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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果说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在中国纪录片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无外乎其对主题的先行、独特的叙事视角、思维的前瞻性等有意识地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运用。本文仅从学理角度试图解读和阐释《中国侏罗纪公园》在“另类意义”层面上的成功轨迹。
[关键词] 纪录片 主题先行 叙事视角 思维的前瞻性
由中国视协的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遵义电视台四家单位联合摄制的4集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连续4天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黄金时间播出后，观众的反响很强烈，好评如潮。
较之一般形态的电视风光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带给了人们一种不同寻常的全新的感受和耳目一新的感觉。它既不是单纯的电视风光片，不是纯粹的电视艺术片，又不是以历史见长的电视文献专题片，但人们既能从中充分满足视听感官的审美享受，饱偿大自然的绚丽和鬼斧神工，同时又能够清晰地领略到贵州省厚重的地域文化和历史内涵。即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走的是一条“集历史、人文、自然风光、科学探秘、知识普及为一体”的陷子。我们已很难再用传统的纪录片样式对其进行总结和文本归类。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的有意探索和创新是比较大胆且不乏“另类意义”的。
一、主题先行的范例
关于主题是否应该先行，历来有两种争议：一是古典主义纪录片强调主题先行，“纪录片主题应该先行，主题应该在充分的前期准备之后，在考虑了角度切入点之后就加以确定，主题确定之后才能围绕主题去记录生活。镜头绝对是有目的的，决不是漫无目的地见到什么拍什么，镜头不能说明主题时就不要拍。一部纪录片不可能没有主题”；一是新现实主义纪录片则主张客观的记录，反对预先确定具体的主题，坚守“存在先于含义”的信条，认为“故事的发生与发展具有生命般的真实与自由。”
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显然遵循于前者，且是主题先行的绝好的成功范例。据该片的编导郭西昌在《创作手记：把自然风光类纪录片做好看》一文中讲：“这是一篇命题作文。既然题目不能动，摄制组成员就只能在《中国侏罗纪公园》几个字上动脑筋，寻找切入点、突破口。”该片的选题从侏罗纪时代的绿色生态环境入手，本身就是对电视风光片创作的一种挑战。尽管在2000年10月举办的神秘赤水河旅游节上，贵州省赤水就获得国家旅游局批准设立“中国侏罗纪公园”，并在赤水金沙沟挂牌，但要想通过一部纪录片来论证该地区具备侏罗纪时代的特征和生态环境，就不只需要大量的相关知识和现存的材料作为论据支持，恐怕还得具备巨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一往无前的勇气了。即该片选题所注定的叙事时空的大跨度和起承转合，并非仅靠几句简单的解说词就能够自然转场和涵盖得了的。
尤其该片究竟应以何种方式切入叙事并围绕主题——侏罗纪的绿色生态品牌进行表现，编导者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据编导郭西昌在《创作手记》中讲，他是在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前得到了有益的启发：2005年恰逢遵义会议召开和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而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基础。编导者在有意无意中捕捉到了“红色历史”和“绿色风光”之间的和谐统一和内在联系。于是，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的每一集都从红军在遵义、在赤水河畔留下的传奇故事开始，从这些观众看似熟悉实际上又陌生的历史事件切入，就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然后再寻找这样的历史故事和自然风光背后的内在联系，进行大时空跨越和转场，并逐步展示《中国侏罗纪公园》的内容，而讲述历史故事的目的还是吸引观众去关注赤水河畔的绿色生态品牌——侏罗纪公园。不管该片的叙事时间和空间如何大幅度地跳跃，“红色历史经典”与“绿色生态环境”的和谐作为一条主线一直贯穿该片的始终。
