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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贸易利益和贸易模式，而贸易的发展也影响着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本文根据贸易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对技术要素的不同处理，对关于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技术创新；贸易理论；贸易效应
一、引言
从最早的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到随后的新要素理论，从基于技术的静态角度到强调技术进步动态效果，从理论研究到实证分析，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技术对国际贸易和分工产生的影响。对于我国，技术创新是否会显著的改善出口商品结构从而提升我国的贸易地位，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无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此有必要对有关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的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政策提供参考。
二、基于技术静态角度的研究
最早的古典贸易理论就是从技术要素差异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的。随后出现了以赫克歇尔和俄林为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要素禀赋论则提出国与国间比较成本的差异是来自于各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而完全放弃了技术知识的国别差异。随着H－O理论的提出，关于H－O理论的经验检验也随之展开，其重要标志就是里昂惕夫(Leomief)反论。里昂惕夫反论的提出也刺激了西方理论界对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重新审视，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新要素理论。
Gruber(1959)最早用图表分析方法分析了中性的和偏向于要素的技术进步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他用谷物代表劳动密集型商品，用纺织品代表资本密集型商品。他指出，中性的纺织品的技术进步使谷物产量在同样的产品价格比率时会收缩；同样的原因，中性的谷物的技术进步在不变的相关产品价格时会降低纺织品产出水平。他假定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是有利可图的，得出结论：技术进步的传导有时会导致贸易条件朝原来的方向继续改变，而有时是相反的方向。
由此可见，最早的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和专业化分工是由既定的劳动生产率或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是外生的和不变的。随后的新要素理论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知识、技术等要素作为内生变量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模式，但即便如此，在其理论中，未就技术及技术进步的国际差异、技术的动态特征对贸易的影响加以考察。即上述理论都是基于技术的静态角度加以研究的。
三、基于技术动态效果的研究
波斯纳(Posner)在1961年提出的技术差距(Technolog-ical Gap)模型里真正开始从动态角度看待技术变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该模型把技术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把技术变动和技术转移看作为贸易竞争优势获得和转移以及贸易格局变化的一个决定因素。波斯纳认为：由于技术具有国别分配上的非均等性特点，在技术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当创新成功后，由于模仿时滞，在国外掌握该项技术之前，产生了技术领先差距，并由此产生了贸易的竞争优势，其他国家由于技术差距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模仿性生产，在这一段时间内，便存在贸易的机会与可能性。
1966年弗龙(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具体而深刻地论证了“技术差异决定国际贸易流向”的观点。这一理论把新产品在研制、生产和销售等不同阶段上要素密集度的变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相对优势和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作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分析了技术创新和进步与比较优势变化的相互关系，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和贸易格局的动态扩展。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可以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看作是对技术差距模型的总结及扩展。
四、基于内生技术变迁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兴起，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它是经济当事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结果，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Romer(1990)用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说明经济增长的模型，强调技术的进步对生产要素的外溢效应。在他的模型里，他分析了为何人口总量不是衡量市场大小的正确方法以及为何一个大的国内市场，比如中国或印度不能作为与世界其余国家贸易的代替，因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并不依赖于劳动力的总量或人口总量。模型得出的一个有趣的结论是，一个拥有大的人力资本存量的经济体经济增长更快，这也说明自由贸易会加快经济增长。
在内生技术变迁的框架下研究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南北贸易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方向。Dollar(1986)基于Kmgraan的框架讨论了资本流动对南北贸易的影响，他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南北贸易一般均衡模型，并把产品周期理论和新古典贸易模型联系起来。他指出，欠发达国家劳动力的增长必定会最终降低工业化国家的劳动需求，这样很多产业，比如钢铁、纺织品、汽车和电子产品都会转移到了南方。而在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却没能以足够快的增长来雇佣所有被替换掉的工人，所以导致了高失业率的发生。但面对高失业率，实际工资却下降缓慢，这样许多的抗议都把矛头集中在了从落后国家的进口，结果是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贸易限制，通常是以配额的形式。
五、关于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与技术创新政策的研究
近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及贸易的相互关系以及技术创新对贸易动态的影响。
Daniele Archibugil和Jonathan Michie(1998)指出，从历史上说，科学和技术进步是伴随着两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发生的：经济增长、社会和经济全球化。他们从制度学派的角度分析增长和贸易的技术革新等方面的问题，而制度学派把创新当做是增长和贸易最基本的引擎。
Keld Laursen(1999)则选取了19个国家17个制造行业1965～1988年间的数据探讨市场份额的决定因素，主要研究国家专业于或进入一个提供高水平的技术机遇的行业是否对出口市场份额的增长产生影响。得出，只考虑贸易的动态效应本身，“后起国家”(日本、奥地利、芬兰、希腊等)在总体出口上经历了高的增长率。但是这些国家最初的行业专业化对总体贸易表现有显著的负作用，而且这其中的大多数国家(除了日本)都专业于低水平市场机遇的行业。
