夫勒明确否定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这句话，保留了后面补充说明的内容，这样做明显破坏了段落的衔接，删去的一句在文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到了1996年的译本TT3中，被删节的此句又重新被修补回来。
例二：
原文：Finally，it is not，as Marxists claim，a crisis of capitalism alone， but one that involves the socialist industrial nations as well. It is， in short， the general crisi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s a whole.
TT1：最后，它并不象马克思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仅仅是资本主义面临的一场危机，而是一场使社会主义工业国家也深陷其中的危机。 TT2：最后，它不仅仅是资本主义面临的一场危机，而是使社会主义工业国家也深陷其中。
TT3：最后，它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仅仅是资本主义面临的一场危机，而是使社会主义工业国家也深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TT2删去了“as Marxists claim”，而其他信息都予以保留，可见不被容许的只是源文对马克思主义明显批判的语句，而非源文批判的实际内容和观点。在对译文的意识形态的操控不那么严格时，TT3又将此句补充回来，但是容易引起贬义联想的“声称”换成了更为中性的“宣称”。
例三：
原文：In Second Wave societies even political agitation was conceived of as a profession.Thus Lenin argued that the masses could not bring about a revolution without professional help. What was needed， he asserted，was an“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limited in membership to“people whose profession is that of a revolutionary.”
TT1：在第二次浪潮，甚至政治煽动也包括在专门职业之中。列宁主张，没有职业革命家的帮助，群众不可能进行革命。列宁断言，其所需要的是“一个革命组织”，成员只限于“以革命为职业的人”。
TT2：在第二次浪潮中，甚至政治鼓动也包括在专门职业之中。
TT3：在第二次浪潮中，甚至政治鼓动也包括在专门职业之中。所以列宁认为，没有专家的帮助，群众就不能进行革命。列宁主张，革命所需要的是一个革命组织，而这个组织成员，就是那些“以革命为专职的人”。
这段源文的中心意思，是第二次浪潮社会中，甚至开展革命都须有专家的帮助，这也是列宁坚持的观点。TT1将“political agitation”译为“政治煽动”，而“煽动”多有贬义，有怂恿之意，TT2、TT3调整为词义更加中性的“鼓动”。关于列宁言之凿凿的观点，与TT1相比，TT3有明显淡化痕迹：源文口气较强的发话词“argue”和“assert”TT1译为“主张”和“断言”，偏离不大，到了TT3中就淡化成“认为”和“主张”，口气明显弱化；“could not bring about a revolution”在TT1中是“不可能进行革命”，到了TT3中淡化为“不能进行革命”，虽一字之差，接受者的阅读重点可能就此转移至他处；另外，对于革命所需要的“一个革命组织”，TT1最早将“limited in membership to”译为“成员只限于”，而TT3调整为“成员，就是那些”，排他、绝对地意味有所减轻。
显而易见，TT3为了弱化源文对译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而在选词上颇为审慎，而反观TT2，则采取最为“利落”的删节策略使这个观点不再与列宁代表的社会主义产生任何联系，不可谓操控不严格。
二、结合社会-文化语境分析操控
单凭文本分析不足以验证假设，若要剖析深层次的原因，须联系意识形态因素，将文本结合社会-文化语境。“权力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达到极致”的十年文革造成大陆“书荒”局面，改革开放后出版界逐渐活跃起来，但随着大量西方书籍的引进，其中包含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一些挑战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引发了关注。1983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包括出版业在内的各文化行业由此展开了“清理精神污染”运动。1984年3月，文化部出版局宋木文明确表示：“清除精神污染的目的，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轨道上繁荣和发展出版事业；精神污染要清除，出版事业要繁荣”。这种一面鼓励引进外国优秀作品，一面要求清除其中“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出版环境，使包括三联书店在内的所有出版社在此时期都对译介作品的意识形态增强了把控，解释了在首译本推出后的第二年就发行删节力度更大的另一个译本的部分原因。通过研究该时期《第三次浪潮》的内容和托夫勒的观点表态的材料看，当时的政治中心系统认为此书有正面价值和参考意义，但同马克思主义相违背。这样就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此书与本土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第二，此书有阅读、研究的价值。于是，出现了此番情景，同年底及次年政治系统内部上上下下展开讨论，媒体多方报道，一时间炙手可热，甚至一书难求。但是，绝大多数“专业人士”的评论和解读都异口同声地称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最终落足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违背的”之论断。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版社对新译本实施更为严格的操控，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时，译者前言、出版社声明等副文本中也有1984年译本操控最为严格的明证。两个译本的“译者前言”中都有对中国未来研究会的简要介绍：“它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未来为己任”。反观原作序言里有这样一句：“当我十几二十来岁的时候，我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换言之，托夫勒后来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可见，译者十分清楚源文的意识形态与译者所维护的译语文化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并以“译者前言”为阵地公然与之针锋相对。1984年译本的“译者前言”与首译本相比，唯独增加了这样一段话：“从根本上说，本书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违背的。……”不仅如此，这个译本的书末更附上一篇“专业人士”的评论，包含了“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不得不借助于新产业革命论来达到安定人心、刺激需求、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以度过这场危机”之类的观点。这种有意引导读者的接受角度的做法，令人联想到“文革”时期“强制性地规定了读者对译作的接受角度……几乎每一篇（部）都会附上一篇或长或短的前言、后记或批判文章”，可谓非特殊时期不可见，对源文意识形态的操控意图显而易见。 三、结语
