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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源于人类对自然与人类社会活动的认识。两者是社会进步的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侧重任何一方面都有失偏颇。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在古代，科学与人文是融为一体的，直到近代以后，科学与人文才开始真正走向独立。随着近代科学的不断深入发展，科学与人文出现对立的状况。面对两者的分离，本文在借鉴乔治·萨顿提出的科学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展望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其必然发展趋势。
关键词 科学 人文 融合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源于人们对自然与人类活动的认识，是两种性质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的领域，反映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不同态度。针对两者的概念，尽管各家说法不一，但是从各自的特性来看，还是能够给一个准确的定位。科学精神遵循着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要求人类活动要符合客观性，追求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反映人类活动的客观制约性。在现实生活中，科学精神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不竭动力，正是科学技术才使人类摆脱蒙昧状态，走向高度文明的现当代社会。人文精神遵循着现实世界的主观性原则，要求人们在现实活动中强调主体性，要体现对人的价值的尊重，追求社会现象的应然性和合目的性，反映了人类活动的主体能动性。就现实而言，人文注重的是人的精神生活，追求的是崇高的境界。它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走向。可见，科学精神侧重点在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人文精神注重于世界“应该怎么样”的问题。在科学精神的引导下，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在人文精神的引导下，科学技术才能取得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方向。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侧重任何一方面都有失偏颇。可在现实中，由于人们不恰当的处理两者的关系，使两者矛盾重重。
（一）在古代，科学与人文是融为一体的，处于一种相互包容、相互渗透的状态之中，体现在同一共同体的两个方面。在古代人的思想意识中，人和外部世界是没有什么区别，自然界的各种表现形式不仅仅是物，而且也和人一样有灵魂、有生命，两者是渗透在一起的。所以，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彼此相通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他们的思想一方面体现了对自然和本质和规律的探索，另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人文的关怀，两者是互相联系、息息相通的。同样，古代中国也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自然与人是相通和统一的。在古代人的观念中，认识自然与认识人本身是相通的，人可以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对社会的治理，去寻求能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等各项主张。同时，人也可以反作用于自然，通过自身意识的提高达到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可见，在古代，科学知识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包含着人文内涵，呈现出一种既非科学又非人文的原始和谐精神。
到了近代以后，科学与人文才开始真正走向独立。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首先把人文精神从中世界的神学中解放出来，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地位，宣传人的解放。人是处于现实世界中心地位的，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是个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主宰着世界，是自然界的主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化的活动来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让它按人的意愿和需求为人而存在。文艺复兴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说，在十八世纪中期之前，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和谐的共同进步的关系，人文主义运动把科学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反过来，科学的发展又推动了人文主义的传播。
随着近代科学的不断深入发展，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分离开始慢慢显现。当休谟以“是”与“应当”的区分取代苏格拉底“美德即是知识”的观念时，这场关于科学与人文对立的战争便随之拉开序幕。美德首先展示了价值的内涵，带有人文的意味，知识包括科学知识，但却虽不限于科学之和。在此意义上，“美德即是知识”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的相互沟通；“是”表现为科学认识的对象，解决的是世界的实然状态，“应当”指向的是人文领域，更多的是强调价值规范。从美德即知识，到“是”与“应当”的区分，科学与人文慢慢的走向分离。特别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体系的建立，使得人们坚定的相信只要掌握了科学就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这就使科技成为主旋律。科学和理性开始独树大旗，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方面产生了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观，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确实可靠（经验的知识）的基础上。这种科学主义把人的生存和发展置于不顾，人完全是被忽视的，这种科学主义所宣扬的是科学的科学，而不是人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人的存在。另一方面，近代科学这种狭隘的科学技术的无节制应用和这种机械观的社会推广，导致科学的异化，人的个性被剥夺、被机械化和客观化了。这种片面追求客观性给人类带来负面的影响，这就人文精神的理念是相背离的。科学和人文的不同发展方向和相互排斥，人为地把科学与人文划分开来，导致科学与人文的分离。
