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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一份中央的报告批复交到了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华清的手中，这份关于“09”工程正式上马的同意书，刘华清已经等了5个月。当年，中国大陆城市的火警报警电话就是“09”，一项以火警电话命名的工程，其紧迫程度可想而知。
在那时，中国有两项绝密的技术工程，一项是以“596”为代号的原子弹研制。另一项就是“09”工程——核潜艇研制。而“09”工程其实早在1958年就曾经开始过……
赫鲁晓夫的猫腻
1954年初，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美国的鹦鹉螺号正式下水。从那时起，负责国防部技术研制工作的聂荣臻就预感到：核潜艇将会成为美国最有效的战略武器，同样，也只有核潜艇才能扼制美国。中国要想打造强大的海军，没有核潜艇，不行。
四年之后，苏联在华援建的原子能反应堆已经开始运转，原子弹研制也已经在苏联帮助下正式起步，中国研制核潜艇有了可能性。于是，聂荣臻亲笔起草了《关于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并于1958年6月27日上报中央。中央的批复绝对雷厉风行，从周恩来到邓小平，再到彭德怀、毛泽东，从审阅到同意，只用了不到一天。
不过，当时的中国，连常规潜艇都没有研制出来，对核潜艇技术更是一无所知，只能向苏联求助。
6月28日，周恩来就绐赫鲁晓夫去了一封急电，希望苏联能够在生产核潜艇方面为中国提供技术帮助。中国人认为，既然是同志加兄弟，原子弹的技术都可以提供，那提供核潜艇技术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可世上哪儿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
收到信后的赫鲁晓夫心里很矛盾，一方面他不想把核潜艇技术转让给中国，但另一方面他又需要中国的海岸线，来帮助苏联核潜艇能有效地靠近美国。赫鲁晓夫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既不用向中国转让核潜艇技术，又可以满足中苏军方愿望的合作方案。他让正在莫斯科述职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把这个“好方案”转告毛泽东。
尤金一回到北京，就在第一时间求见毛泽东。时值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会见了尤金。通过尤金，毛泽东了解了“老大哥”的“好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苏联的核潜艇加上中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双方合作。你好我好大家好。
听完尤金的介绍，毛泽东当时就皱了下眉头，他追问尤金：“我们想叫你们帮我们搞，你们却要搞合作社，是不是搞合作社你们才干。如果苏联不愿提供帮助，中国可以不搞核潜艇。”赫鲁晓夫组建联合舰队的“创意”，在毛泽东看来，只不过是他玩的小猫腻。
尤金走后，毛泽东仍难以消气。第二天中年，一夜来睡的毛泽东再次把尤金召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旁，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睡觉，也没吃饭。……为什么现在又要搞海军‘合作社’?这使我想到斯大林的东西又回来了。就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之间还要保密?没有道理!你有的我就应该有，否则还叫什么国际主义?
