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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诗歌似乎走出了新世纪以来的漫长寒冬，渐有回暖迹象。各类诗歌选本、诗歌评奖、诗歌会议层出不穷，迎接新诗百年诞辰的庆典活动更是数不胜数。此番热闹场景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意味着新诗命运的重大转机，此时还难有定论。但经历多年的积淀沉潜，诗坛学界还是在2016年度里为行将百年的中国新诗奉上了厚重大礼———将近50部的新诗研究著作，其中仅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在所庆三十周年之际推出的“现代诗学研究丛书”，就包含了12种论著，另由李怡主编、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文化与文学丛书”第六编及“人民共和国文化与文艺丛书”第三编中也收录新诗著作7种。它们或偏重文本批评，或着力于理论阐释，或致力于诗史建构，但都合力赋予百年新诗以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意蕴、更加坚实有力的学术根基、更具生机活力的创造空间。
一、诗人身份与学院派批评
有别于诗学专著所追求的体系性、学理性，诗歌评论主要聚焦于具体的诗人诗作和诗歌现象，通常以单篇发表在报刊杂志上，而后结集出版的则要少一些。但最近几年里，由于出版门槛、出版成本的相对降低，学术生产方式、学术评价体系的调整，特别是一批青年诗评家对当代诗坛的追踪式研究，评论集在结集速度和出版数量上都有显著提升。而且伴随文学研究重心从“现代”向“当代”的转移，这些置身诗歌现场，面向当下创作发言的评论集已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许多高品质的评论集，在会聚丰富的批评文本的同时，也在强力推动着诗歌观念和诗学秩序的更新，并为诗歌经典的确认、诗歌历史的书写提供了重要参照。
2016年度影响较大的个人评论集有霍俊明《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胡桑《隔渊望着人们》、胡少卿《驶向开阔的世界：当代文学与文化论集》、冷霜《分叉的想象》等。四位作者都属于70后、80后，且都集诗人、学者与批评家于一身。在批评实践中，他们能够自觉运用这种复合身份，自由从容地调用感性的写作经验和抽象的诗学理论，从生命体验、理性思辨和历史定位等多个维度去估衡当下诗歌创作。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往诗坛上诗人与诗评家互不认可，一方闭门造车，一方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况。
霍俊明在追蹤式研究上表现突出，曾对70后诗歌做过有力推介。其批评注重文本细读和阅读感受，但又表现出强烈的谱系意识、史述倾向。具体来讲，就是在潜隐的文学史坐标上去解析文本肌理，于近距离的时空范围内给予当下创作以某种价值规约和精神向导。当新世纪诗歌别离意识形态喧嚣而渐然沉入幽冥的“萤火时代”时，及时发现隐匿其间的精神闪电，就显得尤为重要；某种意义上，诗坛的闪电需要诗人与批评家合力创造。再看胡桑，其见长于细密谨严的文本解析和深邃繁复的哲学思辨。这与他的个人性情，以及长期从事德国哲学研究的专业背景有密切关系。他习惯驻足于形而上学的彼岸世界，将自足独立的审美空间升格为拥有丰富意旨的象征性结构，许多细节性的修辞技艺都被理解为微言大义的哲学投射。胡桑的批评展现了诗歌与哲学的同构：诗歌即是对世界最深刻的隐喻、最准确的命名。胡少卿与冷霜的论集以诗歌批评为主，兼及对其他文体和某些文化现象的分析。二者的批评对象多为文学史上的名家大作，但得益于批评者独特的生命体验以及批评观念、批评方法的更新，这些经典重释依然新意迭出，真正体现了“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
