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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彼得·贝格尔在《神圣的帷幕》一书中阐释了其世俗化理论，介绍了对世俗化的定义，展开了世俗化的表现，分析了世俗化的原因，探讨了世俗化对宗教的影响。贝格尔的世俗化理论在宗教社会学领域有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梳理其理论思路，有利于我们反思其理论，从而能够正确全面地把握他的世俗化理论。
[关键词]贝格尔；宗教；世俗化
[中图分类号]B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4-0014-03
[收稿日期]2013-04-28
[作者简介]李明轩，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宗教理论研究。
彼得·贝格尔作为当代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其建立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在当代宗教社会学界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以《神圣的帷幕》一书为代表的世俗化理论范式在回答现代化社会视域内宗教与社会、宗教的未来等一系列问题时俨然自成一派，为后继学者研究宗教在现代社会境况及预测宗教之未来方面抛砖引玉，也可以说是宗教社会学范式的转换及对经典世俗化理论超越的肇始。因此，研究贝格尔的世俗化理论对后世俗化的宗教社会学进程仍能提供理论坐标意义。
一、关于世俗化的定义
在《神圣的帷幕》一书中，贝格尔认为“世俗化”一词指的是现代西方历史上在经验中可以观察到的一些极其重要的过程。“我们所谓世俗化意指这样一种过程，通过这种过程，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1]（P128）。贝格尔在此强调的正是世俗化的历史维度，将世俗化视为一种活的过程，从而避免了将世俗化视为静止既定的社会状态，即将世俗化错误地当成世俗性。
二、世俗化的表现
贝格尔将世俗化定义为一种分离过程，这种分离在不同的层面呈现出不同的现象。在社会层面，特别是涉及西方现代史上的社会和制度时，世俗化表现为基督教教会撤出控制和影响的领域，具体表现为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或者对教会领地的剥夺，或者教育摆脱教会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社会组织的为宗教所赋予的超越意义的褫夺”[2]（P335）。在文化层面，贝格尔认为世俗化不仅是一个社会结构的过程，它同样影响着全部文化生活和整个观念化过程，这也是一个分离过程，可以从哲学、艺术和文学中宗教内容的衰落，特别是从自主的、彻底世俗的世界观——科学兴起与发展中看到它。最后，贝格尔还提到了世俗化过程还具有主观的方面，即存在着意识的世俗化，意识的世俗化其结果就是带来世俗性的世界观，造就无神论者——他们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生活时根本不需要宗教解释的帮助。
由此可以看出世俗化表现在三个层面，即社会层面、文化观念层面和人的主观意识层面。从他对世俗化表现的阐述中可以看出社会层面和文化观念层面属于客观的世俗化，而这个客观的世俗化与社会学家卡萨诺瓦所提的功能性分殊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功能性分殊化是指社会活动的不同领域——经济的、政府的、科学的、教育的、媒体的、艺术的，渐渐地与宗教的领域分离取得自主性的过程”[3]（P78）。人的主观意识层面属于主观的世俗化。贝格尔将世俗化分为主客观两个方面与其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有着直接关系，从他将社会的基本辩证过程视为三个步骤，即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就能窥其理论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贝格尔将世俗化视为一个历史过程，作为一个动态对象考察，他比较客观而全面地认识到其作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存在着分布不均匀的现象，这种不均匀受包括时代的、地域的、身份的等因素的影响。为此，很有必要对世俗化进行探源，寻找世俗化的原因。
三、世俗化的原因
贝格尔指出在寻找合适的社会—文化过程充当世俗化的运载工具时，一般不外乎两个方面：从西方文明的圈子之外，答案是正在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整个文明；从西方文明的内部来看，世俗化的载体是现代经济发展过程，即“工业资本的运动”[1]（P130）。他也承认，工业生产过程的辐射作用和由其带来的生活方式是造成世俗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如此大范围的历史现象不能用任何单一的原因来解释。让贝格尔感兴趣的是，“西方宗教传统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在自身中就带有世俗化的种子”[1]（P132）。
