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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多如此。”——钱钟书这句著名的话，显然不能包括“上层阶级”的围城在内。自从有了阶级的分别，对于上层阶级的精英团体来说，从来都是只有人想冲进围城去，大概没有人想从围城里逃出来。就算偶尔有个别逃兵，也无法摆脱身上的阶级符号与身份标签，无论他叫做李叔同还是叫做弘一法师，同样都是上层阶级的精英。
我们常常看到的情景是，中下层阶级的人们千方百计企图攻进上层阶级的“围城”当中，他们通过模仿上层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给自己贴上“上流社会”的身份标签，希望有一天能够拿到“上流社会”的敲门砖，从而分享这个阶层的资源、优越感，甚至权力。
而上层阶级的人总会千方百计地把中下层的人们阻挡在城门之外，当他们感觉到下层阶级向自己靠近时，就会产生被威胁感和焦虑感，他们就会把自己圈子的围墙砌得更高，把“攻城者”挡在城外。
现任的贝德福公爵曾经这样描述过上层阶级：“他们对普通大众别无所求，只求他们保持普通。如果大众不普通，哪能显出上层阶级的特别？”中层阶级的模仿行为让上层阶级不得不奋起自卫，他说：“不但要有坚定的决心，而且要用巧妙的计谋，随时变化躲闪，以防中产阶级追上。”
上层阶级有时候用金钱，有时候用政治手段，有时候用文化背景，来控制与操纵特殊的商品与特殊的生活方式，例如艺术品、俱乐部、服饰、饮食文化，等等。通过种种具有集体共识的烙印和阶级特色的标签，与其他阶层区分开来，尤其是与最靠近自己的那个群体区分开来。一种身份的标签一旦被不如自己的阶层所模仿，这个标签马上贬值，上层阶级需要寻找另一个新的标签，以凸显自己的等级地位，把中层阶级甩到后面去。
上层阶级扮演着时代潮流的代言人的角色。中下层阶级则扮演着追随者与模仿者的角色，不同阶层之间发生着永无止境的冲突。如果中下层阶级的想象力够丰富，角色扮演时入戏够深，他们就会逐步贴上“上层阶级”的标签，迈进一座新的围城。
就在这一攻一守的“围城”游戏中，人类文明悲喜交集地缓步前行。
古今中外的“攻城宝典”
“攻城”这个词，在香港娱乐圈有另一个含义：攻陷郭富城。娱乐杂志每次以“攻城”为大幅标题，报道内地演员熊黛林如何讨取郭富城的欢心，如何成功“上位”做了“城城”的女朋友，如何讨要礼物，如何逼婚——总之，在娱记笔下这就是一个内地灰姑娘努力跻身香港上层阶级的故事。看着关于熊黛林“攻城”的尖酸刻薄的报道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郭富城从一名空调修理工到成为香港马会的马主，他对“上流社会”的“攻城”战略足足实施了25年。
我们不知道郭富城与熊黛林是否看过“上流社会的攻城宝典”，但是每个国家都有一本适合本土的“上流社会攻城宝典”，这倒是毫无疑问。法国有Frédéric Rouvillois《伪雅史》；美国有Paul Fussell《格调》；中国明代有文震亨的《长物志》；今天有“花总丢了金箍棒”的《装腔指南》。
这几部著名作品都是消费位味与行为的指南，教导上层阶级如何给自己贴上身份的标签，以固定自己的等级地位；教导中下层的人们如何模仿上层的消费与行为，以求更上一层楼。
《伪雅史》与《格调》认为欧洲王室传统与文化教养是上层阶级的标签。《长物志》认为儒家传统与文人品位是上层阶级的标签。《装腔指南》以审美上的虚无主义为原则，认为金钱与权力是上层阶级的标签。
《伪雅史》与《格调》都力图证明，在“阶级标签”这件事情上绝对是“环球共此凉热”。阶层的等级，自古以来就有。
《长物志》成书于明代晚期，作者是出生江南世家的文震亨。明代的上流社会由有功名、有声望的文人士大夫及其家族所构成。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本属于中层阶级的新贵与富豪纷纷仿效上层阶级的消费与行为，他们购买古董、书画，穿戴与文人士大夫一样的服饰，与文人士大夫一样乘坐画舫四处旅游。本来属于上层阶级的特殊消费，被商人和平民模仿，上层阶级的文化精英地位与身份标签逐渐模糊，并走向瓦解。在这个背景下，新贵们需要《长物志》一类的指南提供参考意见；文人士大夫也需要一本《长物志》来加强上层阶级的身份标签。
