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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谷玉已经联系不上老板，估计对方换了手机号码，而原来上班的地方，只剩下三道卷帘门紧紧闭着。目前，谷玉能做的就是每隔几天去法院询问一下法院强制执行的进度，是否联系上了钟老板。
我们乘坐的大巴刚进吴江市，就经过一家规模较大的电子产品加工企业，门口站着很多年轻男女，都是等着打卡上班的。再往市区中心去，沿街可以看到不少电子元器件和五金产品商店。经过15年左右的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导产业。
按电话里说好的，谷玉来路口接我们去她家。弄堂口窄，只有一辆轿车的宽度，“肚量”倒挺大，纵深处皆是平房，各色杂货店铺挨着住家。穿行了约摸5分钟，才终于到了谷玉和父亲租住的屋子。
这是夹在两户人家当中的一间六七平米大的斗室，一张桌子两张床是仅有的家具，一台黑白小电视和电饭煲是仅有的电器。渍迹斑斑的墙上挂着洗好的衣服，更多替换衣物則塞在地上的旅行箱里。
“平时我睡这里。”谷玉指指靠里头的一张单人床，上面平铺着两条单薄的褥子。而她爸爸睡的“床”，其实是问房东借来的一块竹床板，一头呈直角搭在单人床上，另一头搭在凳子上，靠墙一侧还堆着杂七杂八的日用品。虽然居室简陋，谷玉还是很在意形象，“白天两床褥子归在一块儿，看起来好看些。”
这个年仅22岁的黑龙江姑娘，说话干脆利落，显得很有主张。最近一段时间，她已经和不少记者打过交道，“找媒体就是我带的头，后来许多媒体主动来找我，有中央级的，也有地方的，但到现在也没个具体说法”。坐在床沿上才说了十来分钟话，谷玉就用手捶起自己的腿，“又麻了”。谷父站在一旁，默默看着女儿。
当初因加工苹果产品而正己烷中毒的8名女工中，如今继续坚持用法律手段为自己讨说法的，只剩下谷玉一个人。
“哪儿也跑不了了”
谷玉20岁不到就从老家出来打工，从四川等地一路打工南下，来到苏州吴江。她做过一段时间的店员，工作倒也轻松，但是后来觉得闷不想干了。朋友介绍她到“专门给苹果产品做代加工”的一家工厂。2009年8月16日，谷玉正式到“苏州运恒五金机电经营部”上班了。
上班的车间其实是租在某住宅小区公寓房里的小作坊。大约100来平方米的屋子隔成两间，窗户都被遮挡起来，30多个员工就挤在一个密封的环境里劳作。谷玉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手上卷着无尘布，蘸上清洗剂把iPad等苹果产品的商标擦拭干净再贴到保护膜上，所谓的“贴保”。
代工材料是运恒五金的大老板暨法人代表钟建祥从苹果公司代工厂宇瀚光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外包来的。据谷玉说，因为钟和宇瀚的老板玩得比较好，就和表弟刘某以及另一个朋友合开了运恒五金，承揽了一部分代工的活儿。钟负责拉货，刘负责管理工人，第三个老板不常见。
女工们每天8点到车间，洗净手，换上工作服、戴上帽子和指套，就开始工作，一直做到晚上10点半，加班的话要到11点甚至12点。中午1小时吃饭，上下午各有10分钟休息。谷玉她和另外四五个女工每天要贴大约2万张膜。
由于正逢业务旺季，像这样一周无休地工作，老板供吃，谷玉每月拿到手的工资是2000元（没有缴四金），算同事中赚得较多的，除去自己开销，能攒1500元，“平时也没空出去逛，没有花钱的机会”。
当时谁也不知道“去渍油”里的有效成分是正己烷，更不知道这种挥发速度比酒精快的化学溶剂有毒性，会通过吸入、食入、经皮肤吸收等侵入人体，长期接触会出现慢性中毒，损伤神经系统。
在完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工作到10月份，谷玉开始觉得下肢发麻，渐渐站立也有困难。她自己去吴江第一人民医院和苏大附二院做验血、肌电图等常规体验，但结果报告显示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发麻感仍在加重，并且朝手臂扩散，还会出现头晕。到了12月底，谷玉已经彻底走不动路了。在黑龙江老家做代锯工的谷父千里迢迢赶到吴江，抱着女儿去看病，江苏连云港看不好，又回哈尔滨，依旧求医无果。“一开始我以为是个例，后来和其他同事一联系，发现她们都有类似症状，这才怀疑可能是工作的地方有问题。”在父亲陪同下，谷玉再次回到吴江。
谷玉先给刘老板打电话，“刘老板忽悠我们说，‘这病到夏天就不会得了，自己多锻炼锻炼就好了’；然后又模棱两可地说，‘先把病看好吧’，闭口不提医药费的事。”从2009年12月底到2010年2月，没有医保的谷玉自费看病已经花去3万多元，还在老家跟亲戚借了不少债。