挨了毛泽东一通骂后，尤金回到使馆立即向赫鲁晓夫发去长篇密码电报。赫鲁晓夫感到事态严重，当即取消了访美计划，秘密到北京同毛泽东会谈，做解释工作。
双方的会谈就是在批判和解释中度过的。毛泽东继续批判苏联的合作社，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他说：“斯大林不是这样的吗?搞了一个旅大。搞了两块半殖民地——东北和新疆。只要苏联坚持搞海军‘合作社’，中国就不干。”而赫鲁晓夫就一直絮絮叨叨地进行解释，但是对核潜艇技术转让死不松口。会谈结果仍是不欢而散。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一年之后，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又来了，他是来出席国庆十周年庆典的。就在当天晚上的会谈中，双方领导人爆发了两党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争吵，中共中央甚至怀疑赫鲁晓夫根本就是来吵架的。而核潜艇的问题也是此次争吵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同赫鲁晓夫会谈时，毛泽东借机再次提出核潜艇援助问题，而赫鲁晓夫的回答让毛泽东很郁闷。据中国核潜艇的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回忆：“赫鲁晓夫表态：‘核潜艇你们不要搞，太复杂，你们没这个力量，第二个价格很贵，你们搞不了。我们搞联合舰队，我的核潜艇，海军，到你这里来，大家公用。我有你就有了嘛’。毛主席就生气了。说：‘那你不是把我当殖民地了嘛。对不对。我没有核潜艇，你有，你航空业都有，我啥都没有。你把整个信息都控制了’。”
毛泽东觉得赫鲁晓夫这个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赫鲁晓夫则觉得毛泽东像只“好斗的公鸡”，会谈又一次不欢而散。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赫鲁晓夫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国的核潜艇彻底得靠自力更生了。
赫鲁晓夫是有点瞧不起中国人，他以为没有苏联专家，中国要想自己研制核潜艇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一些长期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也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表示：核潜艇，我们爱莫能助了，劝你们也别再搞了。那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技术，以你们的力量，要50年，才有可能成功。
苏联人的轻蔑让毛泽东下定决心：“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但在60年代初，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严重困难，无法同时负担原子弹和核潜艇两项重大工程。权衡之后，中央决定先把全部力量集中到“弹”上。代号0g的核潜艇工程，只好暂时下马。
“就是戴手铐，这个工程我也抓定了”
等到“09”工程再次上马，就已经到了1965年，那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试爆成功，国家的经济也有了起色。于是，第六机械工业部分管科研的副部长刘华清抓住时机，立即以部党委的名义。给中央专委写了报告，请求再次进行核潜艇研制工程。在毛泽东“要有，要快，要超”的批示下，核潜艇一路绿灯，重新上马。
可项目刚开始不久，“文革”又开始了。很多参与核潜艇工程的单位受到冲击，部分工厂停工，项目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也无法落实。
刘华清把情况反映到聂荣臻那里，聂荣臻坐不住了，他决定立刻召开工程协调会议，并明确规定接到通知的人员都要到会，即使正在被批斗的也要来。
在那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搞不好就要惹怒“中央文革”。况且聂荣臻自身政治处境已经十分困难，身体也很虚弱，但他还是下决心要开这个会，不然，核潜艇的成型。就会遥遥无期。
在北京民族饭店的会议上，工程人员向聂荣臻反映，造反派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干涉，还进行阻扰，一向好脾气的聂帅发火了，他大声说：“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 这个工程我也抓定了!”
即便是这样，仍有少数工厂、科研单位陷于混乱，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刘华清和同事反复研究后，决定向聂帅提出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1967年8月30日，早晨一上班，刘华清揣着打印好的一份材料，来到聂荣臻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刘华清说了没几句，聂荣臻就全明白了，他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完这份史无前例的“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双手展平“特别公函”的四角，抽出毛笔，在砚台上饱蘸墨汁，在公函左上角签上了“聂荣臻”三个大字。
不经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况且当时的聂荣臻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签发这样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用聂荣臻自己的话讲就是“豁出去了。”
这是中央军委发出的新中国第一份“特别公函”，它就像是一把“尚方宝剑”，所到之处畅通无阻。与核潜艇有关的单位，生产科研秩序全部恢复了……
玩具，荒岛，大白菜