《长物志》从文化层面来区分开雅与俗，雅就是上层，俗就是下层。明代的上层阶级嘲笑商人的庸俗，鄙夷权臣的节操。在他们看来，金钱与权势并不是社会阶层分级的唯一标准，通过教育与文化建立起来的“文化地位”才是上层与下层的根本区别。
从去年开始红遍网络的《装腔指南》的作者是“花总丢了金箍棒”，人称“花总”。花总那一系列关于“上流社会”的衣食住行指南的主旨就是：最高级的消费就是那些价格最昂贵的商品，最值得仿效的就是最有权势者的行为。《装腔指南》行文幽默，充满嘲讽，同时充满对金钱与权力的膜拜。人们可以从中读出一个信息：今天的阶层划分取决于金钱与权力，与文化教养无关。
明代中晚期与今天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与消费能力的提升；人的欲望与本性得到解放；奢靡消费文化开始慢慢形成。——这对原有的阶层等级是一种巨大的破坏与冲击，许多人盼望重新洗牌。
我们先翻开《长物志》，看看明代的上层阶级如何面对阶层等级的大洗牌；如何重建上层阶级的身份标签。然后再把《长物志》与今天的《装腔指南》进行对比，看看两个大时代的上层阶级的身份标签有何根本区别。
服饰：宜淡不宜浓
美国的本·强生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成为上层阶级的窍门在于懂不懂得把四五百亩上等田产变成两三箱服饰。”
服饰，是最显著的身份等级标签。明代开国皇帝重视礼制，为了维护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礼优士人和重农抑商。朱元璋对各个阶层的服饰有明确的规定，士农工商都有自己的服饰符号，不能有丝毫僭越。所谓“贵贱有级，服饰有别，见其服而知贵贱”。
今天的“巴宝莉”高管一定很羡慕明代的上层阶级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来规定各阶层的服饰。把自己定位为英国标志性的高端奢侈品牌的“巴宝莉”，同时也是英国郊区的青少年犯罪团伙最心仪的品牌，他们喜欢穿着松松垮垮的田径服，戴着粗大的金项链，上面印着“巴宝莉”方格子花样，再歪戴着一顶“巴宝莉”的棒球帽，在街上惹是生非，使得“巴宝莉”成为少年犯罪团伙的标签，这让“巴宝莉”高层头疼不已。 但是就像朱元璋的严刑酷吏、剥皮揎草都不能阻挡贪官的前赴后继一样，随着他的驾崩，朝廷规定的服饰等级慢慢也就没人理会了。
明代的商人在经济地位提高之后，希望在“重农抑商”的环境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商人们意识到服饰不仅能挡风避寒，还是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于是他们购买最昂贵的衣料，仿制上层阶级的服饰。
《金瓶梅》第七十三回《潘金莲不愤忆吹箫·郁大姐夜唱闹五更》中，描述了西门庆身穿“五彩飞鱼蟒衣”，并炫耀道：“此是东京何太监送我的。”西门庆一个民间暴发户，也披上了朝廷官宦的蟒衣。这让上层阶级非常不爽。他们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受到挑战，于是试图通过权力来压制商贾平民在服饰上的僭越。
明代中期，有士大夫给朝廷上奏本，要求处理那些不按等级规定穿着服饰的人。但是这时朱元璋已经驾崩，民间的奢靡之风盛行，就连倡优与工匠都衣着华贵，个别士大夫的抗议并没有成功，反而被许多思想开放的臣工嘲笑为迂腐。
当服饰代表的身份标签被中层阶级模仿之后，文人士大夫只好重新寻找身份标签。上层阶级总结出属于自己阶层的服饰格调“宜淡不宜浓，宜纯不宜杂”。并且开始设计更新式的服饰，藉此与商人、平民拉开距离。我们在《长物志》中看到，晚明出现了许多新式服饰，包括许多款文人士大夫的帽子。
从上层阶级服饰的流行变迁，我们可以看出，明代的上层阶级用文化与创新——而不是经济或政治手段——来划分自己的阶层，明确身份的标签，巩固上层阶级的地位。
家居：天然去雕饰
明代中期，经济的繁荣掀起了豪宅建造的热潮，从而带动家具的精致化与昂贵化。在新贵与富商的的新宅子里开始流行黄花梨、紫檀木等高级家具。