1. 新教中世俗化的展现
新教在现代世界的建立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如果与天主教世界的‘完满性’相比，新教仿佛是被切掉了半截，它抛弃了大量丰富的宗教内容，被简化得只剩‘本质’”[1]（P133）。新教简化了部分教义和宗教仪式，“尽可能地使自己摆脱了神圣者的三个最古老和最有力量的伴随物——神秘、奇迹和魔力”[1]（P133），如此一来，新教徒不再生活在充满神圣存在物和神圣力量的世界中，世界被祛除了魔力。新教剥夺此世的神性是为了强调超验上帝的可畏尊严，从而使人对上帝至高无上的恩典之干预开放自身。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人与神圣者的联系缩小为一条非常狭小的通道，即上帝之道、上帝的恩典。一旦上帝恩典受到动摇和怀疑，或者说切断这条狭窄的交流通道，世俗化的闸门就会被打开。而在现代的科学与技术的渗透下，世俗化进程已然开启，“新教为世俗化充当了历史上决定性的先锋”[1]（P134）。
2. “旧约”中的世俗化种子
贝格尔认为新教世俗化的能力不是一种新产生的东西，因为事实上“世俗化的根子可以在古代以色列宗教最早的源泉中发现”[1]（P135），在“旧约”中，“世界摆脱巫魅”就已经开始了。“旧约”记载的以色列人的两次出走——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出走、从埃及的出走，造成了与一个完整世界的决裂，即使这个完整世界能够提供神圣的秩序与意义。“在以色列宗教的核心中，关于宇宙秩序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说法都被彻底抛弃了”[1]（P137）。而这种摒弃则体现了以色列宗教的三个特征——超验化、历史化、伦理的理性化。旧约圣经中的上帝站在宇宙之外，宇宙是他的创造物，但却与他相对立，未被他渗透。上帝的超验化使得上帝与人之间根本地两极分化，还有二者之间彻底除去了神话特征的世界。历史化使得丧失了从神话上设想的神力世界既是上帝活动的场所，也是高度个体化的人的活动场所。人作为历史中的行动者出现在上帝面前。可以说“‘旧约’为个人概念，为个人的尊严及其行动自由等观念提供了一个宗教的框架”[1]（P142）。伦理理性化主要是由于耶和华信仰的基本态度是反巫术的。祭祀伦理在仪式中清除一切巫术和狂乱的成分，并在发展作为基本规则的宗教律法过程中发挥理性化作用。先知伦理通过坚持整个生命应为上帝服务从而将一种有凝聚力、实际为理性的结构加于日常生活的整个范围之上，也发挥了理性化的作用。世俗化的种子通过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特殊的关系在以色列宗教思想中得到展现，如果追溯根源的话，“世界摆脱巫魅”应在旧约圣经被发现之源头，而不是被普遍视为其起点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
[关键词]贝格尔；宗教；世俗化
[中图分类号]B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4-0014-03
[收稿日期]2013-04-28
[作者简介]李明轩，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宗教理论研究。
彼得·贝格尔作为当代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其建立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在当代宗教社会学界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以《神圣的帷幕》一书为代表的世俗化理论范式在回答现代化社会视域内宗教与社会、宗教的未来等一系列问题时俨然自成一派，为后继学者研究宗教在现代社会境况及预测宗教之未来方面抛砖引玉，也可以说是宗教社会学范式的转换及对经典世俗化理论超越的肇始。因此，研究贝格尔的世俗化理论对后世俗化的宗教社会学进程仍能提供理论坐标意义。
一、关于世俗化的定义
在《神圣的帷幕》一书中，贝格尔认为“世俗化”一词指的是现代西方历史上在经验中可以观察到的一些极其重要的过程。“我们所谓世俗化意指这样一种过程，通过这种过程，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1]（P128）。贝格尔在此强调的正是世俗化的历史维度，将世俗化视为一种活的过程，从而避免了将世俗化视为静止既定的社会状态，即将世俗化错误地当成世俗性。
二、世俗化的表现
贝格尔将世俗化定义为一种分离过程，这种分离在不同的层面呈现出不同的现象。在社会层面，特别是涉及西方现代史上的社会和制度时，世俗化表现为基督教教会撤出控制和影响的领域，具体表现为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或者对教会领地的剥夺，或者教育摆脱教会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社会组织的为宗教所赋予的超越意义的褫夺”[2]（P335）。在文化层面，贝格尔认为世俗化不仅是一个社会结构的过程，它同样影响着全部文化生活和整个观念化过程，这也是一个分离过程，可以从哲学、艺术和文学中宗教内容的衰落，特别是从自主的、彻底世俗的世界观——科学兴起与发展中看到它。最后，贝格尔还提到了世俗化过程还具有主观的方面，即存在着意识的世俗化，意识的世俗化其结果就是带来世俗性的世界观，造就无神论者——他们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生活时根本不需要宗教解释的帮助。