虽说核潜艇的研制扫除了障碍，但建造这么个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庞然大物，谈何容易?那时的研究人员，甚至连核潜艇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他们对核潜艇惟一的认识，竟全部来源于一个玩具。
玩具是一艘铁皮做的导弹核潜艇，是一个外交官出国时从外国玩具商店里买到的。这个不经意带回国内的儿童玩具，成为我国研制核潜艇的第一个模型。技术人员花了一年的时间，用钢铁和木头，按照潜艇的大小，造出了与玩具同比放大的“核潜艇”。核潜艇外观初具规模。
外观有了，内部构造是怎样的?还要自己摸索。没有图纸，也没有资料，更没有外国专家指点迷津。说起那段时间的困难，副总工程师黄旭华最有发言权。那时候，黄旭华等研制人员手中的，除了那个铁皮模型，剩下的就是一些从外国报纸杂志上搜集到的零零碎碎的信息。但这些资料有真有假，不信不行，全信更不行。
黄旭华回忆：“当时某外刊资料称：为保证导弹发射落点精度，美国打算在艇上装一个65吨重的大陀螺，以稳定其航行状态。但这么大的物体中国不能生产。设计组反复论证分析试验数据，表明没它也行。可是有的专家认为，美国比我们先进都用，我们不用，发射时潜艇翻了谁敢负责?打不中目标谁敢负责?可我坚信自己的试验，坚决没装。结果后来得知，其实美国压根儿就没有装。”黄旭华总算没上当。
技术设备落后，黄旭华他们就用土办法，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和计算尺算，往往为了一个数据，几百人要算上几个昼夜。
除去技术困难，黄旭华他们还要克服恶劣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带来的困难。中国潜艇的研制基地安排在了辽宁葫芦岛。选择葫芦岛，是因为这地方水深，冬天冰凉期短而且三面环山，保密条件也很好。
别看现在葫芦岛是个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但在当年，这里就是一个荒岛。用黄旭华的话形容，这个岛一年只刮两次风，一次要刮半年，连种的树长出来都是歪的。
吃的东西也很“绿色”，一日三餐用当时的俏皮话说就是：早上土豆烧白菜，中年白菜烧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道烧。没办法，北方的冬天就只有这个。有时候连白菜土豆都没有，只能窝头、贴饼子就咸菜吃。几百个技术人员每人每月一斤肉三两油，但经常一年半载都见不到油星。
尽管条件艰苦，技术人员仍在拼命干，虽然毛泽东说“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但技术人员还记得毛泽东说过另外一句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所以，即使在“文革”时候，黄旭华他们白天受批判，晚上仍要加班加点干活。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70年，我们研制出自己的第一代核潜胆——091型“汉”级核潜艇，军方编号401(汉级核潜艇一共建造了5艘，军方编号401-405)。当年12月26日，毛泽东77岁生日这天，“401”正式下水，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在那时，中国有两项绝密的技术工程，一项是以“596”为代号的原子弹研制。另一项就是“09”工程——核潜艇研制。而“09”工程其实早在1958年就曾经开始过……
赫鲁晓夫的猫腻
1954年初，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美国的鹦鹉螺号正式下水。从那时起，负责国防部技术研制工作的聂荣臻就预感到：核潜艇将会成为美国最有效的战略武器，同样，也只有核潜艇才能扼制美国。中国要想打造强大的海军，没有核潜艇，不行。
四年之后，苏联在华援建的原子能反应堆已经开始运转，原子弹研制也已经在苏联帮助下正式起步，中国研制核潜艇有了可能性。于是，聂荣臻亲笔起草了《关于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并于1958年6月27日上报中央。中央的批复绝对雷厉风行，从周恩来到邓小平，再到彭德怀、毛泽东，从审阅到同意，只用了不到一天。
不过，当时的中国，连常规潜艇都没有研制出来，对核潜艇技术更是一无所知，只能向苏联求助。
6月28日，周恩来就绐赫鲁晓夫去了一封急电，希望苏联能够在生产核潜艇方面为中国提供技术帮助。中国人认为，既然是同志加兄弟，原子弹的技术都可以提供，那提供核潜艇技术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可世上哪儿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
收到信后的赫鲁晓夫心里很矛盾，一方面他不想把核潜艇技术转让给中国，但另一方面他又需要中国的海岸线，来帮助苏联核潜艇能有效地靠近美国。赫鲁晓夫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既不用向中国转让核潜艇技术，又可以满足中苏军方愿望的合作方案。他让正在莫斯科述职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把这个“好方案”转告毛泽东。
尤金一回到北京，就在第一时间求见毛泽东。时值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会见了尤金。通过尤金，毛泽东了解了“老大哥”的“好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苏联的核潜艇加上中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双方合作。你好我好大家好。
听完尤金的介绍，毛泽东当时就皱了下眉头，他追问尤金：“我们想叫你们帮我们搞，你们却要搞合作社，是不是搞合作社你们才干。如果苏联不愿提供帮助，中国可以不搞核潜艇。”赫鲁晓夫组建联合舰队的“创意”，在毛泽东看来，只不过是他玩的小猫腻。
尤金走后，毛泽东仍难以消气。第二天中年，一夜来睡的毛泽东再次把尤金召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旁，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睡觉，也没吃饭。……为什么现在又要搞海军‘合作社’?这使我想到斯大林的东西又回来了。就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之间还要保密?没有道理!你有的我就应该有，否则还叫什么国际主义?