二、独特的叙事视角
关于纪录片的叙事，按照早期的传统观点，只有故事片当中才有叙事，而以对真实时间、真实空间、真实场景等事实尽可能的客观化叙述、尽可能保持生活原汁原味的纪录片，则很难或根本没有“叙事”。很显然，这种看法在当下已经成为历史，且无需讨论，没有叙事的纪录片是不存在的。纪录片在叙述中不允许虚构情节，但并不排斥情节化的叙事。
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之所以给人以一种全新的感受乃至“另类”的感觉，主要就表现为叙事视角的独特与创新——不是单纯为拍摄风光片而拍风光，而是把罕见的自然风光和原始生态环境的展示大胆地寄寓于讲故事的流程当中。即每一处重点推介的自然景观都尽量通过故事化的讲述方式来完成，就于无形当中增加了该片的趣味性和可视性。比如，在第一集中考证侏罗纪时期的标志性植物桫椤——恐龙当时的主要食物时，就在采访众多专家的过程中，着重讲述了桫椤被无意中发现的惊喜和传奇故事：在第二集中介绍丹霞石时，又突出挖掘了袁锦道——被誉为贵州省第一个资本家当年在山沟里利用丹霞石创办工厂的传奇经历：而在第四集中，讲到竹子和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后，则推出了现在的50万亩竹海却是来自福建的三棵竹苗的离奇故事等。有了故事性，自然风光的展示就有了主线，有了灵魂，有了看点，就能吸引观众看下去，也就达到了展示自然风光的根本目的。恰如纪录片大师格里尔逊给纪录片所下的定义：“纪录片就是从日常生活中拍出一部戏剧来。从一个问题中写出一首诗来。”只不过，纪录片是用真实材料写成的“故事”罢了。
不仅如此，编导者还有意采用了“限制性”的叙事视点，回避了叙述者无处不在的“全知”视点。叙述者同观众一样只知道所记录事件的部分内容，与观众一同期待着事件的真相，即叙述者实际上是在代替观众对想要了解的情况进行提问。比如，在第一集中叙述者就曾经提出了如下的问题——“赤水河流域为什么被称为侏罗纪公园”、“侏罗纪的特征有哪些”、“桫椤的发现说明了什么”、“赤水河河畔是否存在恐龙的痕迹”、“恐龙灭绝的原因是什么”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编导者有意设置的叙事悬念，并意欲通过该片向观众解释和回答《中国侏罗纪公园》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神秘、原始的生态环境。观众也就在有意无意间获得了相关历史、人文与科学知识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融入了该片，甚至可以说是与编导者一道共同参与了创作。
毕竟《中国侏罗纪公园》是一部对外宣传的自然风光片，漂亮、好看、镜头美又是必须的、且不可或缺。即优美的视听语言和声画元素，同样是构成该片叙事造型的重要手段。于是，我们才能从片中随时感受到大自然的造化天成和独特的韵味——史前桫椤的生机勃勃、竹海森林的郁郁葱葱、丹霞绝壁的大片的红色、三岔河的柔美、神女瀑布 的“人体造型”、白鹭欢快的盘旋、独竹飘的惬意等。甚至在游客的手指间翩翩起舞的蝴蝶、缓缓缠绕摄像机的小蛇、见缝就钻的潺潺细流、特别是一位85岁的老人撑着小船载着游客的悠然景象等，都不觉让人叹为观止：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在纯净的青山绿水之间原来是如此的和谐和浑然一体。因之，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独特的叙事视角，特别是纪录片的“故事化”和声画造型的再现手法，既让观众在生动：有趣的故事中了解了很多的相关历史和科普知识，也通过该片尽情地展现了优美、罕见的自然风光之神奇，进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不露痕迹”地达到了宣传和打造赤水河畔——中国侏罗纪公园的绿色生态品牌的功效。
三、思维的前瞻性