在这个案例中，与译者相比，出版社在对源文意识形态的操控上，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沈昌文，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三联书店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The Third Wave的译介中可以视为出版社的代理人。在两次采访中，当他谈及《第三次浪潮》的删节时，曾这样说：“作者提出信息社会的概念，可是他用信息观点来批判马克思主义，这怎么能批判呢？于是我又把它狠删”；“可是他用这个论点批评马克思了，我把批评马克思的话全删了”。无论事实是“狠删”还是“全删”，出版社在操控意识形态时的权力之大都可见一斑。但是，权力大不等于不受制约，出版社可以被称为被压制的“强权者”，三联书店就被高放“告了一状”，他把对《第三次浪潮》的删节描述为“把托夫勒这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引进外国著作是‘涂脂抹粉’”，中共中央宣传部把这篇文章印在简报上，要大家学习。这样一来，三联书店的“错误”被通报了。沈昌文却说这个状告得“妙”，他和高放“会心一笑”，“这告状归根到底成了我们俩商量好做的双簧，这样以后上面没话好讲了呀”。甚至“此后引进外国著作时的删节便减少了”。
由此可见，实际上政治中心系统、出版社和专业评论者之间在操控翻译的意识形态上有着复杂的关系，武断地将操控全部归责于出版社并不客观。可以肯定的是，在《第三次浪潮》的案例中，1984年的三联译本中涉及意识形态内容的翻译受到了最严格的操控，并且译文面貌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中心系统的关注以及出版社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职责都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吉迪恩·图里.描述性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A].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2]高放.评《第三次浪潮》[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3]Toffer，Alvin.The Third Wave. New York：Bantam Books，1981.
[4]朱志焱，潘琪，张焱译.第三次浪潮[M].北京：三联书店，1983.
[5]朱志焱，潘琪，张焱译.第三次浪潮[M].北京：三联书店，1984.
[6]朱志焱，潘琪，张焱译.第三次浪潮[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7]谢天振.非常时期的非常翻译——关于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J].中国比较文学，2009，（2）：23-35.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宋木文.在社会主义轨道上繁荣发展出版事业——在文化部出版系统各单位负责同志会上作关于前段清除精神污染的小结（摘要）[J].出版工作，1984，（5）：3-12.
[10]胡洪霞，张清.1978～2008私人阅读史[M].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9.
[11]陈川.沈昌文：躲在板缝里看世界[N].信息时报，2008-10-12（C3-C4）.
一、从文本入手发现操控
准确来说，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特定时期的译语系统产出的翻译产品，即20世纪80年代的三个译本《第三次浪潮》，其中又以1984年版本为研究的重中之重，而非原作The Third Wave。翻译只是一个系统——目的语系统内的事实，译者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为译入文化而非源语文本的利益服务，更不用说是为源语文化了。本文中，原作所起的只是位于原点的参照系的作用。明确这一点即可知，本文对译文与原作之间的距离的探讨，只是为了揭示其中的“操控”，并非出于对于所谓译文“忠实性”“准确性”的关注。
首先从可观测到的事实，即翻译文本本身出发：1983年初版时已删去整个第二十四章（作者申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未来将汇合的观点）和多处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小节和语句，得以保留的挑战译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中有一些也被“弱化”翻译。1984年译本对初版时已经译出的、批驳马克思主义及其领袖的部分语句再做删节，得以保留的部分强度被进一步“弱化”。1996年译本对删节的内容作了一部分修复工作。此三个译本出版时间不同，但译者相同，始终是朱志焱、潘琪、张焱，译者主体性差异便可排除，但译文呈现的面貌却不尽相同，1984年译本受到的操控尤为严格，对此不妨举几处实例来看：
例一：
原文：Correct in identifying this dehumanization of interpersonal bonds， Marx was incorrect， however， in attributing it to capitalism.He wrote， of course， at a time when the only industrial society he could observe was capitalist inform. Today， afte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experience with industrial societies based on socialism， or at least state socialism， we know that aggressive acquisitiveness， commercial corrup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to coldly economic terms are no monopoly of the profit system.