老板有意封锁消息，女工之间并不清楚哪些人已经住院。有同事告诉谷玉，老板已经不在原来的作坊开工，员工们每天在“老厂”门口集合，坐车到位于同里的宇瀚去上班。“扶着墙也不能走路”的谷玉便到老厂门口去堵老板，钟老板才表示，愿意掏钱给她们治病——之前已经有4人住院，谷玉第5个，后面还有3个。入院前，谷玉劝那位透露消息的同事也去做做检查，“可是她不肯，可能也是怕真的检查出毛病吧。”
工作4个月，换来的却是11个月零2天的卧床治疗——从2010年2月24日一直住到2011年1月26日。刚入院躺在病床上的谷玉，腿上一点知觉都没有，害怕今后的生活都要在轮椅上度过。陪同护理的父亲有一次无奈地和她开玩笑：你看以前跑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可哪儿也跑不了了。
一定要有个说法
运恒五金的8名中毒女工平均年龄在二十五六岁，分别来自苏北、安徽、东北等地。住院期间，她们与同住苏州第五医院的苏州联建公司中毒员工偶尔有过交流。但是和拥有2万名员工的“二级代工”台资企业苏州联建比起来，运恒五金不过是标志供应商下的一个转包工厂，8名女工的维权之路更加坎坷。
“一开始老板还不愿意管，想骗我们出（院）来治病，就是开了药自己在家休养，因为那样便宜。”谷玉说，后来事情严重了，老板答应替她们支付医药费，每个月15日给500元的生活费，但总是拖，得女工们不停打电话催讨才行。“而且这500元根本不够用，医院的病号饭我们都订不起。”
去年5月下旬，中毒女工们听说运恒五金注销了。住院将近半年后，谷玉能生活自理了，父亲才放心出去打些临工，补贴点生活费。今年1月底，谷玉的检查报告上所有指标都显示正常才出了院，老板给她付了20多万医药费，“但是有些出院的同事报告单上仍然有几个小箭头（即未达标），不知道怎么也让她们出院了。”
谷玉等人担心的是，出院后病再复发，谁来承担所有的医疗及其他费用。“我们找了信访局、劳动局、安监局、卫生局等部门，但他们说话向着老板，说他很穷也不容易，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方案。后来连吴江市市长都知道了，开会讨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女工们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代理律师正是负责联建中毒员工案件的律师，但是后者已经进入了赔偿和伤残评级的程序，而谷玉们的劳动仲裁还没有结果。
谷玉带着同事们找媒体帮忙，前前后后也确实来了好几拨记者，但是她“感觉现在自己里外不是人，比如接受采访的时候，肯定说自己的内容多些，不可能8个人都包括进去，但是其他人就有想法……病好了以后和其他几个人也就没啥联系了”。
运恒五金的老板想用私了方式解决问题，即支付每名员工8.7万元左右的赔偿（按十级伤残标准折算的赔偿），签了协议就解除劳动关系，并且接受调解的员工以后不得再以伤残鉴定要求进一步赔偿。介入协调的劳动局干部建议女工们“私了”，谷玉皱皱眉说，“毕竟不是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事，不会那么上心的。”
谷玉是唯一没有接受私了的，听说联建员工出院后有复发的，她自己现在也时常感觉腿麻膝盖酸，“我一定要做伤残鉴定，将来万一复发总有人负责”，“我们是穷怕了，光穷还不要紧，能挣钱弥补，但身体是一辈子的事情……”
这个月底，谷玉就要到苏州疾控中心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之前，大部分苏州联建的中毒员工都被评成了10级伤残，员工贾景川先被鉴定为10级，后来江苏省劳动能力委员会在1月28日下发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上判定他为9级伤残，一级之差，赔偿金额相差约5万元。
最近正在法院和伤残鉴定机构之间奔走的谷玉说，不管最终鉴定下来是几级，好歹也是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个清楚了解。一旦结果出来，就会到吴江市法院要求强制执行——去年8月，劳动仲裁委已经要求运恒五金老板支付谷玉在老家治疗期间的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共计3.7万余元，但至今未拿到。