上述四位都可划归到学院派批评。这倒不单是他们出身学院，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并就职于京沪高校或创作研究机构，最主要的还是在诗歌观念、批评立场上有明显的精英意识和知识分子倾向。他们在置身诗歌现场的同时，又自觉与研究对象拉开距离，而引入丰富的历史评判、哲学观照和文化审思。在众声喧哗、商业力量强力渗透的语境下，他们以纯粹透明、客观冷静的批评守护着诗歌的自由天性与艺术尊严。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对西方诗学资源的过分倚重，对精神高度、思想密度、技艺难度的特别看重，他们在批评对象的选择上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以张枣、王家新、臧棣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一脉上，许多关注社会现实、贴近日常生活、追求生命自然表达的诗人诗作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此外，出于行文简洁、表意准确、增强学理性等目的，学院派批评偏好使用一些抽象艰深的概念术语，但如不加约束地、大面积高密度地使用，不仅会使一般的诗歌爱好者退避三舍，就连行内人士也会颇费脑力。如何在推进专业化批评之时又避免批评自身的单性繁殖，而继续与诗歌、与读者保持较为广泛的联系，这是学院派批评需要注意的问题。
如果说个人批评有着难以回避的“片面的深刻”和“有偏颇的立场”，那么集合多人的批评文选，则应有复合多维、纠偏补缺之功效。在此方面做出努力的有张桃洲《新世纪诗歌批评文选》、张清华《大诗论：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2014—2015）》、霍俊明《2014年中国诗论精选》。三本批评文选在时间截取上虽有叠合，但择取标准各有侧重，选目上没有太多重复。这倒也从一个角度说明，有关“诗歌批评”的批评依然是动态的、多向度的，需要经历多轮次的择选、整合、积淀才能逐渐达成共识、形成经典。只是福柯曾经提醒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绝然不是知识的自然累积，而是各方权力话语斗争妥协的阶段性产物。那么这些于2016年度集中喷涌的批评文选，又将在“批评之批评”的旗帜下展开什么样的话语争夺呢？
二、“现代性”：缠绕百年的诗学话题
自五四起新诗就以强烈的现代性追求来确证自己之于古典诗歌的独立身份。相应地，新诗批评与新诗史写作也习惯以现代性标尺来衡定诗人诗作的高低优劣。其间，现代性伴随现代中国复杂多变的社会错动而在内涵上多有更易，但其所设定的未来神话与宏大叙事还是牢牢支配着新诗发展进程。从五四狂飙突进的《女神》到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时间开始了》再到“文革”废墟上的《回答》，都一脉相承；在表达相异道德信仰的同时又对现代性所描绘的“黄金世界”深信不疑。在此意义上，诗歌的信徒很容易沦为现代性的奴仆。2016年年初由王光明主编的《如何现代怎样新诗》以会议论文集的形式集中推出了有关“新诗与现代性”关系论述的最新学术成果，探究了“现代性反思”“多元现代性”“地方性与现代性”等重要诗学论题。 伴隨对诗学现代性的反思与调整，许多业已获取明确历史坐标的诗人诗派都有了价值重估的必要。卢桢《新诗现代性透视》、柴华《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研究》、叶红《新月诗学生成论》、吴井泉《现代诗学传统与文化重构》、张传敏《七月派诗歌研究》、国家玮《从旅人到流亡者———穆木天的象征诗及其转变》等著作，都不同程度地修正了文学史写作惯常使用的，单向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叙述模式，深刻揭示出“现代性”的繁复旋律和内在张力。影响现代诗学形态的诸多要素，诸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文学审美与社会政治之间错综纠葛，已远远超出了“现代性”的线性描述。张大为的《诗思的文化格局———中国新诗的“文化”反思》就对文化场域与新诗生态的深层关联做了分析。罗小凤也在《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一书中重新阐释了现代派诗歌与古典传统的关系。著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对古典诗歌的集体回望，突显了新诗之“现代性”仍然脱不开古典传统，只是“古典”不是以某种静态固化的历史资源而为新诗所继承，而是以“再发现”的方式参与到了新诗的现代性建构中来。同样围绕中国新诗的现代性问题，向天渊《中国新诗：现象与反思》则在更为开阔的时空界域内审视了现代汉语诗学与传统诗学、西方诗学的复杂关系。著者不仅通过严密扎实的史料考证和学理辨析，揭示出许多隐伏在诗坛纷争背后的诗学话语的根本性冲突，而且从现代汉语诗学的生成机制这一理论层面入手，提出诸多富有创见的变革主张，譬如重建新诗“公共性”，推进“和合诗学”，强化现代诗学的语言学维度等。这对新诗的现代性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