Mark Zachary Taylor(2007)检验了政治非集权化有利于国家的创新率这一“至理名言”，发现分散化国家在技术创新上并不比集权化国家有优势，这一发现对许多条件变量很有用，比如民主政治的控制、自然资源、军费开支、贸易开放度甚至教育。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技术创新和出口贸易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孙枫林(1997)指出出口商品非价格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包含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他以美国和日本为例，说明了产品生命周期和出口商品竞争力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还有很多学者(张丽慧，2009；陈思、张向前，2009)从微 观层面即企业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技术创新如何促进企业的技术发展以及如何构建良好的技术创新体系。刘立、陆小成等(2009)更是结合国家重要议题“低碳经济”分析了低碳技术创新社会建构的途径。
六、研究评价及展望
本文从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理论出发，对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1 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技术要素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及重要性被强调的程度不同。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使得技术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从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同时，贸易的发展也通过技术的扩散和外溢影响着一个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
2 传统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对发达国家本身及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影响，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这种局面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的贸易和产业政策的研究逐渐成为理论关注的热点。事实上由于技术扩散和动态学习效应的存在，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模仿能力随着经验的增长而增长，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在某些领域实现自主创新，这一点对现在的中国尤其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3 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程还很短，关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在许多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而且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国外学者多从理论模型创新人手，在各自的模型中提出有别于他人的符合现实的假设，建立各有侧重的理论模型，再由理论模型推动实证研究的发展；而国内学者则先从借鉴和拓展国外学者已有的理论和实证模型人手进行验证，原创型的理论创新较少。
4 国内一般采用专利授权量或者R&D投入作为技术创新能力的衡量，但它们各自本身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系统准确的反映一国真正的技术创新水平。比如一些技术创新者可能选择不为其研发产出登记专利申请，以避免竞争者使用提出专利申请时被披露出来的信息。而且专利授权的数量并不能反映有关技术创新的质量和创新产生的价值。关于R&D投入，很多中小企业R&D经费投入几乎为零，创新主要来自于外部知识的购买，因此如果单纯采用R&D经费支出这一指标，会忽略其他技术活动的影响。所以，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是否还有其他能系统完整的反映技术创新的指标，并用现实数据对其进行检验，是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
关键词：技术创新；贸易理论；贸易效应
一、引言
从最早的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到随后的新要素理论，从基于技术的静态角度到强调技术进步动态效果，从理论研究到实证分析，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技术对国际贸易和分工产生的影响。对于我国，技术创新是否会显著的改善出口商品结构从而提升我国的贸易地位，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无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此有必要对有关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的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政策提供参考。
二、基于技术静态角度的研究
最早的古典贸易理论就是从技术要素差异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的。随后出现了以赫克歇尔和俄林为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要素禀赋论则提出国与国间比较成本的差异是来自于各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而完全放弃了技术知识的国别差异。随着H－O理论的提出，关于H－O理论的经验检验也随之展开，其重要标志就是里昂惕夫(Leomief)反论。里昂惕夫反论的提出也刺激了西方理论界对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重新审视，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新要素理论。
Gruber(1959)最早用图表分析方法分析了中性的和偏向于要素的技术进步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他用谷物代表劳动密集型商品，用纺织品代表资本密集型商品。他指出，中性的纺织品的技术进步使谷物产量在同样的产品价格比率时会收缩；同样的原因，中性的谷物的技术进步在不变的相关产品价格时会降低纺织品产出水平。他假定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是有利可图的，得出结论：技术进步的传导有时会导致贸易条件朝原来的方向继续改变，而有时是相反的方向。
由此可见，最早的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和专业化分工是由既定的劳动生产率或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是外生的和不变的。随后的新要素理论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知识、技术等要素作为内生变量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模式，但即便如此，在其理论中，未就技术及技术进步的国际差异、技术的动态特征对贸易的影响加以考察。即上述理论都是基于技术的静态角度加以研究的。
三、基于技术动态效果的研究
波斯纳(Posner)在1961年提出的技术差距(Technolog-ical Gap)模型里真正开始从动态角度看待技术变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该模型把技术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把技术变动和技术转移看作为贸易竞争优势获得和转移以及贸易格局变化的一个决定因素。波斯纳认为：由于技术具有国别分配上的非均等性特点，在技术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当创新成功后，由于模仿时滞，在国外掌握该项技术之前，产生了技术领先差距，并由此产生了贸易的竞争优势，其他国家由于技术差距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模仿性生产，在这一段时间内，便存在贸易的机会与可能性。