根据嘉靖年间的权奸严嵩被抄家的清单《天水冰山录》中的部分记载：屏风108架，大理石螺钿床17架，螺钿彩漆床640张。严嵩府中的家具都是精品，做工繁复、材料昂贵。不但当时的权臣和富豪是这种格调，甚至青楼的装修都是此种繁复雕工、材料昂贵的格调。我们可以设想：《鹿鼎记》里的沐剑屏虽然贵为郡主，但是当她第一脚踏进韦小宝的丽春院时，肯定会有一种熟悉感——因为王府侯门的家具风格与青楼都差不多。
当新贵与富豪用昂贵的紫檀、黄花梨来制作雕工精细的家具，以彰显身份的时候。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展现了与《天水冰山录》不同品位的另一种文人化的家具。他的标准是雅俗之分：质朴与自然，简单和简洁，就是雅。繁复的雕刻，多余的装饰，就是俗。如果理解不了“繁复雕刻与多余装饰”的俗气——可以去上海博物馆看看明清家具厅，或者上网搜索“陈道明的家具”。
富豪权贵之家一定要选最昂贵的紫檀木或黄花梨做原材料，描金、彩漆、大理石镶嵌一个都不能少。而以文震亨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则讲究“不露斤斧”的自然与简洁。他们认为柏树、乌木、杉木、湘妃竹等杂木也是家具的理想材料——只要家具的形制和装饰符合传统，木材纹路鲜明流畅。
除此之外，家具的功能性与实用性要符合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习惯。床榻要适合坐禅与谈玄挥塵；方桌要足够长，适合十数人一起观赏书画长卷。一件家具，如果不符合上层阶级的生活习惯，哪怕材料再昂贵，都不算雅器。譬如西门庆家的八仙桌，仅可宴客，不能赏画，则不是雅器。
这里可以看出以文震亨为代表的上层文人品味，与严嵩、西门庆等高官富豪的品位并不一致，严嵩与西门庆家中的彩漆、描金、泥金、大理石镶嵌的家具，都是上层文人心目中的俗物。上层文人虽然没有高官与富豪那么雄厚的经济能力，但是他们坚持用文化的标签来划分出自己的阶层。
书房是上层阶级的重要身份标签，也是文化资本的重要象征。上层文人喜欢在书房家具上铭刻文字，以凸显自己的文化背景。文徵明（文震亨的爷爷）、祝枝山、董其昌都留下铭刻着诗句的官帽椅。当然，暴发户西门庆或者红极一时的青楼名妓也有书房，但是不会像上层阶级文人一样，如此注重文房家具的雅致与高标准。
《金瓶梅》里的那些描金拔步床和大理石八仙桌确定了西门庆暴发户的身份标签，注定他永远无法迈进上层阶级。那么比西门庆更阔绰，更有权势的人呢？
我们看看明代正德年间的富可敌国、叱咤武林的东方不败。关于他（她）在黑木崖上的花园，金庸写道：“一个极精致的小花园中，红梅绿竹，青松翠柏，布置得极具匠心，池塘中数对鸳鸯悠游其间，池旁有四只白鹤。”——相比起同是正德年间的王献臣的“拙政园”与后来董其昌的“醉白池”，东方不败这个“极精致的小花园”只能算是1.0入门级的版本。——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我想说的是，任你再权势熏天，上层阶级文人的家居品位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模仿得来的。
饮食：本味与真味
法国历史学家让—马克·阿尔贝在《权力的餐桌》一书中说道：“中世纪欧洲的上层阶级的宴会就是一场炫耀财富与权力的仪式。”高人一等的宴席，意味着高人一等的阶层。豪华的宴席不但能炫耀地位，巩固地位，并且能够期待更上一层楼。关于宴会在上层阶级中的重要性，罗斯柴尔德兄弟之一曾经说过：“奢华的宴会和贿赂一样有用。”
晚明的经济发达，让新贵富豪们的餐桌也丰盛起来。明代的宴席当然比不上1999年纽约的一对富豪夫妇在世贸大厦邀请250位朋友参加的千禧年宴会，那一场上层阶级的聚会花了110万美元。不过，明代中晚期的官员与富商在宴席上也花费着流水般的银子。当时一桌平常官宴的规格是：十六碟、八盘、四点心，菜品大多是“远方珍品与野味”。
当时的上层阶级对餐桌上流行的奢靡之风不以为然，甚至大力批判。文人士大夫的菜单讲究食物简单、清淡，以“养生、养气”为重。身为士人阶层，饮食应该有节制，而不能像富商官宦一样争奇斗富，过分追求山珍野味。
上层阶级的饮食哲学是：本味、真味，这是追求味觉感官的最高境界。他们认为饮食应该像他们的书画品味一样，提倡“复古”，所谓饮食的复古就是“疏远肥腻”，热爱蔬菜。 上层阶级不但主张菜谱要清淡，他们对餐桌上的过度热情的礼仪也颇有微词，当时请客的主人喜欢夹菜给客人，以示热情。有位文人一次逛青楼回来后，曾写文章抱怨道：“近日倡家尤多此种恶习，以箸取菜，硬入人口，有如强奸，殊为可恶。”