如果说前述著作均是选取“现代性”论题上的某个节点纵深突进，那么另外几部史著则致力于新诗现代性流变的系统把握。其一为蒋登科《当代新诗的精神脉络》。著作结合丰富的诗歌文本和诗人个案，对社会思潮与诗学形态的复杂关系做了多层次剖析，贯通了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新诗在精神结构、价值指向等方面的变革演进，但也毫不避讳此间存在的迷津与谬误，特别是网络诗歌、解构式写作所存的负面效应。其二为罗振亚《大陆当代先锋诗歌论》。这部史论结合的著作，密切关注于牵动当代新诗转型的先锋实验，向上追溯至“文革”地下诗歌的意象革命，向下探及21世纪的及物性写作，其间覆盖了朦胧诗、后朦胧诗、70后写作、女性写作等重要的写作潮流。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中国现代主义诗史写作的学者之一，著者始终将现代性视作估衡诗歌先锋意识的重要指标，但又特别强调了“现代性”所应具备的本土转化机制、多元存在样态以及自我反思、自我修正的能力，唯有如此，先锋诗歌才能在突破传统边界的同时又以自身的持续性成长而丰富、抬升诗歌写作的精神向度、艺术基座。
其三为吴思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这部分上下两册、几近千页的诗学大部头，可谓目前为止规模最大、内容最全、最为系统的新诗理论史著作。在新诗研究中，理论史写作向来属于高难度项目，它既要从浩瀚庞杂的新诗史料中准确提炼出各方代表性学说，又要破除各种门派壁垒和学界成见，熔铸百家之言为完整统一的现代诗学体系。如何去芜取精，在清晰勾勒诗学主脉之时又保持细部的丰富真实，是对写作者的综合能力，包括知识储备、理论素养、学术态度、审美能力等的巨大考验。令人欣慰的是，著作紧扣核心诗学命题，将宏观扫描与微观透析相结合，理论阐发与史料发掘相结合，相当完整地呈现出现代汉语诗学自有的精神结构、艺术脉络、演进逻辑，以及其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互动关联。它的问世将新诗理论史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双向掘进：本体研究与跨界视野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界曾就“文学本体论”展开热烈讨论，其中隐含了以艺术审美来对抗意识形态的诉求。诗歌领域在这一阶段也收获了大批本体研究著述，文体、意象、修辞等诗学要素都得到了深度开掘。但进入90年代后，文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失去抗争对象的“本体论”渐遭冷落。与此同时，既已收获的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后继者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带来了困难，以致有人认为诗歌的本体研究已成为“采空区”，一时出走者甚众。但也有一些学者不为所动，依旧经年深耕于诗歌本体的故园，且培植出令人瞩目的果实。譬如吕进《现代诗学：辩证反思与本体建构》就从诗歌本体入手，为新诗的21世纪重建制订了一系列卓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其针对胡适“新诗革命”所遗留的百年积弊而力主“二次革命”，就当下新诗边缘化、圈子化、商业化的境遇而号召“三大重建”（诗歌的精神重建、文体重建、传播方式重建）。这些主张在张德明、姚家育合著的《吕进诗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阐扬。
在新诗本体研究道路上，学者许霆是不容忽略的。他长期从事文体重建工作，积数十年之功而在枯燥狭仄的韵律空间内剥茧抽丝，不仅细致梳理了新诗格律的百年流变，也深入探讨了现代汉语与新诗韵律的复杂关系。其研究成果在其2016年推出的两部著作中有了系统呈现。一是试图建立新诗韵律节奏系统的《中国新诗韵律节奏论》，二是倾力建构自由体音律理论体系的《中国新诗自由体音律论》。两书中有关自由诗体与韵律节奏、韵律形式与意义表达，韵律构成与语言特质关系的论述，都有重要的理论突破。另外，余《“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以功能建构为视角》亦别有新意。它紧扣“历史意识”与“可能性”两个核心概念而对90年代诗歌系统的话语逻辑和内在张力做了深层揭示，对理解21世纪诗歌精神形态亦有重要帮助。同样，魏巍《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研究》立足“民族”与“女性”的复合视角，展现出另一番人迹罕至的诗坛胜景，这是研究对象的扩展，更是诗学观念的突破。另外，鄢冬《现代汉语诗歌的空间意义》将盛行的空间理论引入诗歌的审美世界，从体式、意象、情感三方面来分析现代诗歌的“空间性”，也丰富了本体研究的维度。
