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给人们留下许多惨痛记忆。我这里只讲几件发生在我身边的事。
　　大约从1958年开始，上海市委就规定每星期四为干部下基层劳动日。宣传出版系统的干部都愿到上海书店(当时名上海古旧书店)劳动，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稀见的古旧书刊。当时有位名叫游云的出版局办公室主任，她看到有些旧期刊上有谈蓝苹(江青)的文字和照片，想借回去看看。“文革”开始后，有人把这事揭发了出来，立即引起了上面的注意，被定性为“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的政治事件，把游云关押起来，要她交代动机并追查材料的下落，还把帮她联络的一位干部也关了起来。几个月后，有人在书店某一角落发现了一包书，打开一看，竟然就是那包有江青照片的旧期刊，原来当时并未让她拿走。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但还是对她批判审查了好长时间才释放出来。
　　再一件事发生在书店宣传科。科内有位顾云仪女士，出身名门，国民政府政要顾孟余(曾任交通部长等职)是她的亲叔伯，也许还有些亲友在海外。她性格开朗，平时在科内和同事说说笑笑，有时把话写在小纸条上在同事间递来递去，话毕随手丢弃在废纸篓里。不料却引起旁人注意，把这些片言只语收集起来汇报组织作了种种联想和猜测。“文革”开始后，科内有位老同志退休了，中午休息时几个人去大楼顶层露台照相留念，偶见有些碎砖乱瓦堆在墙脚边，有人说：“这地方真像被日本人丢过炸弹。”出于好奇，有人随手拿来一顶旧帽，一根木棒，装成“难民”模样拍摄了一张集体照，洗印出来后压在玻璃板底下。在当时极“左”思潮无限上纲之下，此事竟被构陷成为一个“污蔑社会主义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小集团”。出版系统团部抓到这件事立即立案审查，还派驻专门小组，把顾云仪等隔离审查，又编写“战报”，模仿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按语的笔法，把她们平时一些极普通语言说成是反革命暗语和活动，在大楼内装上广播喇叭日夜喊话勒令交代，制造气氛。此时正值酷暑，顾云仪被关在一间不到三平方米朝北小屋内，且用牛皮纸将门窗封死(说是为了防她对外联络)，她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多次自杀未成，终于有一天乘看管人员疏忽之机跑上三楼阳台纵身跳下。可怜一位年轻有才的女子就这样被莫须有的罪名迫害死了。
　　以上两件事都发生在“文革”初期(约1967、1968年)，下面一件事则已是“文革”后期了。
　　1975年周总理病重，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打破“四人帮”对宣传舆论阵地的垄断，邓小平指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创办一份《思想战线》杂志，并呈请毛主席批准。此时正值上海书店逐渐恢复业务，发了一份影印的《东方杂志》征订单给各地文化教育单位(《东方杂志》系商务印书馆1904年创刊，影印本只印至1919年以前)。《思想战线》杂志社来信订购一套此书，上海书店也就按一般业务交铁路运往北京。当“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安插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没有上海市出版局，以所谓“大社”行使局的职权)的亲信知道后，立即亲自赶到上海书店，一开口就说：“你们眼里还有没有党委?这样大的问题为什么不向党委汇报?你们就是在上海搞独立王国!”还谩骂《思想战线》杂志社是反革命组织，是砸烂单位，“你们这是把黑材料寄给他们，搞复辟”。并在当天派人乘飞机、坐火车，把《东方杂志》从北京车站追了回来。然后，他们又把此事定性为“严重政治事件”，派工作组改组上海书店领导班子，对有关人员反复进行批判审查。我那时虽不是书店领导成员，只是说过“这是正常业务工作，《东方杂志》不是黑材料”，也被调离上海书店去新华书店。幸亏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也就自动回到了上海书店。
　　以上三件事，可以说都是些须小事——或日常生活，或一般业务活动，在现在都是些非常普通的小事，但在那个年代却被无限上纲成“严重政治事件”，有的人因此受迫害，有的人为此失去了生命。现在的青年人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在当时却都是事实。我想这样的事以后是再也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