反观今天的餐桌文化，从内地的“馋宗大师”沈宏非到香港的美食家蔡澜，写过的食评汗牛充栋，主题也无非“好吃”两个字。沈宏非从最简单的麦记汉堡包到至为繁复的江太史蛇羹，全都中意；号称“类固醇万岁”的蔡澜从广东大排档到到日本韩国料理，统统喜欢。他们并没有形成一套自己的饮食哲学。
饮食的奢靡之风，仿佛是“盛世”的标志之一，今天也有许多人也认为非鱼翅燕窝茅台拉菲不能代表上层阶级的餐桌文化。这些观念之根深蒂固，并不是最高层的一句“节俭节约”，或者李商隐的一句“成由勤俭破由奢”，就能平息众多餮饕者的胃口。——当然，我无意评说此时此刻，我说的是文艺复兴时期——15世纪，佛罗伦萨颁布了《反奢侈法》，禁止消耗过度的奢侈品，但是就像当时对奢侈服饰的约束一样，人们对这项法律公然无视，并且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中的漏洞。如果主菜只有一道烤馅饼，那么每一种想得到的食物，从猪肉、火腿、牛肉、烤鸡到鸡蛋、海枣、杏仁……统统都塞到一张馅饼里一起烤。最后，法律完败给吃货的想象力。
饮食男女之事，从来不会因为一纸法令或一句口号就能让人们从善如流。要想由奢入俭，恐怕还是需要文化的力量。就像明代一样，尽管官场商界的餐桌文化极尽奢靡，但是上层阶级却在平淡无奇的食材中品出“真味”，就像在平淡生活中顿悟佛法，就像在平静中参禅。明白这个道理，才是真正懂得上层文人的饮食格调，才能贴上明代“上层阶层”的标签。
花总的“攻城指南”
在《长物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上层阶级从文化和创新的角度来打造身份的标签，把中下层阶级远远甩开。
而在“花总”的《装腔指南》里，要想进入上层社会，只需有钱，有很多的钱，你的文化背景和品味不会成为你迈向上层阶级的障碍。
按照《装腔指南》的介绍，“上流社会”不外乎：酒店要选四季和半岛；玩音响起码得50平米的听音室；下午茶要去上海法租界的老别墅；瓶装水要喝矿翠与傲世；高球拍档要有将军队队友；眼镜要选东瀛巨匠的全手工制品；钱包要插着澳门五大赌场VIP卡与私人银行卡；马桶最好选纯金；咖啡自然要猫屎；欧米茄从基层到政治局都有拥趸；厅局级和县处级喜欢雷达；不到省部级，别戴江诗丹顿；地产商适合戴万国……诸如此类。
如果说《长物志》代表着文人精英的审美，那么《装腔指南》则代表着权与钱的消费文化。在“花总”关于上层阶级的各种描述中，我们看不到 “文化教养”有任何份量，只有“金钱与权力”才是决定阶层划分的最重要因素。任何一个人，只要有钱，有很多的钱，就能买到这些商品，就能拥有“上层阶级”的标签。
总之，只要你秉承着“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这句装腔的至高原则，就可以跻身“上流社会”。
结语
一个阶层的行为模式与身份标签，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确定下来。今天的中国尚处于大洗牌的阶段， 各个阶层的分界线还处于一种模糊状态。但是“上层阶级”已经开始努力建立共同的价值观与身份的标签。
朱丹博士在前不久的亚布力论坛上，对台下的潘石屹、任志强和马云等诸多企业家说：贵族精神有三个支柱。1、文化的教养；2、社会的担当；3、自由的灵魂。掷地有声的三句话获得了不少企业家的掌声。——但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国有或者即将有一个贵族阶层。如果中国能够产生一个上层阶级，我也不认为上层阶级有必要把这些标准作为身份标签，因为朱丹博士提到的这几点仅仅是一个现代人的基本标准。我只希望上层阶级在确认身份标签的时候，在建立属于自己阶层的“围城”的时候，能够更有文化一些，更有趣味一些，而不是仅靠金钱与权势来垒砌“上层阶级”的城墙。
关于阶层的描述，除了著名的《格调》之外，美国还有一本描述上层阶级的书：《大狗》。书中把上层阶级的种种行为与动物行为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在美国，比起中下层阶级，上层阶级更像动物。翻完那本书，我只有一点感想：财富不会使人改变，财富改变的只是别人对待你的态度。人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更有文化。
