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住在黑龙江北岸的俄罗斯人，小眼睛，肤色黄里透黑，外表与内地的俄罗斯人不一样。据考证，他们是早年中俄通婚留下的后代，与黑龙江南岸的中国人本是同宗同族，有血缘关系，俄罗斯人称他们为阿穆尔人。那么，中俄跨国婚姻始于哪个年代呢？
　　
　　阿穆尔州国际档案馆馆长波罗塔瓦雅说，回答这个问题，要读一读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东正教神父的专著，那里记载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根据俄罗斯法律，华人先要接受东正教信仰，才能和俄罗斯新娘在教堂举行婚礼。其次，原阿穆尔省省长有关华人在远东情况的公务记录，也保存了远东地区华人婚丧嫁娶、务工务农和外国人加入俄国国籍的原始记录。
　　查询的结果是，东正教神父的专著对华人入教情况有所涉及，但记录不详，可见宗教文化融入绝非一日之功。倒是阿穆尔省公务通报，对华人入境者签证发放等情况的记录颇为翔实。以1897年1月和2月两个月为例，入境俄罗斯的华人人数只有4人，而到3月，入境华人激增至236人，以后每月呈增长趋势。
　　19世纪中叶，尽管中俄两国边界划定，给双方民间交往留下空间，但跨国婚姻尚未出现端倪。直到20世纪初期，俄罗斯媒体才开始对中俄通婚有所报道。当时，俄国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向远东移民，成分主要是农耕移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性，借以改善阿穆尔地区和滨海边疆区域女性匮乏之劣势。
　　他们前来远东，恰好与20世纪初批量入境俄国的华人劳工和商贩相遇。当时入境俄罗斯的华人男女比例落差也很大。仅以伯力为例，一次入境俄国的中国劳工，1000多人中只有几十名女性，导致大多数年轻的华工只能找当地俄国女人结婚，也有少数人与其他民族女性通婚。婚后，大部分华人被同化，加入俄国国籍，这是大多数华人移民的命运。
　　俄国政府当时干涉华人与俄罗斯女人通婚。首先，俄官方要求入境华人需皈依东正教，并在教堂里接受正式洗礼，才有权与有身份、身体健康的俄罗斯女人通婚。那些不接受东正教的华人，虽然也可以与当地人通婚，但他们只能娶到“不贞洁的”或者离异的女人，抑或身体上有残疾的俄国姑娘。
　　根据俄国法律规定，华人男子与俄罗斯姑娘通婚，是他们滞留在俄国境内，并且获得俄国国籍的唯一正式渠道。假如俄罗斯女人嫁给不愿留在俄国境内定居的华人男子，她们和子女将自动失去俄国国籍。从历史档案的记录看，俄国当局对于华人滞留俄罗斯以及与俄罗斯女人通婚的态度是既欢迎又谨慎。因为，一部分与俄罗斯女人通婚的华人在中国有家室，他们与俄罗斯女人结婚属于重婚，目的是为了获得俄国国籍，以达到长期居住俄国经商的目的。而一旦他们离开俄国，俄罗斯女人便遭遗弃。
　　那时俄罗斯没有双重国籍法，因此不少俄罗斯女人为了保全家庭，只得放弃俄国国籍，与华人丈夫一同返回中国定居。据统计，仅1938年就有194位20多岁的俄罗斯女人前来中国定居。
　　海兰泡（俄称布拉格维申斯克，意即报喜城）有位阿穆尔女郎，姓尼古琳娜，她的曾祖母是俄国吉卜赛女郎，姓塔兰，在远东与一位中国富商王旭林（音译）邂逅相逢，结为连理。曾祖父王旭林婚后改用曾祖母的姓氏。他们的家史没留下什么文字记载，塔兰的后代们只记得，先辈们曾经住在阿穆尔州一个叫达姆布卡的小村子，那里住过不少中国的淘金者，他们都很富有。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斯大林“大清洗”运动也涉及对华裔的整肃，中俄跨国婚姻遭了殃，塔兰家族遭遇了暴力抄家和没收财产，他们顷刻间就变成了穷人。如今，老奶奶已年逾八旬，当年跟父亲学的中文几乎忘光，唯有只言片语还残存在记忆之中。她一个兄弟后来娶了来俄经商的中国姑娘，所生后代外貌与华人无异。
　　从古至今，中国男人最吸引俄罗斯姑娘的特质，就是勤劳肯干、挣钱顾家、疼爱孩子。百余年来，俄罗斯远东姑娘嫁给外国人从来首选华人。与沙俄时代不同的是，今天俄国姑娘嫁给华人不必再担心失去国籍，即使生活在中国，她们也可以放心地使用俄国护照;而中国小伙子想加入俄罗斯国籍也不是问题。如今，俄罗斯既不会被强迫华人皈依东正教，也不必非学俄语不可。只是对他们来说，入籍俄罗斯已不再是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