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我再也教不成书了，今生今世。
　　去年酷夏，我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潜回校园，在空荡荡的办公室收拾自己的东西，只拿钢笔、信件、茶杯等私人物件，还有墙上挂的一小幅我临摹的风景画，其余的都抛弃不要了。再见了，课本；再见了，作业试卷；再见了，我的学生；再见了，我学习和工作过的母校……
　　就这样，我离开了学校，离开了教育界，而造成的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写了一篇小说。对我而言，我只不过是描写了生活，而领导却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于是，不准我参评高级职称，接着就下了岗。
　　无地彷徨。
　　一夜之间，我成了离群索居的人，同事们把我视为异类，躲我如避瘟疫；街坊邻居，纷纷议论，以为我犯了什么不赦之罪；亲戚朋友扼腕而叹，讲我不识时务。连父母都整天整夜埋怨，怪我不争气。
　　然而，还是有一个人在为我奔走呼号。
　　我本是师范人，最大的兴趣，便是提笔写几篇文章。师范一转轨，职工作鸟兽散。那时，我慌慌张张地离开县城，跑到州府去应聘，十个人抢夺三个位置。试卷发下来，我发觉很陌生，毕竟14年没有接触到高考试卷了，面目全非，一切变了样。但我自信基本功还是过硬，认真做下来，还有感觉。一出教室，就猛地醒悟一个细节：默写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之中，我填反了一个句子，丢了一分，真是罪该万死。
　　隔天得了结果，我名列第四，比第三名少0.5分。天啊，我好恨，立即扇了自己一耳光，算是自我惩罚。
　　正在我恼怒和忧愁之时，突然接到了一连串的电话，全是母校彭晓萍校长打来的，她热切地邀请我回去，说家乡需要你，母校欢迎你。
　　喜出望外，我忧愁顿消，不想再在异地他乡消磨，便搭车回道。
　　和我一起被彭校长邀请的，还有我的哥们儿森，也是一个豪情万丈能教书能喝酒的师范同事，在师范10年，我们情同手足，惺惺相惜，不料师范转轨，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只好各奔前程。谁想风云变幻，此刻又同时被彭校长招致麾下，又成连璧，不禁又悲又喜。
　　后来，因工作需要，彭校长改去教育局任职，后又竟选要职，最后在政协办事，仍旧风尘仆仆劳劳碌碌，完全没有功成身退的意思，在外人看来，这是难以理解的，在我县教育界，她的荣誉已至极限，一人独揽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还不晓得卸磨歇气?
　　这个时候，我正在家里待岗煎熬，忍受各种飞短流长。彭校长寻上门来，好言安慰，船到桥头自然直。
　　等到绝望，我灰了心，彻底断了教书育人的念头，便进深山老林去找树蔸做根艺，下清江大河捡奇石怪石，四处游走，想卖点工艺品维持生计，打算从此做个自由职业人。然而，条条蛇咬人，生意并不好做，忙了一年，还填不饱肚子。无望之际，我收捡行李，打算逃奔深圳，那里有个大芬村，是艺人的栖息之地，或许还有我的一条活路。
　　正在捆绑行李之际，电话响起了急促的铃声，一接，竟然又是彭校长打来，她平静地邀我去她那教书，说我这个文人改行太可惜了。原来，她弃了政协副主席那个闲职，自告奋勇地又上州府振华中学来做本行，她还是丢不下教育事业。
　　我这个人不好管啊，一向不讨领导“喜欢”。我很激动，突然想起了成语“雪中送炭”。
　　我不怕，我自信还管得了你。彭校长回答得很自信。“你不要担心，你的问题我亲自疏通。你这个才子，不用太可惜。”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盛情之下，我只能接受。
　　马上，我用刀子把捆行李的绳子割了，望着面前张开的《中国地图》发呆，一夜睡不着觉。
　　就这样，我再一次走进校园，又走进了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