我们常常看到的情景是，中下层阶级的人们千方百计企图攻进上层阶级的“围城”当中，他们通过模仿上层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给自己贴上“上流社会”的身份标签，希望有一天能够拿到“上流社会”的敲门砖，从而分享这个阶层的资源、优越感，甚至权力。
而上层阶级的人总会千方百计地把中下层的人们阻挡在城门之外，当他们感觉到下层阶级向自己靠近时，就会产生被威胁感和焦虑感，他们就会把自己圈子的围墙砌得更高，把“攻城者”挡在城外。
现任的贝德福公爵曾经这样描述过上层阶级：“他们对普通大众别无所求，只求他们保持普通。如果大众不普通，哪能显出上层阶级的特别？”中层阶级的模仿行为让上层阶级不得不奋起自卫，他说：“不但要有坚定的决心，而且要用巧妙的计谋，随时变化躲闪，以防中产阶级追上。”
上层阶级有时候用金钱，有时候用政治手段，有时候用文化背景，来控制与操纵特殊的商品与特殊的生活方式，例如艺术品、俱乐部、服饰、饮食文化，等等。通过种种具有集体共识的烙印和阶级特色的标签，与其他阶层区分开来，尤其是与最靠近自己的那个群体区分开来。一种身份的标签一旦被不如自己的阶层所模仿，这个标签马上贬值，上层阶级需要寻找另一个新的标签，以凸显自己的等级地位，把中层阶级甩到后面去。
上层阶级扮演着时代潮流的代言人的角色。中下层阶级则扮演着追随者与模仿者的角色，不同阶层之间发生着永无止境的冲突。如果中下层阶级的想象力够丰富，角色扮演时入戏够深，他们就会逐步贴上“上层阶级”的标签，迈进一座新的围城。
就在这一攻一守的“围城”游戏中，人类文明悲喜交集地缓步前行。
古今中外的“攻城宝典”
“攻城”这个词，在香港娱乐圈有另一个含义：攻陷郭富城。娱乐杂志每次以“攻城”为大幅标题，报道内地演员熊黛林如何讨取郭富城的欢心，如何成功“上位”做了“城城”的女朋友，如何讨要礼物，如何逼婚——总之，在娱记笔下这就是一个内地灰姑娘努力跻身香港上层阶级的故事。看着关于熊黛林“攻城”的尖酸刻薄的报道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郭富城从一名空调修理工到成为香港马会的马主，他对“上流社会”的“攻城”战略足足实施了25年。
我们不知道郭富城与熊黛林是否看过“上流社会的攻城宝典”，但是每个国家都有一本适合本土的“上流社会攻城宝典”，这倒是毫无疑问。法国有Frédéric Rouvillois《伪雅史》；美国有Paul Fussell《格调》；中国明代有文震亨的《长物志》；今天有“花总丢了金箍棒”的《装腔指南》。
这几部著名作品都是消费位味与行为的指南，教导上层阶级如何给自己贴上身份的标签，以固定自己的等级地位；教导中下层的人们如何模仿上层的消费与行为，以求更上一层楼。
《伪雅史》与《格调》认为欧洲王室传统与文化教养是上层阶级的标签。《长物志》认为儒家传统与文人品位是上层阶级的标签。《装腔指南》以审美上的虚无主义为原则，认为金钱与权力是上层阶级的标签。
《伪雅史》与《格调》都力图证明，在“阶级标签”这件事情上绝对是“环球共此凉热”。阶层的等级，自古以来就有。
《长物志》成书于明代晚期，作者是出生江南世家的文震亨。明代的上流社会由有功名、有声望的文人士大夫及其家族所构成。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本属于中层阶级的新贵与富豪纷纷仿效上层阶级的消费与行为，他们购买古董、书画，穿戴与文人士大夫一样的服饰，与文人士大夫一样乘坐画舫四处旅游。本来属于上层阶级的特殊消费，被商人和平民模仿，上层阶级的文化精英地位与身份标签逐渐模糊，并走向瓦解。在这个背景下，新贵们需要《长物志》一类的指南提供参考意见；文人士大夫也需要一本《长物志》来加强上层阶级的身份标签。
《长物志》从文化层面来区分开雅与俗，雅就是上层，俗就是下层。明代的上层阶级嘲笑商人的庸俗，鄙夷权臣的节操。在他们看来，金钱与权势并不是社会阶层分级的唯一标准，通过教育与文化建立起来的“文化地位”才是上层与下层的根本区别。