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主任(该片的总导演)刘效礼曾经讲过：“电视片成功的背后是真实，在真实的背后是纪实，在纪实的背后是人，在人的背后是观念。”这里所说的“观念”是指创作者在思维品质上的大胆尝试、探索和创新。而创作者的创新思维品质——不仅体现为开放性思维、求异性思维、宏观性思维、问题性思维等，更重要的还要具备前瞻性的思维能力。
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呈现出的纵横捭阖、大气磅礴之势，除了主题的明确、叙事视角的独特外，其编创人员思维的前瞻性更是功不可没。即他们没有停留在事件的表面就事论事，而是以深50的、发展的眼光挖掘和继续关注“中国侏罗纪公园”的未来命运。如在第三集中关于瀑布群的考察，他们就没有满足于已经找到了“瀑布四季长流不绝的根本原因”，而是对有“千瀑之乡”的赤水市的瀑布群“奇观”又进行了深层的挖掘——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原始森林植被是其取之不竭的巨大的绿色水库。随之而来的“地球同纬度地区面积最大的常绿阔叶林保存至今是大自然的偏爱还是历史的必然”的善意询问，显然不答自明了。
编导者对这种象征着富贵、沉着、福气临门的红色地貌以及道教极力推崇的风水宝地，在毫不掩饰赞美、欣赏和享受之情的同时，也并非不无忧虑。他们曾借恐龙的灭绝发出这样的感慨——“恐龙神秘地消失了，却给后来地球的统治者留下了原始古老的侏罗纪公园。当人们走进这块神秘的土地，尽情感受原生、纯净、美丽的生态文明的同时，会不会产生这样的遐想：我们的将来是否面临和恐龙同样的命运?人类又应该给地球留下一些什么呢?”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既发人深省，更振聋发聩。即编导者这种以积极、思辨的态度对中国侏罗纪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社会的文化生存空间等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和人文思考，其实已经前瞻性地跨越了纪录片单纯的事件真实和机械的记录本性，甚至上升到了纪录片的灵魂境界一哲理真实。
纪录片创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观众保持对现实中应该注意而没有注意到的、应该思考还没有思考的问题的认识。纪录片《藏北人家》的导演王海兵曾说过：“只有在纪录片创作中融入对于整个人类共同面临、共同关心的问题的思索，只有将纪录片创作引向人的心灵与情感世界，才可能激发观众的审美共鸣，形成深层的对话。”在这个意义上讲，一部成功的纪录片究竟记录了什么样的内容其实已不特别重要，关键是它反映了什么样的灵魂。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的灵魂正在于——从中国赤水流域红色的历史文化经典到侏罗纪公园绿色生态品牌的自然转场，且又比较贴切、娴熟地延伸到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生态主题。甚至可以说它是以一种前瞻性的眼光选择了一个人类学范畴的国际化大题材，不仅内容厚重、观念大气，且哲理意义深远。
这样说来，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也并非就完美无暇了，其在个别细节的处理上仍存有些许的遗憾。诸如，在红色历史的影响与绿色生态品牌的内在衔接上仍嫌不够紧密，过渡和转场略有生硬嫁接之感：而有些本可以有故事的事件，却一笔带过，没有继续展开，像给古树披红绸子的习俗，想必观众正期待着看下文，却戛然而止；再如105岁的老人与放学归来的孩子们围坐在古树下的场景，本是很人性化需要进一步渲染的镜头，却似蜻蜒点水、点到为止，给人以言未尽意之憾；另外，有些解说词嫌累赘，本来已设计好由专家来讲述的事件原委，解说词就没必要抢先解释一番，而有时解说词又与画面很明显地游离；再有就是每一集的开头都从一个城市的全景航拍开始切入，使得相对整齐、统一的风格镜头反而削弱了独特的创意和魅力等。
即便如此，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还是以其纵横捭闽、大气磅礴之势征服了观众，特别是以其全新的视角、丰富的知识含量以及上乘的视听语言等打造了一种崭新的电视风光类纪录片的创作模式。这对今后的纪录片创作不只是一种尝试，更是一种创作理念的激发和启蒙，它不愧为中国纪录片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关键词] 纪录片 主题先行 叙事视角 思维的前瞻性
