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Ernst Gro-sse一八六二——一九二七)毕生致力于艺术史的研究，他的代表作就是我们手边的这部著作——《艺术的起源》。这部著作以原始民族的原始艺术为对象，阐发了一系列精湛的思想。其显著特点在于：将艺术的发展同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精神生活密切结合起来，并从中探索出艺术同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
　　艺术的起源是什么？是天意还是神授？是想象主体的创造物还是精力过剩的自然发泄？格罗塞认为：占支配地位的家庭经济形式及其成员谋取生计的状态是可以决定艺术特色的。“生产事业是一切文化形式的命题。”(页28)在原始社会中，狩猎生活对于原始装潢、造型艺术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取材和形式上的简陋，是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物质及精神的贫乏的结果和反映，而且原始人最感兴趣的形象，往往就是和他们的生存关系最密切的那些东西，狩猎部落由自然界得来的画题，几乎绝对地限于人物和动物，当这种画题由动物变迁到植物，实际上象征着农耕取代狩猎在生产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生产的影响下产生出的人类艺术之花，是否具有绝对美的意义？即：原始艺术除了它直接的审美意义外，对原始民族是否也同时有着一种实际的重要性？问题的这一方面也引起了格罗塞的极大关注。在他看来，艺术，从它一开始诞生就和人的社会生活、人们的幸福和利益联系着。原始艺术以种种方式影响原始社会生活，其中最有效的在于它能够加强和扩张社会的团结。此外特别象装潢装饰艺术能刺激工艺技术的发展，而舞蹈对于原始社会生活的贡献正如同诗歌对于文明民族的贡献一样。他注意到：在原始社会，各门不同的艺术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从横面上有程度、方式乃至内容的差异，在纵面上，艺术的主权往往是从这一个递嬗到那一个。究其原因，一方面取决于外界环境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各门艺术的内在特性。
　　格罗塞不是机械化地强调经济对于文化的决定作用，而是比较早地接触到了所谓“派生性”(第二性)的问题。与生产方式相比，一切其他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的、次要的，然而“这并非说那些第二性的现象都是直接从生产那个主干上生出来的，乃是说他们虽然各有独立的根源，但它们的形式和发展却受着最占优势的那个因子的巨大影响。”(P.29)原始艺术与原始社会生活有关，与当时的生产方式有关，但它毕竟不是物质的生活和生产。狩猎民族的艺术和真正的狩猎活动比起来，乃是一种狩猎生活的想象，一种对生活印象的愉快的表现，一种美感的抒发。
　　同时，按照格罗塞的观点，艺术的产生和传播还受人的心理本性以及其他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与文明民族相比，原始艺术更加鲜明地反映生产力的状况，尽管如此，它们之间也并没有简单的、一义性的对应关系。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虽然在文明程度上高过狩猎民族，然而在造型艺术上较之后者却要低落得多。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有助于狩猎民族具备造型艺术的优越条件(观察能力和工艺技术)。
　　最后，就艺术本身来说，存在着进行创造所必须遵循的内在法则，其中艺术冲动乃是艺术创造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在某种情况下，一定的文明高度并不产生与之相应的艺术成果。这一点在音乐这门独特的艺术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经济落后的德国，出现了那么多的音乐大师，而经济发达的英国，却几乎未曾贡献过一个最卓越的音乐家。格罗塞据此推论：音乐的才能似乎和各种(各人、各民族、各时代)心灵的才能相照应。他不否认这种才能和某一民族或某一时代的文明间“存在着一种规则的关系。”只是认为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这种关系是什么。
　　当然，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尚留下许多有待后人去解决的课题。他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在许多方面已经为后来者所超越。他的有些具体观点(如对现代舞蹈的贬抑)也是值得商榷的。但是，《艺术的起源》毕竟在精神生产的这一特殊领域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富有成效的尝试，格罗塞所提出的问题，依然启发我们的研究和思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本书所努力的，是一开辟性的工作，读者也应当用这样的眼光待它。……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所给与的答案，而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艺术的起源》著者序)
　　
　　(《艺术的起源》，〔德〕恩斯特·格罗塞著，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十月第一版，1.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