从去年开始红遍网络的《装腔指南》的作者是“花总丢了金箍棒”，人称“花总”。花总那一系列关于“上流社会”的衣食住行指南的主旨就是：最高级的消费就是那些价格最昂贵的商品，最值得仿效的就是最有权势者的行为。《装腔指南》行文幽默，充满嘲讽，同时充满对金钱与权力的膜拜。人们可以从中读出一个信息：今天的阶层划分取决于金钱与权力，与文化教养无关。
明代中晚期与今天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与消费能力的提升；人的欲望与本性得到解放；奢靡消费文化开始慢慢形成。——这对原有的阶层等级是一种巨大的破坏与冲击，许多人盼望重新洗牌。
我们先翻开《长物志》，看看明代的上层阶级如何面对阶层等级的大洗牌；如何重建上层阶级的身份标签。然后再把《长物志》与今天的《装腔指南》进行对比，看看两个大时代的上层阶级的身份标签有何根本区别。
服饰：宜淡不宜浓
美国的本·强生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成为上层阶级的窍门在于懂不懂得把四五百亩上等田产变成两三箱服饰。”
服饰，是最显著的身份等级标签。明代开国皇帝重视礼制，为了维护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礼优士人和重农抑商。朱元璋对各个阶层的服饰有明确的规定，士农工商都有自己的服饰符号，不能有丝毫僭越。所谓“贵贱有级，服饰有别，见其服而知贵贱”。
今天的“巴宝莉”高管一定很羡慕明代的上层阶级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来规定各阶层的服饰。把自己定位为英国标志性的高端奢侈品牌的“巴宝莉”，同时也是英国郊区的青少年犯罪团伙最心仪的品牌，他们喜欢穿着松松垮垮的田径服，戴着粗大的金项链，上面印着“巴宝莉”方格子花样，再歪戴着一顶“巴宝莉”的棒球帽，在街上惹是生非，使得“巴宝莉”成为少年犯罪团伙的标签，这让“巴宝莉”高层头疼不已。 但是就像朱元璋的严刑酷吏、剥皮揎草都不能阻挡贪官的前赴后继一样，随着他的驾崩，朝廷规定的服饰等级慢慢也就没人理会了。
明代的商人在经济地位提高之后，希望在“重农抑商”的环境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商人们意识到服饰不仅能挡风避寒，还是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于是他们购买最昂贵的衣料，仿制上层阶级的服饰。
《金瓶梅》第七十三回《潘金莲不愤忆吹箫·郁大姐夜唱闹五更》中，描述了西门庆身穿“五彩飞鱼蟒衣”，并炫耀道：“此是东京何太监送我的。”西门庆一个民间暴发户，也披上了朝廷官宦的蟒衣。这让上层阶级非常不爽。他们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受到挑战，于是试图通过权力来压制商贾平民在服饰上的僭越。
明代中期，有士大夫给朝廷上奏本，要求处理那些不按等级规定穿着服饰的人。但是这时朱元璋已经驾崩，民间的奢靡之风盛行，就连倡优与工匠都衣着华贵，个别士大夫的抗议并没有成功，反而被许多思想开放的臣工嘲笑为迂腐。
当服饰代表的身份标签被中层阶级模仿之后，文人士大夫只好重新寻找身份标签。上层阶级总结出属于自己阶层的服饰格调“宜淡不宜浓，宜纯不宜杂”。并且开始设计更新式的服饰，藉此与商人、平民拉开距离。我们在《长物志》中看到，晚明出现了许多新式服饰，包括许多款文人士大夫的帽子。
从上层阶级服饰的流行变迁，我们可以看出，明代的上层阶级用文化与创新——而不是经济或政治手段——来划分自己的阶层，明确身份的标签，巩固上层阶级的地位。
家居：天然去雕饰
明代中期，经济的繁荣掀起了豪宅建造的热潮，从而带动家具的精致化与昂贵化。在新贵与富商的的新宅子里开始流行黄花梨、紫檀木等高级家具。
根据嘉靖年间的权奸严嵩被抄家的清单《天水冰山录》中的部分记载：屏风108架，大理石螺钿床17架，螺钿彩漆床640张。严嵩府中的家具都是精品，做工繁复、材料昂贵。不但当时的权臣和富豪是这种格调，甚至青楼的装修都是此种繁复雕工、材料昂贵的格调。我们可以设想：《鹿鼎记》里的沐剑屏虽然贵为郡主，但是当她第一脚踏进韦小宝的丽春院时，肯定会有一种熟悉感——因为王府侯门的家具风格与青楼都差不多。