（二）进入20世纪之后，科学与人文的发展各自都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已成为现代社会大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日渐重要，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科学不仅提高了人对外部自然界的理性认识，而且还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使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一连串令人担忧的全球性问题。人类正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破坏、能源浪费、人口爆炸和社会伦理道德沦丧等问题，这些问题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这些问题，科学本身的局限性显现出来，表明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另一方面，现代人文主义不断调整转换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对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各种负增长，现代人文主义把反科学思潮向广度和深度推进，对近代科学观和唯科学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人类通过反思认识到人们在认识和实践中，不能仅追求技术理性，还要给予科学深切的人文关怀，是科学与人文在新的层面上重新复归，将现代科学导入人性化的发展轨道。因为两者都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作用机制，互补互助，其发展趋势是走向融合的。那么，如何实现这一复归，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但是至少我们认识到了两者融合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两者融合的关键在于教育。 面对科学与人文分裂这一难题，乔治·萨顿（科学史之父，新人文主义倡导者）提出了一种科学人文主义，是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他所提倡的新人文主义并不排除科学，相反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强调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他所说的新人文主义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回顾过去。新人文主义对于过去的回顾不仅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还包括对科学的回顾，尤其是对科学应有的精神和科学的人性的回顾。新人文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针对未来，作为未来社会的文化帮助人们向科学时代更好地前进。这两个特征决定了新人文主义既要反对破坏传统的伪科学和粗劣的唯物论者，又要反对旧人文主义者。
萨顿认为，开展科学史教育是实现新人文主义的最佳途径。从近代之后，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个鸿沟，那就是科学史，建造一座沟通这个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 通过科学史教育，可以使科学人文主义化。而且，科学史中的历史观点和文学艺术基础使得科学家能够了解人类生活中除了科学以外的更多感性的东西。同时，对科学方法的解释使人文主义者对于科学的精神有更好的认识。换言之，向人文科学工作者说明科学发现的内在意义，向科学家们说明人文科学的深刻人性，从而使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工作者紧密团结起来。利用这样的方式，科学史教学可以填补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之间的鸿沟，从而促进科学和人文的融合。他说提出的方法具有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两者分裂的现状，但是两者融合完全寄托于科学史教学是不充分的。两者的融合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
总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分裂，是由于人们在追求真理过程中，过于追求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因价值的偏失，走向了“恶”。因此，两者的融合关键在于人文教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缺少的不是科技，缺的是人文、人性的解放。这一道路虽不易，但是我们也必须得做，在人们思想中潜移默化的改变。
参考文献：
[1]龚育之.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1）.
[2]沈铭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当代的发展趋势[J].载哲学研究，1992（6）.
[3]戴艳军，王卫.时代精神的滥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1999（3）.
[4]刘泽雨.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动[J].社会科学，2003（2）.
[5]孟建伟.科学史和人文史的融合--萨顿的科学史观及其超越[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3）.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词 科学 人文 融合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源于人们对自然与人类活动的认识，是两种性质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的领域，反映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不同态度。针对两者的概念，尽管各家说法不一，但是从各自的特性来看，还是能够给一个准确的定位。科学精神遵循着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要求人类活动要符合客观性，追求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反映人类活动的客观制约性。在现实生活中，科学精神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不竭动力，正是科学技术才使人类摆脱蒙昧状态，走向高度文明的现当代社会。人文精神遵循着现实世界的主观性原则，要求人们在现实活动中强调主体性，要体现对人的价值的尊重，追求社会现象的应然性和合目的性，反映了人类活动的主体能动性。就现实而言，人文注重的是人的精神生活，追求的是崇高的境界。它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走向。可见，科学精神侧重点在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人文精神注重于世界“应该怎么样”的问题。在科学精神的引导下，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在人文精神的引导下，科学技术才能取得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方向。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侧重任何一方面都有失偏颇。可在现实中，由于人们不恰当的处理两者的关系，使两者矛盾重重。
（一）在古代，科学与人文是融为一体的，处于一种相互包容、相互渗透的状态之中，体现在同一共同体的两个方面。在古代人的思想意识中，人和外部世界是没有什么区别，自然界的各种表现形式不仅仅是物，而且也和人一样有灵魂、有生命，两者是渗透在一起的。所以，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彼此相通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他们的思想一方面体现了对自然和本质和规律的探索，另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人文的关怀，两者是互相联系、息息相通的。同样，古代中国也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自然与人是相通和统一的。在古代人的观念中，认识自然与认识人本身是相通的，人可以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对社会的治理，去寻求能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等各项主张。同时，人也可以反作用于自然，通过自身意识的提高达到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可见，在古代，科学知识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包含着人文内涵，呈现出一种既非科学又非人文的原始和谐精神。