由此可以看出世俗化表现在三个层面，即社会层面、文化观念层面和人的主观意识层面。从他对世俗化表现的阐述中可以看出社会层面和文化观念层面属于客观的世俗化，而这个客观的世俗化与社会学家卡萨诺瓦所提的功能性分殊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功能性分殊化是指社会活动的不同领域——经济的、政府的、科学的、教育的、媒体的、艺术的，渐渐地与宗教的领域分离取得自主性的过程”[3]（P78）。人的主观意识层面属于主观的世俗化。贝格尔将世俗化分为主客观两个方面与其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有着直接关系，从他将社会的基本辩证过程视为三个步骤，即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就能窥其理论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贝格尔将世俗化视为一个历史过程，作为一个动态对象考察，他比较客观而全面地认识到其作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存在着分布不均匀的现象，这种不均匀受包括时代的、地域的、身份的等因素的影响。为此，很有必要对世俗化进行探源，寻找世俗化的原因。
三、世俗化的原因
贝格尔指出在寻找合适的社会—文化过程充当世俗化的运载工具时，一般不外乎两个方面：从西方文明的圈子之外，答案是正在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整个文明；从西方文明的内部来看，世俗化的载体是现代经济发展过程，即“工业资本的运动”[1]（P130）。他也承认，工业生产过程的辐射作用和由其带来的生活方式是造成世俗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如此大范围的历史现象不能用任何单一的原因来解释。让贝格尔感兴趣的是，“西方宗教传统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在自身中就带有世俗化的种子”[1]（P132）。
1. 新教中世俗化的展现
新教在现代世界的建立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如果与天主教世界的‘完满性’相比，新教仿佛是被切掉了半截，它抛弃了大量丰富的宗教内容，被简化得只剩‘本质’”[1]（P133）。新教简化了部分教义和宗教仪式，“尽可能地使自己摆脱了神圣者的三个最古老和最有力量的伴随物——神秘、奇迹和魔力”[1]（P133），如此一来，新教徒不再生活在充满神圣存在物和神圣力量的世界中，世界被祛除了魔力。新教剥夺此世的神性是为了强调超验上帝的可畏尊严，从而使人对上帝至高无上的恩典之干预开放自身。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人与神圣者的联系缩小为一条非常狭小的通道，即上帝之道、上帝的恩典。一旦上帝恩典受到动摇和怀疑，或者说切断这条狭窄的交流通道，世俗化的闸门就会被打开。而在现代的科学与技术的渗透下，世俗化进程已然开启，“新教为世俗化充当了历史上决定性的先锋”[1]（P134）。
2. “旧约”中的世俗化种子
贝格尔认为新教世俗化的能力不是一种新产生的东西，因为事实上“世俗化的根子可以在古代以色列宗教最早的源泉中发现”[1]（P135），在“旧约”中，“世界摆脱巫魅”就已经开始了。“旧约”记载的以色列人的两次出走——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出走、从埃及的出走，造成了与一个完整世界的决裂，即使这个完整世界能够提供神圣的秩序与意义。“在以色列宗教的核心中，关于宇宙秩序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说法都被彻底抛弃了”[1]（P137）。而这种摒弃则体现了以色列宗教的三个特征——超验化、历史化、伦理的理性化。旧约圣经中的上帝站在宇宙之外，宇宙是他的创造物，但却与他相对立，未被他渗透。上帝的超验化使得上帝与人之间根本地两极分化，还有二者之间彻底除去了神话特征的世界。历史化使得丧失了从神话上设想的神力世界既是上帝活动的场所，也是高度个体化的人的活动场所。人作为历史中的行动者出现在上帝面前。可以说“‘旧约’为个人概念，为个人的尊严及其行动自由等观念提供了一个宗教的框架”[1]（P142）。伦理理性化主要是由于耶和华信仰的基本态度是反巫术的。祭祀伦理在仪式中清除一切巫术和狂乱的成分，并在发展作为基本规则的宗教律法过程中发挥理性化作用。先知伦理通过坚持整个生命应为上帝服务从而将一种有凝聚力、实际为理性的结构加于日常生活的整个范围之上，也发挥了理性化的作用。世俗化的种子通过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特殊的关系在以色列宗教思想中得到展现，如果追溯根源的话，“世界摆脱巫魅”应在旧约圣经被发现之源头，而不是被普遍视为其起点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