TT1：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人与人之间这种非人性化的关系，但是马克思把这归罪于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当然，他写书时所能观察到的工业社会，只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一种形式。今天，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至少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社会有了半个世纪以上的经验以后，我们知道，贪得无厌，商业腐化，人与人之间关系堕落到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所有这些，并不是利润制度所独有的现象。
TT2：马克思写书时所能观察到的工业社会，只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一种形式。今天，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至少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社会有了半个世纪以上的经验以后，我们知道，贪得无厌，商业腐化，人与人之间关系堕落到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所有这些，并不是利润制度所独有的现象。
TT3：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人与人之间这种非人性化的关系，但是马克思把这归罪于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马克思写书时所能观察到的工业社会，只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一种形式。今天，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至少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社会有了半个世纪以上的经验以后，我们知道，贪得无厌，商业腐化，人与人之间关系堕落到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所有这些，并不是利润制度所独有的现象。
源文中托夫勒采用对比强烈的一对反义词“correct”和“incorrect”，明确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后又补充说明这是受其身处的时代所限。TT1较为充分地译出源文，TT2删去托夫勒明确否定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这句话，保留了后面补充说明的内容，这样做明显破坏了段落的衔接，删去的一句在文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到了1996年的译本TT3中，被删节的此句又重新被修补回来。
例二：
原文：Finally，it is not，as Marxists claim，a crisis of capitalism alone， but one that involves the socialist industrial nations as well. It is， in short， the general crisi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s a whole.
TT1：最后，它并不象马克思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仅仅是资本主义面临的一场危机，而是一场使社会主义工业国家也深陷其中的危机。 TT2：最后，它不仅仅是资本主义面临的一场危机，而是使社会主义工业国家也深陷其中。
TT3：最后，它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仅仅是资本主义面临的一场危机，而是使社会主义工业国家也深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TT2删去了“as Marxists claim”，而其他信息都予以保留，可见不被容许的只是源文对马克思主义明显批判的语句，而非源文批判的实际内容和观点。在对译文的意识形态的操控不那么严格时，TT3又将此句补充回来，但是容易引起贬义联想的“声称”换成了更为中性的“宣称”。
例三：
原文：In Second Wave societies even political agitation was conceived of as a profession.Thus Lenin argued that the masses could not bring about a revolution without professional help. What was needed， he asserted，was an“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limited in membership to“people whose profession is that of a revolutionary.”
TT1：在第二次浪潮，甚至政治煽动也包括在专门职业之中。列宁主张，没有职业革命家的帮助，群众不可能进行革命。列宁断言，其所需要的是“一个革命组织”，成员只限于“以革命为职业的人”。
TT2：在第二次浪潮中，甚至政治鼓动也包括在专门职业之中。
TT3：在第二次浪潮中，甚至政治鼓动也包括在专门职业之中。所以列宁认为，没有专家的帮助，群众就不能进行革命。列宁主张，革命所需要的是一个革命组织，而这个组织成员，就是那些“以革命为专职的人”。
这段源文的中心意思，是第二次浪潮社会中，甚至开展革命都须有专家的帮助，这也是列宁坚持的观点。TT1将“political agitation”译为“政治煽动”，而“煽动”多有贬义，有怂恿之意，TT2、TT3调整为词义更加中性的“鼓动”。关于列宁言之凿凿的观点，与TT1相比，TT3有明显淡化痕迹：源文口气较强的发话词“argue”和“assert”TT1译为“主张”和“断言”，偏离不大，到了TT3中就淡化成“认为”和“主张”，口气明显弱化；“could not bring about a revolution”在TT1中是“不可能进行革命”，到了TT3中淡化为“不能进行革命”，虽一字之差，接受者的阅读重点可能就此转移至他处；另外，对于革命所需要的“一个革命组织”，TT1最早将“limited in membership to”译为“成员只限于”，而TT3调整为“成员，就是那些”，排他、绝对地意味有所减轻。
显而易见，TT3为了弱化源文对译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而在选词上颇为审慎，而反观TT2，则采取最为“利落”的删节策略使这个观点不再与列宁代表的社会主义产生任何联系，不可谓操控不严格。
二、结合社会-文化语境分析操控
