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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抱怨，2004年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又创新高，科尔尼公司（ATKerney）以及德国Ernst & Young协会对公司总裁们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依然是投资首选地。那些批评中国投资环境的不足之处的人，在批评之前，肯定都会先声明诸如“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投资环境也在不断改善……”之類的话。
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不断给企业以投资的信心，并在初始阶段的改革完成之后持续不断地进行改善。中国首先承认一大部分人享有的基本财产权，后来又推出了若干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改革举措。中国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改进工商监管，改善基础设施，加入了世贸组织，并致力于遏制腐败，提高透明度。
这些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表示对法院维护其财产权有信心的企业，在印尼为60％，在柬埔寨为40％，孟加拉国为20％，而在中国则占80％以上。
世界银行私营发展部经理、《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主笔华立克·史密斯20年前就到过中国，这次再次故地重游，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大加赞赏。
他认为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在过去20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在过去20年中的进行的投资环境改革帮助4亿人口摆脱了贫困。
减贫是世界银行的宗旨之一，世界银行将中国减贫成绩的一部分记到了自己的账下。世界银行在《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援引中国的经验证明，改善投资环境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
4月1日，《经济》记者对华立克·史密斯就中国的投资环境问题在北京进行了专访。
《经济》：中国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所做出的哪些成绩是世界银行最欣赏的？
史密斯：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曾有过广泛的争论，因为它和过去一些发达国家所走的道路都不一样，一些欧美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怀疑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般规律是否适用于中国。例如，他们发现直到去年中国一直都没有花很大力气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但是中国却取得了经济增长，这不符合经济学原理。
但是通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恰恰是这些规律的最好体现。中国注重了在最基本要素上改善，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了经济增长。我们认为，虽然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仍不完备，但是一直在提高，经济增长和这种提高过程是同步的。所以，我们引用中国的例子来说明：一国的投资环境不一定要做到完美无瑕，只需要做到不断进步。这也是我们最欣赏中国的地方。
《经济》：发达国家在投资环境测评方面的得分要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但是在一些机构的调查中，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是投资者的首选地，这是为什么？
史密斯：主要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起步早，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在基础设施、金融体制、法律方面都比较完善。但是有趣的是，很多欧洲的发达国家以及拉美国家都在研究中国的经验。
撇开中印具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谈，中国和印度原来的投资环境比较差，直到几年前，印度还对外资抱有仇视。但是自从实施经济改革之后，两个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中印两国经济发展迅速，充满活力，自然会成为投资者的首选地。
《经济》：中国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政策随时在变，中国的政策的可预见性是不是很难做到？
史密斯：经济改革中都会出现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不是说不应该改革，而是在此过程中要让投资者看清楚改革的方向，尽量避免政策反复。投资者无法预料未来具体的经济政策，只要能够判断出来未来的政策是否对自己有利，就说明政策具有可预见性。如果我们考察一下15年前的中国，你会发现那时候中国的政策可预见性曲线起伏较大，但是近5年来，曲线比较平缓。这说明中国的政策可预见性在提高。
《经济》：中国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
史密斯：正常来说，投资环境的改善既可以吸引更多地FDI，也可以促进国内投资。一方面，中国吸引的FDI总量已经很大，但是如果平均到每个人身上，这个数量还是很低的。新加坡吸引的外资总量不高，但是人均吸引的FDI则比中国高出一大截。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经济要想保持持续增长，投资量是一个因素，投资利用率更为重要。如果外资企业只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进行一些技术含量低的生产，招聘的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那么这样的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就不大。所以中国需要提高对外资和内资的利用效率。
《经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很多国家看来力度不够。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投资环境？
史密斯：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鼓励公平竞争和创新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外资企业是不敢把先进的技术带到中国来的，这肯定会影响外商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价。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强大、拥有的知识产权越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也就越强烈。美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经常需要面对英国的指责，后来美国经济强大后，就开始指责别人了。我注意到近几年中国国内的企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也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也会由被指责者变成指责者。
《经济》：中小企业往往是一个不良的投资环境里的最大受害者，小企业有什么对策？
史密斯：关键是小企业缺乏话语权。小企业数量太多，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一征求小企业的意见难度太大，也不太现实。发达国家一般通过商会或者企业协会把小企业分散的话语权集中在一起形成有影响力的话语权，政府也乐意向他们征求意见。
前南斯拉夫波黑地区曾经实施过“推土机倡议”，不仅基层的大量中小企业参与进来，还动员了媒体，帮助政府发现问题，并且监督政府相关政策的施行，他们给政府的行为打分。这样一来，过去话语权最弱的群体就有了最强的话语权。从倡议的效果来看，当地的投资环境在那一时期有了较大的改善。