当新贵与富豪用昂贵的紫檀、黄花梨来制作雕工精细的家具，以彰显身份的时候。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展现了与《天水冰山录》不同品位的另一种文人化的家具。他的标准是雅俗之分：质朴与自然，简单和简洁，就是雅。繁复的雕刻，多余的装饰，就是俗。如果理解不了“繁复雕刻与多余装饰”的俗气——可以去上海博物馆看看明清家具厅，或者上网搜索“陈道明的家具”。
富豪权贵之家一定要选最昂贵的紫檀木或黄花梨做原材料，描金、彩漆、大理石镶嵌一个都不能少。而以文震亨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则讲究“不露斤斧”的自然与简洁。他们认为柏树、乌木、杉木、湘妃竹等杂木也是家具的理想材料——只要家具的形制和装饰符合传统，木材纹路鲜明流畅。
除此之外，家具的功能性与实用性要符合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习惯。床榻要适合坐禅与谈玄挥塵；方桌要足够长，适合十数人一起观赏书画长卷。一件家具，如果不符合上层阶级的生活习惯，哪怕材料再昂贵，都不算雅器。譬如西门庆家的八仙桌，仅可宴客，不能赏画，则不是雅器。
这里可以看出以文震亨为代表的上层文人品味，与严嵩、西门庆等高官富豪的品位并不一致，严嵩与西门庆家中的彩漆、描金、泥金、大理石镶嵌的家具，都是上层文人心目中的俗物。上层文人虽然没有高官与富豪那么雄厚的经济能力，但是他们坚持用文化的标签来划分出自己的阶层。
书房是上层阶级的重要身份标签，也是文化资本的重要象征。上层文人喜欢在书房家具上铭刻文字，以凸显自己的文化背景。文徵明（文震亨的爷爷）、祝枝山、董其昌都留下铭刻着诗句的官帽椅。当然，暴发户西门庆或者红极一时的青楼名妓也有书房，但是不会像上层阶级文人一样，如此注重文房家具的雅致与高标准。
《金瓶梅》里的那些描金拔步床和大理石八仙桌确定了西门庆暴发户的身份标签，注定他永远无法迈进上层阶级。那么比西门庆更阔绰，更有权势的人呢？
我们看看明代正德年间的富可敌国、叱咤武林的东方不败。关于他（她）在黑木崖上的花园，金庸写道：“一个极精致的小花园中，红梅绿竹，青松翠柏，布置得极具匠心，池塘中数对鸳鸯悠游其间，池旁有四只白鹤。”——相比起同是正德年间的王献臣的“拙政园”与后来董其昌的“醉白池”，东方不败这个“极精致的小花园”只能算是1.0入门级的版本。——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我想说的是，任你再权势熏天，上层阶级文人的家居品位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模仿得来的。
饮食：本味与真味
法国历史学家让—马克·阿尔贝在《权力的餐桌》一书中说道：“中世纪欧洲的上层阶级的宴会就是一场炫耀财富与权力的仪式。”高人一等的宴席，意味着高人一等的阶层。豪华的宴席不但能炫耀地位，巩固地位，并且能够期待更上一层楼。关于宴会在上层阶级中的重要性，罗斯柴尔德兄弟之一曾经说过：“奢华的宴会和贿赂一样有用。”
晚明的经济发达，让新贵富豪们的餐桌也丰盛起来。明代的宴席当然比不上1999年纽约的一对富豪夫妇在世贸大厦邀请250位朋友参加的千禧年宴会，那一场上层阶级的聚会花了110万美元。不过，明代中晚期的官员与富商在宴席上也花费着流水般的银子。当时一桌平常官宴的规格是：十六碟、八盘、四点心，菜品大多是“远方珍品与野味”。
当时的上层阶级对餐桌上流行的奢靡之风不以为然，甚至大力批判。文人士大夫的菜单讲究食物简单、清淡，以“养生、养气”为重。身为士人阶层，饮食应该有节制，而不能像富商官宦一样争奇斗富，过分追求山珍野味。
上层阶级的饮食哲学是：本味、真味，这是追求味觉感官的最高境界。他们认为饮食应该像他们的书画品味一样，提倡“复古”，所谓饮食的复古就是“疏远肥腻”，热爱蔬菜。 上层阶级不但主张菜谱要清淡，他们对餐桌上的过度热情的礼仪也颇有微词，当时请客的主人喜欢夹菜给客人，以示热情。有位文人一次逛青楼回来后，曾写文章抱怨道：“近日倡家尤多此种恶习，以箸取菜，硬入人口，有如强奸，殊为可恶。”
反观今天的餐桌文化，从内地的“馋宗大师”沈宏非到香港的美食家蔡澜，写过的食评汗牛充栋，主题也无非“好吃”两个字。沈宏非从最简单的麦记汉堡包到至为繁复的江太史蛇羹，全都中意；号称“类固醇万岁”的蔡澜从广东大排档到到日本韩国料理，统统喜欢。他们并没有形成一套自己的饮食哲学。