到了近代以后，科学与人文才开始真正走向独立。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首先把人文精神从中世界的神学中解放出来，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地位，宣传人的解放。人是处于现实世界中心地位的，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是个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主宰着世界，是自然界的主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化的活动来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让它按人的意愿和需求为人而存在。文艺复兴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说，在十八世纪中期之前，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和谐的共同进步的关系，人文主义运动把科学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反过来，科学的发展又推动了人文主义的传播。
随着近代科学的不断深入发展，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分离开始慢慢显现。当休谟以“是”与“应当”的区分取代苏格拉底“美德即是知识”的观念时，这场关于科学与人文对立的战争便随之拉开序幕。美德首先展示了价值的内涵，带有人文的意味，知识包括科学知识，但却虽不限于科学之和。在此意义上，“美德即是知识”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的相互沟通；“是”表现为科学认识的对象，解决的是世界的实然状态，“应当”指向的是人文领域，更多的是强调价值规范。从美德即知识，到“是”与“应当”的区分，科学与人文慢慢的走向分离。特别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体系的建立，使得人们坚定的相信只要掌握了科学就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这就使科技成为主旋律。科学和理性开始独树大旗，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方面产生了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观，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确实可靠（经验的知识）的基础上。这种科学主义把人的生存和发展置于不顾，人完全是被忽视的，这种科学主义所宣扬的是科学的科学，而不是人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人的存在。另一方面，近代科学这种狭隘的科学技术的无节制应用和这种机械观的社会推广，导致科学的异化，人的个性被剥夺、被机械化和客观化了。这种片面追求客观性给人类带来负面的影响，这就人文精神的理念是相背离的。科学和人文的不同发展方向和相互排斥，人为地把科学与人文划分开来，导致科学与人文的分离。
（二）进入20世纪之后，科学与人文的发展各自都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已成为现代社会大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日渐重要，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科学不仅提高了人对外部自然界的理性认识，而且还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使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一连串令人担忧的全球性问题。人类正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破坏、能源浪费、人口爆炸和社会伦理道德沦丧等问题，这些问题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这些问题，科学本身的局限性显现出来，表明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另一方面，现代人文主义不断调整转换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对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各种负增长，现代人文主义把反科学思潮向广度和深度推进，对近代科学观和唯科学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人类通过反思认识到人们在认识和实践中，不能仅追求技术理性，还要给予科学深切的人文关怀，是科学与人文在新的层面上重新复归，将现代科学导入人性化的发展轨道。因为两者都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作用机制，互补互助，其发展趋势是走向融合的。那么，如何实现这一复归，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但是至少我们认识到了两者融合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两者融合的关键在于教育。 面对科学与人文分裂这一难题，乔治·萨顿（科学史之父，新人文主义倡导者）提出了一种科学人文主义，是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他所提倡的新人文主义并不排除科学，相反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强调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他所说的新人文主义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回顾过去。新人文主义对于过去的回顾不仅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还包括对科学的回顾，尤其是对科学应有的精神和科学的人性的回顾。新人文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针对未来，作为未来社会的文化帮助人们向科学时代更好地前进。这两个特征决定了新人文主义既要反对破坏传统的伪科学和粗劣的唯物论者，又要反对旧人文主义者。
萨顿认为，开展科学史教育是实现新人文主义的最佳途径。从近代之后，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个鸿沟，那就是科学史，建造一座沟通这个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 通过科学史教育，可以使科学人文主义化。而且，科学史中的历史观点和文学艺术基础使得科学家能够了解人类生活中除了科学以外的更多感性的东西。同时，对科学方法的解释使人文主义者对于科学的精神有更好的认识。换言之，向人文科学工作者说明科学发现的内在意义，向科学家们说明人文科学的深刻人性，从而使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工作者紧密团结起来。利用这样的方式，科学史教学可以填补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之间的鸿沟，从而促进科学和人文的融合。他说提出的方法具有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两者分裂的现状，但是两者融合完全寄托于科学史教学是不充分的。两者的融合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
总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分裂，是由于人们在追求真理过程中，过于追求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因价值的偏失，走向了“恶”。因此，两者的融合关键在于人文教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缺少的不是科技，缺的是人文、人性的解放。这一道路虽不易，但是我们也必须得做，在人们思想中潜移默化的改变。
参考文献：
[1]龚育之.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1）.
[2]沈铭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当代的发展趋势[J].载哲学研究，1992（6）.
[3]戴艳军，王卫.时代精神的滥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1999（3）.
[4]刘泽雨.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动[J].社会科学，2003（2）.
[5]孟建伟.科学史和人文史的融合--萨顿的科学史观及其超越[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3）.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