由中国视协的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遵义电视台四家单位联合摄制的4集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连续4天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黄金时间播出后，观众的反响很强烈，好评如潮。
较之一般形态的电视风光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带给了人们一种不同寻常的全新的感受和耳目一新的感觉。它既不是单纯的电视风光片，不是纯粹的电视艺术片，又不是以历史见长的电视文献专题片，但人们既能从中充分满足视听感官的审美享受，饱偿大自然的绚丽和鬼斧神工，同时又能够清晰地领略到贵州省厚重的地域文化和历史内涵。即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走的是一条“集历史、人文、自然风光、科学探秘、知识普及为一体”的陷子。我们已很难再用传统的纪录片样式对其进行总结和文本归类。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的有意探索和创新是比较大胆且不乏“另类意义”的。
一、主题先行的范例
关于主题是否应该先行，历来有两种争议：一是古典主义纪录片强调主题先行，“纪录片主题应该先行，主题应该在充分的前期准备之后，在考虑了角度切入点之后就加以确定，主题确定之后才能围绕主题去记录生活。镜头绝对是有目的的，决不是漫无目的地见到什么拍什么，镜头不能说明主题时就不要拍。一部纪录片不可能没有主题”；一是新现实主义纪录片则主张客观的记录，反对预先确定具体的主题，坚守“存在先于含义”的信条，认为“故事的发生与发展具有生命般的真实与自由。”
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显然遵循于前者，且是主题先行的绝好的成功范例。据该片的编导郭西昌在《创作手记：把自然风光类纪录片做好看》一文中讲：“这是一篇命题作文。既然题目不能动，摄制组成员就只能在《中国侏罗纪公园》几个字上动脑筋，寻找切入点、突破口。”该片的选题从侏罗纪时代的绿色生态环境入手，本身就是对电视风光片创作的一种挑战。尽管在2000年10月举办的神秘赤水河旅游节上，贵州省赤水就获得国家旅游局批准设立“中国侏罗纪公园”，并在赤水金沙沟挂牌，但要想通过一部纪录片来论证该地区具备侏罗纪时代的特征和生态环境，就不只需要大量的相关知识和现存的材料作为论据支持，恐怕还得具备巨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一往无前的勇气了。即该片选题所注定的叙事时空的大跨度和起承转合，并非仅靠几句简单的解说词就能够自然转场和涵盖得了的。
尤其该片究竟应以何种方式切入叙事并围绕主题——侏罗纪的绿色生态品牌进行表现，编导者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据编导郭西昌在《创作手记》中讲，他是在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前得到了有益的启发：2005年恰逢遵义会议召开和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而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基础。编导者在有意无意中捕捉到了“红色历史”和“绿色风光”之间的和谐统一和内在联系。于是，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的每一集都从红军在遵义、在赤水河畔留下的传奇故事开始，从这些观众看似熟悉实际上又陌生的历史事件切入，就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然后再寻找这样的历史故事和自然风光背后的内在联系，进行大时空跨越和转场，并逐步展示《中国侏罗纪公园》的内容，而讲述历史故事的目的还是吸引观众去关注赤水河畔的绿色生态品牌——侏罗纪公园。不管该片的叙事时间和空间如何大幅度地跳跃，“红色历史经典”与“绿色生态环境”的和谐作为一条主线一直贯穿该片的始终。
二、独特的叙事视角