饮食的奢靡之风，仿佛是“盛世”的标志之一，今天也有许多人也认为非鱼翅燕窝茅台拉菲不能代表上层阶级的餐桌文化。这些观念之根深蒂固，并不是最高层的一句“节俭节约”，或者李商隐的一句“成由勤俭破由奢”，就能平息众多餮饕者的胃口。——当然，我无意评说此时此刻，我说的是文艺复兴时期——15世纪，佛罗伦萨颁布了《反奢侈法》，禁止消耗过度的奢侈品，但是就像当时对奢侈服饰的约束一样，人们对这项法律公然无视，并且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中的漏洞。如果主菜只有一道烤馅饼，那么每一种想得到的食物，从猪肉、火腿、牛肉、烤鸡到鸡蛋、海枣、杏仁……统统都塞到一张馅饼里一起烤。最后，法律完败给吃货的想象力。
饮食男女之事，从来不会因为一纸法令或一句口号就能让人们从善如流。要想由奢入俭，恐怕还是需要文化的力量。就像明代一样，尽管官场商界的餐桌文化极尽奢靡，但是上层阶级却在平淡无奇的食材中品出“真味”，就像在平淡生活中顿悟佛法，就像在平静中参禅。明白这个道理，才是真正懂得上层文人的饮食格调，才能贴上明代“上层阶层”的标签。
花总的“攻城指南”
在《长物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上层阶级从文化和创新的角度来打造身份的标签，把中下层阶级远远甩开。
而在“花总”的《装腔指南》里，要想进入上层社会，只需有钱，有很多的钱，你的文化背景和品味不会成为你迈向上层阶级的障碍。
按照《装腔指南》的介绍，“上流社会”不外乎：酒店要选四季和半岛；玩音响起码得50平米的听音室；下午茶要去上海法租界的老别墅；瓶装水要喝矿翠与傲世；高球拍档要有将军队队友；眼镜要选东瀛巨匠的全手工制品；钱包要插着澳门五大赌场VIP卡与私人银行卡；马桶最好选纯金；咖啡自然要猫屎；欧米茄从基层到政治局都有拥趸；厅局级和县处级喜欢雷达；不到省部级，别戴江诗丹顿；地产商适合戴万国……诸如此类。
如果说《长物志》代表着文人精英的审美，那么《装腔指南》则代表着权与钱的消费文化。在“花总”关于上层阶级的各种描述中，我们看不到 “文化教养”有任何份量，只有“金钱与权力”才是决定阶层划分的最重要因素。任何一个人，只要有钱，有很多的钱，就能买到这些商品，就能拥有“上层阶级”的标签。
总之，只要你秉承着“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这句装腔的至高原则，就可以跻身“上流社会”。
结语
一个阶层的行为模式与身份标签，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确定下来。今天的中国尚处于大洗牌的阶段， 各个阶层的分界线还处于一种模糊状态。但是“上层阶级”已经开始努力建立共同的价值观与身份的标签。
朱丹博士在前不久的亚布力论坛上，对台下的潘石屹、任志强和马云等诸多企业家说：贵族精神有三个支柱。1、文化的教养；2、社会的担当；3、自由的灵魂。掷地有声的三句话获得了不少企业家的掌声。——但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国有或者即将有一个贵族阶层。如果中国能够产生一个上层阶级，我也不认为上层阶级有必要把这些标准作为身份标签，因为朱丹博士提到的这几点仅仅是一个现代人的基本标准。我只希望上层阶级在确认身份标签的时候，在建立属于自己阶层的“围城”的时候，能够更有文化一些，更有趣味一些，而不是仅靠金钱与权势来垒砌“上层阶级”的城墙。
关于阶层的描述，除了著名的《格调》之外，美国还有一本描述上层阶级的书：《大狗》。书中把上层阶级的种种行为与动物行为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在美国，比起中下层阶级，上层阶级更像动物。翻完那本书，我只有一点感想：财富不会使人改变，财富改变的只是别人对待你的态度。人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更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