今年2月，曾有媒体联系过运恒五金的钟老板，當时他的回答是：“为了给工人们治病，已经花了近300万元医药费。我最真实的想法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想谁能帮我付这三百万。”被问及是否就此事与苹果联系过时，钟说“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和他们联系”。
如今，谷玉已经联系不上老板，估计对方换了手机号码，而原来上班的地方，只剩下三道卷帘门紧紧闭着。
老家在安徽的詹德云是8名中毒女工中年龄最小的，刚满20岁。接受了私了赔偿的她现在有些后悔，因为感觉小腿有些异样，担心是后遗症。但是，记者几次打电话联系她，她以家里有事不便见面拒绝了。电话那头，小姑娘说着说着带起了哭腔：“我觉得很失望，媒体采访也很多了，但是始终没有什么结果，我也不想再谈了……”
目前，谷玉能做的就是每隔几天去法院询问一下法院强制执行的进度，是否联系上了钟老板。父女俩目前都没有工作，房租、吃用开销等加起来每个月要2000元左右，这还是省吃俭用的前提下。当初出院时，医生告诉她“已经全好了”，给她配了些药，“起辅助治疗作用”，但谷玉知道，这药也不能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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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苹果公司发布iPad2之际，苏州联建科技公司的几名员工却忧心忡忡，觉得自己的正己烷中毒症状又复发了：手心出汗、腿酸……
2月底，几名中毒员工自费在上海华东医院进行肌电图检测，检测结果为“四肢神经受损，周围神经元损伤”。不过，他们却无法到苏州第五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因为该医院负责医生表示，外地医院的检测报告只能作为参考，决定是否住院治疗需要苏州当地医院开具的检测报告。
苏州第五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刘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认定职业病是非常严格的过程，该院要求苏大附二院不仅要根据肌电图这一临床结果，还必须结合国家标准来做报告，因此苏州五院只看苏大附二院的诊断证明，外地医院的结果仅供参考。
此前刘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如果病人经过治疗康复、出院，且经过劳动部门鉴定，那就没必要再去做检查，“这有可能是病人主观的、自我感觉的症状，作为医生就很难判断”。
我们乘坐的大巴刚进吴江市，就经过一家规模较大的电子产品加工企业，门口站着很多年轻男女，都是等着打卡上班的。再往市区中心去，沿街可以看到不少电子元器件和五金产品商店。经过15年左右的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导产业。
按电话里说好的，谷玉来路口接我们去她家。弄堂口窄，只有一辆轿车的宽度，“肚量”倒挺大，纵深处皆是平房，各色杂货店铺挨着住家。穿行了约摸5分钟，才终于到了谷玉和父亲租住的屋子。
这是夹在两户人家当中的一间六七平米大的斗室，一张桌子两张床是仅有的家具，一台黑白小电视和电饭煲是仅有的电器。渍迹斑斑的墙上挂着洗好的衣服，更多替换衣物則塞在地上的旅行箱里。
“平时我睡这里。”谷玉指指靠里头的一张单人床，上面平铺着两条单薄的褥子。而她爸爸睡的“床”，其实是问房东借来的一块竹床板，一头呈直角搭在单人床上，另一头搭在凳子上，靠墙一侧还堆着杂七杂八的日用品。虽然居室简陋，谷玉还是很在意形象，“白天两床褥子归在一块儿，看起来好看些。”
这个年仅22岁的黑龙江姑娘，说话干脆利落，显得很有主张。最近一段时间，她已经和不少记者打过交道，“找媒体就是我带的头，后来许多媒体主动来找我，有中央级的，也有地方的，但到现在也没个具体说法”。坐在床沿上才说了十来分钟话，谷玉就用手捶起自己的腿，“又麻了”。谷父站在一旁，默默看着女儿。
当初因加工苹果产品而正己烷中毒的8名女工中，如今继续坚持用法律手段为自己讨说法的，只剩下谷玉一个人。
“哪儿也跑不了了”
谷玉20岁不到就从老家出来打工，从四川等地一路打工南下，来到苏州吴江。她做过一段时间的店员，工作倒也轻松，但是后来觉得闷不想干了。朋友介绍她到“专门给苹果产品做代加工”的一家工厂。2009年8月16日，谷玉正式到“苏州运恒五金机电经营部”上班了。