依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迪厄来看，文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它以自成体系的艺术法则而设定，巩固着自身边界，以更好地区隔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场域。但与此同时，文学场域又是历史的产物，它的结构模式和运行机制是在与诸多非文学场域的碰撞中逐渐成形的。所以对文学现象的研究，有必要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时空内展开。循此思路，作为文学场域重要组成部分的诗歌，在打造专属的诗学空间的同时，也须注意到自身与外部因素的关联，这就对跨界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在2016年的新诗研究中，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的跨界成果占了相当比重。 梁笑梅是較早将传播学理论系统运用在新诗研究中的学者，其新作《汉语新诗集序跋的传播学阐释》从传播学角度解析了序跋等“副文本”对新诗历史空间建构的重要作用，许多论述都让人耳目一新。蒋登科《〈诗刊〉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在以《诗刊》而透视当代新诗历史时也借用了传播学理论。另一跨界热点是结缘于诗歌与音乐的歌词。值得关注的有傅宗洪《大众诗学视域中的现代歌词研究（1900—1940年代）》和童龙超《诗歌与音乐跨界视野中的歌词研究》，前者将现代歌词纳入大众诗学范畴内，对大众诗学的话语类型、发展轨迹做了另样描述，后者则从诗乐关系出发，对歌词进行了定位和考察，对歌词的文体特征、音乐文化属性、传播效果等做了分析。美国歌手鲍勃·迪伦在2016年因“复兴了诗歌被吟唱的伟大传统”而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恢复诗与歌亲缘关系的重要提醒，也将进一步推动歌词研究的热潮。
当然，跨界成果最为丰富的还当数比较诗学，蒋登科《现代新诗的域外因素检视》、熊辉《翻译诗歌在中国的接受》、江弱水《秘响旁通：比较诗学与对比文学》、孙晓娅《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都谈到了中国新诗与西方诗学的密切联系，并侧重揭示了中国新诗在生成发展过程中所接受的西方“影响源”。与一般的中西比较框架相比，陈本益《诗神的三足鼎：三种基本文化视野下的抒情诗比较》的视野更加宏阔。它将中国、西方、东亚、南亚抒情诗歌综合在一个庞大的诗学有机体内，从情感、题材、意象、手法来考察彼此间的异同关联，在文化广度、哲学高度和美学深度上都有相当突破，可谓比较诗学中的一部力作。无可疑义，中国新诗之新质，是很难剔除异域因子而孤立谈论的，但这种外来影响不是直接的介入与移植，而是通过复杂隐秘的方式渗透到中国诗歌的精神结构与艺术法则中来，其间可能要经历曲解变形、融突化合、调和会通等复杂的本土转化机制。
四、学科道路上的忧思
盘点2016年，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百年新诗已经融为中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它逐渐摆脱了来自西方世界和古典传统的“影响的焦虑”，而拥有了强大的消化系统和造血功能，既能较好地将异质诗学因子转化为自我成长的养料，也能更加自觉主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与新诗的日渐成熟相伴，新诗研究也表现出明显的学科化倾向，知识体系和学术规范在加速完善。作为诗歌研究三大支柱的诗歌批评、诗歌史写作和诗学理论齐头并进，不单在时空界域内覆盖了百年新诗和当下诗坛前沿，而且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方面都有了一套日渐严格的范式标准。在它们的作用下，新诗之“场域”变得更加稳固独立。但有一问题也不容忽视，那就是研究者在当代学术体制的催动下，往往急切地要把当下的诗歌创作、诗歌现象推入历史隧道中去、纳入到知识体系中来，而没有太多的耐心去等待时间的自然过滤或后人的淘汰。这是令人担忧的。须知，诗歌是以独特的艺术审美来贮存最为真实、最为丰富的生命本真，如果诗歌研究舍本逐末，仅仅是将研究对象当作知识生产的原料，一味追求审美的知识化、知识的理论化、理论的体系化、体系的历史化，那么生命也即沦为了学科道路上的铺路石、知识体系中的填充物。失去了生命的支撑，知识的意义又何在呢？面对中国新诗所经历的百年风雨和硕果满枝的研究成果，这份忧思可能显得不太和谐，但却越发深重！