单凭文本分析不足以验证假设，若要剖析深层次的原因，须联系意识形态因素，将文本结合社会-文化语境。“权力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达到极致”的十年文革造成大陆“书荒”局面，改革开放后出版界逐渐活跃起来，但随着大量西方书籍的引进，其中包含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一些挑战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引发了关注。1983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包括出版业在内的各文化行业由此展开了“清理精神污染”运动。1984年3月，文化部出版局宋木文明确表示：“清除精神污染的目的，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轨道上繁荣和发展出版事业；精神污染要清除，出版事业要繁荣”。这种一面鼓励引进外国优秀作品，一面要求清除其中“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出版环境，使包括三联书店在内的所有出版社在此时期都对译介作品的意识形态增强了把控，解释了在首译本推出后的第二年就发行删节力度更大的另一个译本的部分原因。通过研究该时期《第三次浪潮》的内容和托夫勒的观点表态的材料看，当时的政治中心系统认为此书有正面价值和参考意义，但同马克思主义相违背。这样就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此书与本土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第二，此书有阅读、研究的价值。于是，出现了此番情景，同年底及次年政治系统内部上上下下展开讨论，媒体多方报道，一时间炙手可热，甚至一书难求。但是，绝大多数“专业人士”的评论和解读都异口同声地称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最终落足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违背的”之论断。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版社对新译本实施更为严格的操控，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时，译者前言、出版社声明等副文本中也有1984年译本操控最为严格的明证。两个译本的“译者前言”中都有对中国未来研究会的简要介绍：“它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未来为己任”。反观原作序言里有这样一句：“当我十几二十来岁的时候，我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换言之，托夫勒后来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可见，译者十分清楚源文的意识形态与译者所维护的译语文化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并以“译者前言”为阵地公然与之针锋相对。1984年译本的“译者前言”与首译本相比，唯独增加了这样一段话：“从根本上说，本书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违背的。……”不仅如此，这个译本的书末更附上一篇“专业人士”的评论，包含了“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不得不借助于新产业革命论来达到安定人心、刺激需求、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以度过这场危机”之类的观点。这种有意引导读者的接受角度的做法，令人联想到“文革”时期“强制性地规定了读者对译作的接受角度……几乎每一篇（部）都会附上一篇或长或短的前言、后记或批判文章”，可谓非特殊时期不可见，对源文意识形态的操控意图显而易见。 三、结语
在这个案例中，与译者相比，出版社在对源文意识形态的操控上，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沈昌文，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三联书店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The Third Wave的译介中可以视为出版社的代理人。在两次采访中，当他谈及《第三次浪潮》的删节时，曾这样说：“作者提出信息社会的概念，可是他用信息观点来批判马克思主义，这怎么能批判呢？于是我又把它狠删”；“可是他用这个论点批评马克思了，我把批评马克思的话全删了”。无论事实是“狠删”还是“全删”，出版社在操控意识形态时的权力之大都可见一斑。但是，权力大不等于不受制约，出版社可以被称为被压制的“强权者”，三联书店就被高放“告了一状”，他把对《第三次浪潮》的删节描述为“把托夫勒这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引进外国著作是‘涂脂抹粉’”，中共中央宣传部把这篇文章印在简报上，要大家学习。这样一来，三联书店的“错误”被通报了。沈昌文却说这个状告得“妙”，他和高放“会心一笑”，“这告状归根到底成了我们俩商量好做的双簧，这样以后上面没话好讲了呀”。甚至“此后引进外国著作时的删节便减少了”。
由此可见，实际上政治中心系统、出版社和专业评论者之间在操控翻译的意识形态上有着复杂的关系，武断地将操控全部归责于出版社并不客观。可以肯定的是，在《第三次浪潮》的案例中，1984年的三联译本中涉及意识形态内容的翻译受到了最严格的操控，并且译文面貌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中心系统的关注以及出版社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职责都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吉迪恩·图里.描述性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A].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2]高放.评《第三次浪潮》[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3]Toffer，Alvin.The Third Wave. New York：Bantam Books，1981.
[4]朱志焱，潘琪，张焱译.第三次浪潮[M].北京：三联书店，1983.
[5]朱志焱，潘琪，张焱译.第三次浪潮[M].北京：三联书店，1984.
[6]朱志焱，潘琪，张焱译.第三次浪潮[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7]谢天振.非常时期的非常翻译——关于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J].中国比较文学，2009，（2）：23-35.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宋木文.在社会主义轨道上繁荣发展出版事业——在文化部出版系统各单位负责同志会上作关于前段清除精神污染的小结（摘要）[J].出版工作，1984，（5）：3-12.
[10]胡洪霞，张清.1978～2008私人阅读史[M].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9.
[11]陈川.沈昌文：躲在板缝里看世界[N].信息时报，2008-10-12（C3-C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