上班的车间其实是租在某住宅小区公寓房里的小作坊。大约100来平方米的屋子隔成两间，窗户都被遮挡起来，30多个员工就挤在一个密封的环境里劳作。谷玉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手上卷着无尘布，蘸上清洗剂把iPad等苹果产品的商标擦拭干净再贴到保护膜上，所谓的“贴保”。
代工材料是运恒五金的大老板暨法人代表钟建祥从苹果公司代工厂宇瀚光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外包来的。据谷玉说，因为钟和宇瀚的老板玩得比较好，就和表弟刘某以及另一个朋友合开了运恒五金，承揽了一部分代工的活儿。钟负责拉货，刘负责管理工人，第三个老板不常见。
女工们每天8点到车间，洗净手，换上工作服、戴上帽子和指套，就开始工作，一直做到晚上10点半，加班的话要到11点甚至12点。中午1小时吃饭，上下午各有10分钟休息。谷玉她和另外四五个女工每天要贴大约2万张膜。
由于正逢业务旺季，像这样一周无休地工作，老板供吃，谷玉每月拿到手的工资是2000元（没有缴四金），算同事中赚得较多的，除去自己开销，能攒1500元，“平时也没空出去逛，没有花钱的机会”。
当时谁也不知道“去渍油”里的有效成分是正己烷，更不知道这种挥发速度比酒精快的化学溶剂有毒性，会通过吸入、食入、经皮肤吸收等侵入人体，长期接触会出现慢性中毒，损伤神经系统。
在完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工作到10月份，谷玉开始觉得下肢发麻，渐渐站立也有困难。她自己去吴江第一人民医院和苏大附二院做验血、肌电图等常规体验，但结果报告显示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发麻感仍在加重，并且朝手臂扩散，还会出现头晕。到了12月底，谷玉已经彻底走不动路了。在黑龙江老家做代锯工的谷父千里迢迢赶到吴江，抱着女儿去看病，江苏连云港看不好，又回哈尔滨，依旧求医无果。“一开始我以为是个例，后来和其他同事一联系，发现她们都有类似症状，这才怀疑可能是工作的地方有问题。”在父亲陪同下，谷玉再次回到吴江。
谷玉先给刘老板打电话，“刘老板忽悠我们说，‘这病到夏天就不会得了，自己多锻炼锻炼就好了’；然后又模棱两可地说，‘先把病看好吧’，闭口不提医药费的事。”从2009年12月底到2010年2月，没有医保的谷玉自费看病已经花去3万多元，还在老家跟亲戚借了不少债。
老板有意封锁消息，女工之间并不清楚哪些人已经住院。有同事告诉谷玉，老板已经不在原来的作坊开工，员工们每天在“老厂”门口集合，坐车到位于同里的宇瀚去上班。“扶着墙也不能走路”的谷玉便到老厂门口去堵老板，钟老板才表示，愿意掏钱给她们治病——之前已经有4人住院，谷玉第5个，后面还有3个。入院前，谷玉劝那位透露消息的同事也去做做检查，“可是她不肯，可能也是怕真的检查出毛病吧。”
工作4个月，换来的却是11个月零2天的卧床治疗——从2010年2月24日一直住到2011年1月26日。刚入院躺在病床上的谷玉，腿上一点知觉都没有，害怕今后的生活都要在轮椅上度过。陪同护理的父亲有一次无奈地和她开玩笑：你看以前跑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可哪儿也跑不了了。
一定要有个说法
运恒五金的8名中毒女工平均年龄在二十五六岁，分别来自苏北、安徽、东北等地。住院期间，她们与同住苏州第五医院的苏州联建公司中毒员工偶尔有过交流。但是和拥有2万名员工的“二级代工”台资企业苏州联建比起来，运恒五金不过是标志供应商下的一个转包工厂，8名女工的维权之路更加坎坷。
“一开始老板还不愿意管，想骗我们出（院）来治病，就是开了药自己在家休养，因为那样便宜。”谷玉说，后来事情严重了，老板答应替她们支付医药费，每个月15日给500元的生活费，但总是拖，得女工们不停打电话催讨才行。“而且这500元根本不够用，医院的病号饭我们都订不起。”
去年5月下旬，中毒女工们听说运恒五金注销了。住院将近半年后，谷玉能生活自理了，父亲才放心出去打些临工，补贴点生活费。今年1月底，谷玉的检查报告上所有指标都显示正常才出了院，老板给她付了20多万医药费，“但是有些出院的同事报告单上仍然有几个小箭头（即未达标），不知道怎么也让她们出院了。”
谷玉等人担心的是，出院后病再复发，谁来承担所有的医疗及其他费用。“我们找了信访局、劳动局、安监局、卫生局等部门，但他们说话向着老板，说他很穷也不容易，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方案。后来连吴江市市长都知道了，开会讨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女工们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代理律师正是负责联建中毒员工案件的律师，但是后者已经进入了赔偿和伤残评级的程序，而谷玉们的劳动仲裁还没有结果。