一、诗人身份与学院派批评
有别于诗学专著所追求的体系性、学理性，诗歌评论主要聚焦于具体的诗人诗作和诗歌现象，通常以单篇发表在报刊杂志上，而后结集出版的则要少一些。但最近几年里，由于出版门槛、出版成本的相对降低，学术生产方式、学术评价体系的调整，特别是一批青年诗评家对当代诗坛的追踪式研究，评论集在结集速度和出版数量上都有显著提升。而且伴随文学研究重心从“现代”向“当代”的转移，这些置身诗歌现场，面向当下创作发言的评论集已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许多高品质的评论集，在会聚丰富的批评文本的同时，也在强力推动着诗歌观念和诗学秩序的更新，并为诗歌经典的确认、诗歌历史的书写提供了重要参照。
2016年度影响较大的个人评论集有霍俊明《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胡桑《隔渊望着人们》、胡少卿《驶向开阔的世界：当代文学与文化论集》、冷霜《分叉的想象》等。四位作者都属于70后、80后，且都集诗人、学者与批评家于一身。在批评实践中，他们能够自觉运用这种复合身份，自由从容地调用感性的写作经验和抽象的诗学理论，从生命体验、理性思辨和历史定位等多个维度去估衡当下诗歌创作。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往诗坛上诗人与诗评家互不认可，一方闭门造车，一方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况。
霍俊明在追蹤式研究上表现突出，曾对70后诗歌做过有力推介。其批评注重文本细读和阅读感受，但又表现出强烈的谱系意识、史述倾向。具体来讲，就是在潜隐的文学史坐标上去解析文本肌理，于近距离的时空范围内给予当下创作以某种价值规约和精神向导。当新世纪诗歌别离意识形态喧嚣而渐然沉入幽冥的“萤火时代”时，及时发现隐匿其间的精神闪电，就显得尤为重要；某种意义上，诗坛的闪电需要诗人与批评家合力创造。再看胡桑，其见长于细密谨严的文本解析和深邃繁复的哲学思辨。这与他的个人性情，以及长期从事德国哲学研究的专业背景有密切关系。他习惯驻足于形而上学的彼岸世界，将自足独立的审美空间升格为拥有丰富意旨的象征性结构，许多细节性的修辞技艺都被理解为微言大义的哲学投射。胡桑的批评展现了诗歌与哲学的同构：诗歌即是对世界最深刻的隐喻、最准确的命名。胡少卿与冷霜的论集以诗歌批评为主，兼及对其他文体和某些文化现象的分析。二者的批评对象多为文学史上的名家大作，但得益于批评者独特的生命体验以及批评观念、批评方法的更新，这些经典重释依然新意迭出，真正体现了“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
上述四位都可划归到学院派批评。这倒不单是他们出身学院，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并就职于京沪高校或创作研究机构，最主要的还是在诗歌观念、批评立场上有明显的精英意识和知识分子倾向。他们在置身诗歌现场的同时，又自觉与研究对象拉开距离，而引入丰富的历史评判、哲学观照和文化审思。在众声喧哗、商业力量强力渗透的语境下，他们以纯粹透明、客观冷静的批评守护着诗歌的自由天性与艺术尊严。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对西方诗学资源的过分倚重，对精神高度、思想密度、技艺难度的特别看重，他们在批评对象的选择上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以张枣、王家新、臧棣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一脉上，许多关注社会现实、贴近日常生活、追求生命自然表达的诗人诗作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此外，出于行文简洁、表意准确、增强学理性等目的，学院派批评偏好使用一些抽象艰深的概念术语，但如不加约束地、大面积高密度地使用，不仅会使一般的诗歌爱好者退避三舍，就连行内人士也会颇费脑力。如何在推进专业化批评之时又避免批评自身的单性繁殖，而继续与诗歌、与读者保持较为广泛的联系，这是学院派批评需要注意的问题。