挨了毛泽东一通骂后，尤金回到使馆立即向赫鲁晓夫发去长篇密码电报。赫鲁晓夫感到事态严重，当即取消了访美计划，秘密到北京同毛泽东会谈，做解释工作。
双方的会谈就是在批判和解释中度过的。毛泽东继续批判苏联的合作社，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他说：“斯大林不是这样的吗?搞了一个旅大。搞了两块半殖民地——东北和新疆。只要苏联坚持搞海军‘合作社’，中国就不干。”而赫鲁晓夫就一直絮絮叨叨地进行解释，但是对核潜艇技术转让死不松口。会谈结果仍是不欢而散。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一年之后，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又来了，他是来出席国庆十周年庆典的。就在当天晚上的会谈中，双方领导人爆发了两党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争吵，中共中央甚至怀疑赫鲁晓夫根本就是来吵架的。而核潜艇的问题也是此次争吵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同赫鲁晓夫会谈时，毛泽东借机再次提出核潜艇援助问题，而赫鲁晓夫的回答让毛泽东很郁闷。据中国核潜艇的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回忆：“赫鲁晓夫表态：‘核潜艇你们不要搞，太复杂，你们没这个力量，第二个价格很贵，你们搞不了。我们搞联合舰队，我的核潜艇，海军，到你这里来，大家公用。我有你就有了嘛’。毛主席就生气了。说：‘那你不是把我当殖民地了嘛。对不对。我没有核潜艇，你有，你航空业都有，我啥都没有。你把整个信息都控制了’。”
毛泽东觉得赫鲁晓夫这个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赫鲁晓夫则觉得毛泽东像只“好斗的公鸡”，会谈又一次不欢而散。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赫鲁晓夫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国的核潜艇彻底得靠自力更生了。
赫鲁晓夫是有点瞧不起中国人，他以为没有苏联专家，中国要想自己研制核潜艇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一些长期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也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表示：核潜艇，我们爱莫能助了，劝你们也别再搞了。那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技术，以你们的力量，要50年，才有可能成功。
苏联人的轻蔑让毛泽东下定决心：“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但在60年代初，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严重困难，无法同时负担原子弹和核潜艇两项重大工程。权衡之后，中央决定先把全部力量集中到“弹”上。代号0g的核潜艇工程，只好暂时下马。
“就是戴手铐，这个工程我也抓定了”
等到“09”工程再次上马，就已经到了1965年，那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试爆成功，国家的经济也有了起色。于是，第六机械工业部分管科研的副部长刘华清抓住时机，立即以部党委的名义。给中央专委写了报告，请求再次进行核潜艇研制工程。在毛泽东“要有，要快，要超”的批示下，核潜艇一路绿灯，重新上马。
可项目刚开始不久，“文革”又开始了。很多参与核潜艇工程的单位受到冲击，部分工厂停工，项目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也无法落实。
刘华清把情况反映到聂荣臻那里，聂荣臻坐不住了，他决定立刻召开工程协调会议，并明确规定接到通知的人员都要到会，即使正在被批斗的也要来。
在那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搞不好就要惹怒“中央文革”。况且聂荣臻自身政治处境已经十分困难，身体也很虚弱，但他还是下决心要开这个会，不然，核潜艇的成型。就会遥遥无期。
在北京民族饭店的会议上，工程人员向聂荣臻反映，造反派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干涉，还进行阻扰，一向好脾气的聂帅发火了，他大声说：“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 这个工程我也抓定了!”