谷玉带着同事们找媒体帮忙，前前后后也确实来了好几拨记者，但是她“感觉现在自己里外不是人，比如接受采访的时候，肯定说自己的内容多些，不可能8个人都包括进去，但是其他人就有想法……病好了以后和其他几个人也就没啥联系了”。
运恒五金的老板想用私了方式解决问题，即支付每名员工8.7万元左右的赔偿（按十级伤残标准折算的赔偿），签了协议就解除劳动关系，并且接受调解的员工以后不得再以伤残鉴定要求进一步赔偿。介入协调的劳动局干部建议女工们“私了”，谷玉皱皱眉说，“毕竟不是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事，不会那么上心的。”
谷玉是唯一没有接受私了的，听说联建员工出院后有复发的，她自己现在也时常感觉腿麻膝盖酸，“我一定要做伤残鉴定，将来万一复发总有人负责”，“我们是穷怕了，光穷还不要紧，能挣钱弥补，但身体是一辈子的事情……”
这个月底，谷玉就要到苏州疾控中心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之前，大部分苏州联建的中毒员工都被评成了10级伤残，员工贾景川先被鉴定为10级，后来江苏省劳动能力委员会在1月28日下发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上判定他为9级伤残，一级之差，赔偿金额相差约5万元。
最近正在法院和伤残鉴定机构之间奔走的谷玉说，不管最终鉴定下来是几级，好歹也是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个清楚了解。一旦结果出来，就会到吴江市法院要求强制执行——去年8月，劳动仲裁委已经要求运恒五金老板支付谷玉在老家治疗期间的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共计3.7万余元，但至今未拿到。
今年2月，曾有媒体联系过运恒五金的钟老板，當时他的回答是：“为了给工人们治病，已经花了近300万元医药费。我最真实的想法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想谁能帮我付这三百万。”被问及是否就此事与苹果联系过时，钟说“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和他们联系”。
如今，谷玉已经联系不上老板，估计对方换了手机号码，而原来上班的地方，只剩下三道卷帘门紧紧闭着。
老家在安徽的詹德云是8名中毒女工中年龄最小的，刚满20岁。接受了私了赔偿的她现在有些后悔，因为感觉小腿有些异样，担心是后遗症。但是，记者几次打电话联系她，她以家里有事不便见面拒绝了。电话那头，小姑娘说着说着带起了哭腔：“我觉得很失望，媒体采访也很多了，但是始终没有什么结果，我也不想再谈了……”
目前，谷玉能做的就是每隔几天去法院询问一下法院强制执行的进度，是否联系上了钟老板。父女俩目前都没有工作，房租、吃用开销等加起来每个月要2000元左右，这还是省吃俭用的前提下。当初出院时，医生告诉她“已经全好了”，给她配了些药，“起辅助治疗作用”，但谷玉知道，这药也不能多吃。
链接
就在苹果公司发布iPad2之际，苏州联建科技公司的几名员工却忧心忡忡，觉得自己的正己烷中毒症状又复发了：手心出汗、腿酸……
2月底，几名中毒员工自费在上海华东医院进行肌电图检测，检测结果为“四肢神经受损，周围神经元损伤”。不过，他们却无法到苏州第五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因为该医院负责医生表示，外地医院的检测报告只能作为参考，决定是否住院治疗需要苏州当地医院开具的检测报告。
苏州第五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刘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认定职业病是非常严格的过程，该院要求苏大附二院不仅要根据肌电图这一临床结果，还必须结合国家标准来做报告，因此苏州五院只看苏大附二院的诊断证明，外地医院的结果仅供参考。
此前刘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如果病人经过治疗康复、出院，且经过劳动部门鉴定，那就没必要再去做检查，“这有可能是病人主观的、自我感觉的症状，作为医生就很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