如果说个人批评有着难以回避的“片面的深刻”和“有偏颇的立场”，那么集合多人的批评文选，则应有复合多维、纠偏补缺之功效。在此方面做出努力的有张桃洲《新世纪诗歌批评文选》、张清华《大诗论：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2014—2015）》、霍俊明《2014年中国诗论精选》。三本批评文选在时间截取上虽有叠合，但择取标准各有侧重，选目上没有太多重复。这倒也从一个角度说明，有关“诗歌批评”的批评依然是动态的、多向度的，需要经历多轮次的择选、整合、积淀才能逐渐达成共识、形成经典。只是福柯曾经提醒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绝然不是知识的自然累积，而是各方权力话语斗争妥协的阶段性产物。那么这些于2016年度集中喷涌的批评文选，又将在“批评之批评”的旗帜下展开什么样的话语争夺呢？
二、“现代性”：缠绕百年的诗学话题
自五四起新诗就以强烈的现代性追求来确证自己之于古典诗歌的独立身份。相应地，新诗批评与新诗史写作也习惯以现代性标尺来衡定诗人诗作的高低优劣。其间，现代性伴随现代中国复杂多变的社会错动而在内涵上多有更易，但其所设定的未来神话与宏大叙事还是牢牢支配着新诗发展进程。从五四狂飙突进的《女神》到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时间开始了》再到“文革”废墟上的《回答》，都一脉相承；在表达相异道德信仰的同时又对现代性所描绘的“黄金世界”深信不疑。在此意义上，诗歌的信徒很容易沦为现代性的奴仆。2016年年初由王光明主编的《如何现代怎样新诗》以会议论文集的形式集中推出了有关“新诗与现代性”关系论述的最新学术成果，探究了“现代性反思”“多元现代性”“地方性与现代性”等重要诗学论题。 伴隨对诗学现代性的反思与调整，许多业已获取明确历史坐标的诗人诗派都有了价值重估的必要。卢桢《新诗现代性透视》、柴华《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研究》、叶红《新月诗学生成论》、吴井泉《现代诗学传统与文化重构》、张传敏《七月派诗歌研究》、国家玮《从旅人到流亡者———穆木天的象征诗及其转变》等著作，都不同程度地修正了文学史写作惯常使用的，单向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叙述模式，深刻揭示出“现代性”的繁复旋律和内在张力。影响现代诗学形态的诸多要素，诸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文学审美与社会政治之间错综纠葛，已远远超出了“现代性”的线性描述。张大为的《诗思的文化格局———中国新诗的“文化”反思》就对文化场域与新诗生态的深层关联做了分析。罗小凤也在《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一书中重新阐释了现代派诗歌与古典传统的关系。著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对古典诗歌的集体回望，突显了新诗之“现代性”仍然脱不开古典传统，只是“古典”不是以某种静态固化的历史资源而为新诗所继承，而是以“再发现”的方式参与到了新诗的现代性建构中来。同样围绕中国新诗的现代性问题，向天渊《中国新诗：现象与反思》则在更为开阔的时空界域内审视了现代汉语诗学与传统诗学、西方诗学的复杂关系。著者不仅通过严密扎实的史料考证和学理辨析，揭示出许多隐伏在诗坛纷争背后的诗学话语的根本性冲突，而且从现代汉语诗学的生成机制这一理论层面入手，提出诸多富有创见的变革主张，譬如重建新诗“公共性”，推进“和合诗学”，强化现代诗学的语言学维度等。这对新诗的现代性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