即便是这样，仍有少数工厂、科研单位陷于混乱，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刘华清和同事反复研究后，决定向聂帅提出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1967年8月30日，早晨一上班，刘华清揣着打印好的一份材料，来到聂荣臻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刘华清说了没几句，聂荣臻就全明白了，他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完这份史无前例的“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双手展平“特别公函”的四角，抽出毛笔，在砚台上饱蘸墨汁，在公函左上角签上了“聂荣臻”三个大字。
不经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况且当时的聂荣臻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签发这样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用聂荣臻自己的话讲就是“豁出去了。”
这是中央军委发出的新中国第一份“特别公函”，它就像是一把“尚方宝剑”，所到之处畅通无阻。与核潜艇有关的单位，生产科研秩序全部恢复了……
玩具，荒岛，大白菜
虽说核潜艇的研制扫除了障碍，但建造这么个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庞然大物，谈何容易?那时的研究人员，甚至连核潜艇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他们对核潜艇惟一的认识，竟全部来源于一个玩具。
玩具是一艘铁皮做的导弹核潜艇，是一个外交官出国时从外国玩具商店里买到的。这个不经意带回国内的儿童玩具，成为我国研制核潜艇的第一个模型。技术人员花了一年的时间，用钢铁和木头，按照潜艇的大小，造出了与玩具同比放大的“核潜艇”。核潜艇外观初具规模。
外观有了，内部构造是怎样的?还要自己摸索。没有图纸，也没有资料，更没有外国专家指点迷津。说起那段时间的困难，副总工程师黄旭华最有发言权。那时候，黄旭华等研制人员手中的，除了那个铁皮模型，剩下的就是一些从外国报纸杂志上搜集到的零零碎碎的信息。但这些资料有真有假，不信不行，全信更不行。
黄旭华回忆：“当时某外刊资料称：为保证导弹发射落点精度，美国打算在艇上装一个65吨重的大陀螺，以稳定其航行状态。但这么大的物体中国不能生产。设计组反复论证分析试验数据，表明没它也行。可是有的专家认为，美国比我们先进都用，我们不用，发射时潜艇翻了谁敢负责?打不中目标谁敢负责?可我坚信自己的试验，坚决没装。结果后来得知，其实美国压根儿就没有装。”黄旭华总算没上当。
技术设备落后，黄旭华他们就用土办法，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和计算尺算，往往为了一个数据，几百人要算上几个昼夜。
除去技术困难，黄旭华他们还要克服恶劣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带来的困难。中国潜艇的研制基地安排在了辽宁葫芦岛。选择葫芦岛，是因为这地方水深，冬天冰凉期短而且三面环山，保密条件也很好。
别看现在葫芦岛是个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但在当年，这里就是一个荒岛。用黄旭华的话形容，这个岛一年只刮两次风，一次要刮半年，连种的树长出来都是歪的。
吃的东西也很“绿色”，一日三餐用当时的俏皮话说就是：早上土豆烧白菜，中年白菜烧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道烧。没办法，北方的冬天就只有这个。有时候连白菜土豆都没有，只能窝头、贴饼子就咸菜吃。几百个技术人员每人每月一斤肉三两油，但经常一年半载都见不到油星。
尽管条件艰苦，技术人员仍在拼命干，虽然毛泽东说“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但技术人员还记得毛泽东说过另外一句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所以，即使在“文革”时候，黄旭华他们白天受批判，晚上仍要加班加点干活。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70年，我们研制出自己的第一代核潜胆——091型“汉”级核潜艇，军方编号401(汉级核潜艇一共建造了5艘，军方编号401-405)。当年12月26日，毛泽东77岁生日这天，“401”正式下水，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