1966年弗龙(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具体而深刻地论证了“技术差异决定国际贸易流向”的观点。这一理论把新产品在研制、生产和销售等不同阶段上要素密集度的变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相对优势和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作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分析了技术创新和进步与比较优势变化的相互关系，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和贸易格局的动态扩展。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可以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看作是对技术差距模型的总结及扩展。
四、基于内生技术变迁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兴起，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它是经济当事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结果，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Romer(1990)用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说明经济增长的模型，强调技术的进步对生产要素的外溢效应。在他的模型里，他分析了为何人口总量不是衡量市场大小的正确方法以及为何一个大的国内市场，比如中国或印度不能作为与世界其余国家贸易的代替，因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并不依赖于劳动力的总量或人口总量。模型得出的一个有趣的结论是，一个拥有大的人力资本存量的经济体经济增长更快，这也说明自由贸易会加快经济增长。
在内生技术变迁的框架下研究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南北贸易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方向。Dollar(1986)基于Kmgraan的框架讨论了资本流动对南北贸易的影响，他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南北贸易一般均衡模型，并把产品周期理论和新古典贸易模型联系起来。他指出，欠发达国家劳动力的增长必定会最终降低工业化国家的劳动需求，这样很多产业，比如钢铁、纺织品、汽车和电子产品都会转移到了南方。而在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却没能以足够快的增长来雇佣所有被替换掉的工人，所以导致了高失业率的发生。但面对高失业率，实际工资却下降缓慢，这样许多的抗议都把矛头集中在了从落后国家的进口，结果是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贸易限制，通常是以配额的形式。
五、关于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与技术创新政策的研究
近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及贸易的相互关系以及技术创新对贸易动态的影响。
Daniele Archibugil和Jonathan Michie(1998)指出，从历史上说，科学和技术进步是伴随着两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发生的：经济增长、社会和经济全球化。他们从制度学派的角度分析增长和贸易的技术革新等方面的问题，而制度学派把创新当做是增长和贸易最基本的引擎。
Keld Laursen(1999)则选取了19个国家17个制造行业1965～1988年间的数据探讨市场份额的决定因素，主要研究国家专业于或进入一个提供高水平的技术机遇的行业是否对出口市场份额的增长产生影响。得出，只考虑贸易的动态效应本身，“后起国家”(日本、奥地利、芬兰、希腊等)在总体出口上经历了高的增长率。但是这些国家最初的行业专业化对总体贸易表现有显著的负作用，而且这其中的大多数国家(除了日本)都专业于低水平市场机遇的行业。
Mark Zachary Taylor(2007)检验了政治非集权化有利于国家的创新率这一“至理名言”，发现分散化国家在技术创新上并不比集权化国家有优势，这一发现对许多条件变量很有用，比如民主政治的控制、自然资源、军费开支、贸易开放度甚至教育。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技术创新和出口贸易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孙枫林(1997)指出出口商品非价格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包含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他以美国和日本为例，说明了产品生命周期和出口商品竞争力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还有很多学者(张丽慧，2009；陈思、张向前，2009)从微 观层面即企业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技术创新如何促进企业的技术发展以及如何构建良好的技术创新体系。刘立、陆小成等(2009)更是结合国家重要议题“低碳经济”分析了低碳技术创新社会建构的途径。
六、研究评价及展望
本文从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理论出发，对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1 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技术要素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及重要性被强调的程度不同。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使得技术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从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同时，贸易的发展也通过技术的扩散和外溢影响着一个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
2 传统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对发达国家本身及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影响，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这种局面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的贸易和产业政策的研究逐渐成为理论关注的热点。事实上由于技术扩散和动态学习效应的存在，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模仿能力随着经验的增长而增长，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在某些领域实现自主创新，这一点对现在的中国尤其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3 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程还很短，关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在许多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而且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国外学者多从理论模型创新人手，在各自的模型中提出有别于他人的符合现实的假设，建立各有侧重的理论模型，再由理论模型推动实证研究的发展；而国内学者则先从借鉴和拓展国外学者已有的理论和实证模型人手进行验证，原创型的理论创新较少。
4 国内一般采用专利授权量或者R&D投入作为技术创新能力的衡量，但它们各自本身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系统准确的反映一国真正的技术创新水平。比如一些技术创新者可能选择不为其研发产出登记专利申请，以避免竞争者使用提出专利申请时被披露出来的信息。而且专利授权的数量并不能反映有关技术创新的质量和创新产生的价值。关于R&D投入，很多中小企业R&D经费投入几乎为零，创新主要来自于外部知识的购买，因此如果单纯采用R&D经费支出这一指标，会忽略其他技术活动的影响。所以，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是否还有其他能系统完整的反映技术创新的指标，并用现实数据对其进行检验，是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