如果说前述著作均是选取“现代性”论题上的某个节点纵深突进，那么另外几部史著则致力于新诗现代性流变的系统把握。其一为蒋登科《当代新诗的精神脉络》。著作结合丰富的诗歌文本和诗人个案，对社会思潮与诗学形态的复杂关系做了多层次剖析，贯通了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新诗在精神结构、价值指向等方面的变革演进，但也毫不避讳此间存在的迷津与谬误，特别是网络诗歌、解构式写作所存的负面效应。其二为罗振亚《大陆当代先锋诗歌论》。这部史论结合的著作，密切关注于牵动当代新诗转型的先锋实验，向上追溯至“文革”地下诗歌的意象革命，向下探及21世纪的及物性写作，其间覆盖了朦胧诗、后朦胧诗、70后写作、女性写作等重要的写作潮流。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中国现代主义诗史写作的学者之一，著者始终将现代性视作估衡诗歌先锋意识的重要指标，但又特别强调了“现代性”所应具备的本土转化机制、多元存在样态以及自我反思、自我修正的能力，唯有如此，先锋诗歌才能在突破传统边界的同时又以自身的持续性成长而丰富、抬升诗歌写作的精神向度、艺术基座。
其三为吴思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这部分上下两册、几近千页的诗学大部头，可谓目前为止规模最大、内容最全、最为系统的新诗理论史著作。在新诗研究中，理论史写作向来属于高难度项目，它既要从浩瀚庞杂的新诗史料中准确提炼出各方代表性学说，又要破除各种门派壁垒和学界成见，熔铸百家之言为完整统一的现代诗学体系。如何去芜取精，在清晰勾勒诗学主脉之时又保持细部的丰富真实，是对写作者的综合能力，包括知识储备、理论素养、学术态度、审美能力等的巨大考验。令人欣慰的是，著作紧扣核心诗学命题，将宏观扫描与微观透析相结合，理论阐发与史料发掘相结合，相当完整地呈现出现代汉语诗学自有的精神结构、艺术脉络、演进逻辑，以及其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互动关联。它的问世将新诗理论史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双向掘进：本体研究与跨界视野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界曾就“文学本体论”展开热烈讨论，其中隐含了以艺术审美来对抗意识形态的诉求。诗歌领域在这一阶段也收获了大批本体研究著述，文体、意象、修辞等诗学要素都得到了深度开掘。但进入90年代后，文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失去抗争对象的“本体论”渐遭冷落。与此同时，既已收获的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后继者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带来了困难，以致有人认为诗歌的本体研究已成为“采空区”，一时出走者甚众。但也有一些学者不为所动，依旧经年深耕于诗歌本体的故园，且培植出令人瞩目的果实。譬如吕进《现代诗学：辩证反思与本体建构》就从诗歌本体入手，为新诗的21世纪重建制订了一系列卓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其针对胡适“新诗革命”所遗留的百年积弊而力主“二次革命”，就当下新诗边缘化、圈子化、商业化的境遇而号召“三大重建”（诗歌的精神重建、文体重建、传播方式重建）。这些主张在张德明、姚家育合著的《吕进诗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阐扬。
在新诗本体研究道路上，学者许霆是不容忽略的。他长期从事文体重建工作，积数十年之功而在枯燥狭仄的韵律空间内剥茧抽丝，不仅细致梳理了新诗格律的百年流变，也深入探讨了现代汉语与新诗韵律的复杂关系。其研究成果在其2016年推出的两部著作中有了系统呈现。一是试图建立新诗韵律节奏系统的《中国新诗韵律节奏论》，二是倾力建构自由体音律理论体系的《中国新诗自由体音律论》。两书中有关自由诗体与韵律节奏、韵律形式与意义表达，韵律构成与语言特质关系的论述，都有重要的理论突破。另外，余《“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以功能建构为视角》亦别有新意。它紧扣“历史意识”与“可能性”两个核心概念而对90年代诗歌系统的话语逻辑和内在张力做了深层揭示，对理解21世纪诗歌精神形态亦有重要帮助。同样，魏巍《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研究》立足“民族”与“女性”的复合视角，展现出另一番人迹罕至的诗坛胜景，这是研究对象的扩展，更是诗学观念的突破。另外，鄢冬《现代汉语诗歌的空间意义》将盛行的空间理论引入诗歌的审美世界，从体式、意象、情感三方面来分析现代诗歌的“空间性”，也丰富了本体研究的维度。