《经济》：中国接受的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很多国际机构的资金援助帮助中国改善基础设施，同时进行扶贫工作。但是现在这种援助在减少，您觉得中国已经不需要这些援助了吗？
史密斯：中国已经比以前富裕多了，相对于资金来说，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知识和技术，所以世界银行越来越多地在中国举办研讨会。
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不断给企业以投资的信心，并在初始阶段的改革完成之后持续不断地进行改善。中国首先承认一大部分人享有的基本财产权，后来又推出了若干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改革举措。中国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改进工商监管，改善基础设施，加入了世贸组织，并致力于遏制腐败，提高透明度。
这些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表示对法院维护其财产权有信心的企业，在印尼为60％，在柬埔寨为40％，孟加拉国为20％，而在中国则占80％以上。
世界银行私营发展部经理、《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主笔华立克·史密斯20年前就到过中国，这次再次故地重游，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大加赞赏。
他认为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在过去20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在过去20年中的进行的投资环境改革帮助4亿人口摆脱了贫困。
减贫是世界银行的宗旨之一，世界银行将中国减贫成绩的一部分记到了自己的账下。世界银行在《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援引中国的经验证明，改善投资环境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
4月1日，《经济》记者对华立克·史密斯就中国的投资环境问题在北京进行了专访。
《经济》：中国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所做出的哪些成绩是世界银行最欣赏的？
史密斯：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曾有过广泛的争论，因为它和过去一些发达国家所走的道路都不一样，一些欧美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怀疑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般规律是否适用于中国。例如，他们发现直到去年中国一直都没有花很大力气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但是中国却取得了经济增长，这不符合经济学原理。
但是通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恰恰是这些规律的最好体现。中国注重了在最基本要素上改善，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了经济增长。我们认为，虽然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仍不完备，但是一直在提高，经济增长和这种提高过程是同步的。所以，我们引用中国的例子来说明：一国的投资环境不一定要做到完美无瑕，只需要做到不断进步。这也是我们最欣赏中国的地方。
《经济》：发达国家在投资环境测评方面的得分要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但是在一些机构的调查中，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是投资者的首选地，这是为什么？
史密斯：主要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起步早，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在基础设施、金融体制、法律方面都比较完善。但是有趣的是，很多欧洲的发达国家以及拉美国家都在研究中国的经验。
撇开中印具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谈，中国和印度原来的投资环境比较差，直到几年前，印度还对外资抱有仇视。但是自从实施经济改革之后，两个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中印两国经济发展迅速，充满活力，自然会成为投资者的首选地。
《经济》：中国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政策随时在变，中国的政策的可预见性是不是很难做到？
史密斯：经济改革中都会出现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不是说不应该改革，而是在此过程中要让投资者看清楚改革的方向，尽量避免政策反复。投资者无法预料未来具体的经济政策，只要能够判断出来未来的政策是否对自己有利，就说明政策具有可预见性。如果我们考察一下15年前的中国，你会发现那时候中国的政策可预见性曲线起伏较大，但是近5年来，曲线比较平缓。这说明中国的政策可预见性在提高。
《经济》：中国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
史密斯：正常来说，投资环境的改善既可以吸引更多地FDI，也可以促进国内投资。一方面，中国吸引的FDI总量已经很大，但是如果平均到每个人身上，这个数量还是很低的。新加坡吸引的外资总量不高，但是人均吸引的FDI则比中国高出一大截。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经济要想保持持续增长，投资量是一个因素，投资利用率更为重要。如果外资企业只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进行一些技术含量低的生产，招聘的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那么这样的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就不大。所以中国需要提高对外资和内资的利用效率。
《经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很多国家看来力度不够。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投资环境？
史密斯：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鼓励公平竞争和创新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外资企业是不敢把先进的技术带到中国来的，这肯定会影响外商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价。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强大、拥有的知识产权越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也就越强烈。美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经常需要面对英国的指责，后来美国经济强大后，就开始指责别人了。我注意到近几年中国国内的企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也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也会由被指责者变成指责者。
《经济》：中小企业往往是一个不良的投资环境里的最大受害者，小企业有什么对策？
史密斯：关键是小企业缺乏话语权。小企业数量太多，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一征求小企业的意见难度太大，也不太现实。发达国家一般通过商会或者企业协会把小企业分散的话语权集中在一起形成有影响力的话语权，政府也乐意向他们征求意见。
前南斯拉夫波黑地区曾经实施过“推土机倡议”，不仅基层的大量中小企业参与进来，还动员了媒体，帮助政府发现问题，并且监督政府相关政策的施行，他们给政府的行为打分。这样一来，过去话语权最弱的群体就有了最强的话语权。从倡议的效果来看，当地的投资环境在那一时期有了较大的改善。
《经济》：中国接受的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很多国际机构的资金援助帮助中国改善基础设施，同时进行扶贫工作。但是现在这种援助在减少，您觉得中国已经不需要这些援助了吗？
史密斯：中国已经比以前富裕多了，相对于资金来说，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知识和技术，所以世界银行越来越多地在中国举办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