依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迪厄来看，文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它以自成体系的艺术法则而设定，巩固着自身边界，以更好地区隔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场域。但与此同时，文学场域又是历史的产物，它的结构模式和运行机制是在与诸多非文学场域的碰撞中逐渐成形的。所以对文学现象的研究，有必要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时空内展开。循此思路，作为文学场域重要组成部分的诗歌，在打造专属的诗学空间的同时，也须注意到自身与外部因素的关联，这就对跨界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在2016年的新诗研究中，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的跨界成果占了相当比重。 梁笑梅是較早将传播学理论系统运用在新诗研究中的学者，其新作《汉语新诗集序跋的传播学阐释》从传播学角度解析了序跋等“副文本”对新诗历史空间建构的重要作用，许多论述都让人耳目一新。蒋登科《〈诗刊〉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在以《诗刊》而透视当代新诗历史时也借用了传播学理论。另一跨界热点是结缘于诗歌与音乐的歌词。值得关注的有傅宗洪《大众诗学视域中的现代歌词研究（1900—1940年代）》和童龙超《诗歌与音乐跨界视野中的歌词研究》，前者将现代歌词纳入大众诗学范畴内，对大众诗学的话语类型、发展轨迹做了另样描述，后者则从诗乐关系出发，对歌词进行了定位和考察，对歌词的文体特征、音乐文化属性、传播效果等做了分析。美国歌手鲍勃·迪伦在2016年因“复兴了诗歌被吟唱的伟大传统”而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恢复诗与歌亲缘关系的重要提醒，也将进一步推动歌词研究的热潮。
当然，跨界成果最为丰富的还当数比较诗学，蒋登科《现代新诗的域外因素检视》、熊辉《翻译诗歌在中国的接受》、江弱水《秘响旁通：比较诗学与对比文学》、孙晓娅《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都谈到了中国新诗与西方诗学的密切联系，并侧重揭示了中国新诗在生成发展过程中所接受的西方“影响源”。与一般的中西比较框架相比，陈本益《诗神的三足鼎：三种基本文化视野下的抒情诗比较》的视野更加宏阔。它将中国、西方、东亚、南亚抒情诗歌综合在一个庞大的诗学有机体内，从情感、题材、意象、手法来考察彼此间的异同关联，在文化广度、哲学高度和美学深度上都有相当突破，可谓比较诗学中的一部力作。无可疑义，中国新诗之新质，是很难剔除异域因子而孤立谈论的，但这种外来影响不是直接的介入与移植，而是通过复杂隐秘的方式渗透到中国诗歌的精神结构与艺术法则中来，其间可能要经历曲解变形、融突化合、调和会通等复杂的本土转化机制。
四、学科道路上的忧思
盘点2016年，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百年新诗已经融为中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它逐渐摆脱了来自西方世界和古典传统的“影响的焦虑”，而拥有了强大的消化系统和造血功能，既能较好地将异质诗学因子转化为自我成长的养料，也能更加自觉主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与新诗的日渐成熟相伴，新诗研究也表现出明显的学科化倾向，知识体系和学术规范在加速完善。作为诗歌研究三大支柱的诗歌批评、诗歌史写作和诗学理论齐头并进，不单在时空界域内覆盖了百年新诗和当下诗坛前沿，而且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方面都有了一套日渐严格的范式标准。在它们的作用下，新诗之“场域”变得更加稳固独立。但有一问题也不容忽视，那就是研究者在当代学术体制的催动下，往往急切地要把当下的诗歌创作、诗歌现象推入历史隧道中去、纳入到知识体系中来，而没有太多的耐心去等待时间的自然过滤或后人的淘汰。这是令人担忧的。须知，诗歌是以独特的艺术审美来贮存最为真实、最为丰富的生命本真，如果诗歌研究舍本逐末，仅仅是将研究对象当作知识生产的原料，一味追求审美的知识化、知识的理论化、理论的体系化、体系的历史化，那么生命也即沦为了学科道路上的铺路石、知识体系中的填充物。失去了生命的支撑，知识的意义又何在呢？面对中国新诗所经历的百年风雨和硕果满枝的研究成果，这份忧思可能显得不太和谐，但却越发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