关于纪录片的叙事，按照早期的传统观点，只有故事片当中才有叙事，而以对真实时间、真实空间、真实场景等事实尽可能的客观化叙述、尽可能保持生活原汁原味的纪录片，则很难或根本没有“叙事”。很显然，这种看法在当下已经成为历史，且无需讨论，没有叙事的纪录片是不存在的。纪录片在叙述中不允许虚构情节，但并不排斥情节化的叙事。
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之所以给人以一种全新的感受乃至“另类”的感觉，主要就表现为叙事视角的独特与创新——不是单纯为拍摄风光片而拍风光，而是把罕见的自然风光和原始生态环境的展示大胆地寄寓于讲故事的流程当中。即每一处重点推介的自然景观都尽量通过故事化的讲述方式来完成，就于无形当中增加了该片的趣味性和可视性。比如，在第一集中考证侏罗纪时期的标志性植物桫椤——恐龙当时的主要食物时，就在采访众多专家的过程中，着重讲述了桫椤被无意中发现的惊喜和传奇故事：在第二集中介绍丹霞石时，又突出挖掘了袁锦道——被誉为贵州省第一个资本家当年在山沟里利用丹霞石创办工厂的传奇经历：而在第四集中，讲到竹子和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后，则推出了现在的50万亩竹海却是来自福建的三棵竹苗的离奇故事等。有了故事性，自然风光的展示就有了主线，有了灵魂，有了看点，就能吸引观众看下去，也就达到了展示自然风光的根本目的。恰如纪录片大师格里尔逊给纪录片所下的定义：“纪录片就是从日常生活中拍出一部戏剧来。从一个问题中写出一首诗来。”只不过，纪录片是用真实材料写成的“故事”罢了。
不仅如此，编导者还有意采用了“限制性”的叙事视点，回避了叙述者无处不在的“全知”视点。叙述者同观众一样只知道所记录事件的部分内容，与观众一同期待着事件的真相，即叙述者实际上是在代替观众对想要了解的情况进行提问。比如，在第一集中叙述者就曾经提出了如下的问题——“赤水河流域为什么被称为侏罗纪公园”、“侏罗纪的特征有哪些”、“桫椤的发现说明了什么”、“赤水河河畔是否存在恐龙的痕迹”、“恐龙灭绝的原因是什么”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编导者有意设置的叙事悬念，并意欲通过该片向观众解释和回答《中国侏罗纪公园》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神秘、原始的生态环境。观众也就在有意无意间获得了相关历史、人文与科学知识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融入了该片，甚至可以说是与编导者一道共同参与了创作。
毕竟《中国侏罗纪公园》是一部对外宣传的自然风光片，漂亮、好看、镜头美又是必须的、且不可或缺。即优美的视听语言和声画元素，同样是构成该片叙事造型的重要手段。于是，我们才能从片中随时感受到大自然的造化天成和独特的韵味——史前桫椤的生机勃勃、竹海森林的郁郁葱葱、丹霞绝壁的大片的红色、三岔河的柔美、神女瀑布 的“人体造型”、白鹭欢快的盘旋、独竹飘的惬意等。甚至在游客的手指间翩翩起舞的蝴蝶、缓缓缠绕摄像机的小蛇、见缝就钻的潺潺细流、特别是一位85岁的老人撑着小船载着游客的悠然景象等，都不觉让人叹为观止：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在纯净的青山绿水之间原来是如此的和谐和浑然一体。因之，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独特的叙事视角，特别是纪录片的“故事化”和声画造型的再现手法，既让观众在生动：有趣的故事中了解了很多的相关历史和科普知识，也通过该片尽情地展现了优美、罕见的自然风光之神奇，进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不露痕迹”地达到了宣传和打造赤水河畔——中国侏罗纪公园的绿色生态品牌的功效。
三、思维的前瞻性
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主任(该片的总导演)刘效礼曾经讲过：“电视片成功的背后是真实，在真实的背后是纪实，在纪实的背后是人，在人的背后是观念。”这里所说的“观念”是指创作者在思维品质上的大胆尝试、探索和创新。而创作者的创新思维品质——不仅体现为开放性思维、求异性思维、宏观性思维、问题性思维等，更重要的还要具备前瞻性的思维能力。
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呈现出的纵横捭阖、大气磅礴之势，除了主题的明确、叙事视角的独特外，其编创人员思维的前瞻性更是功不可没。即他们没有停留在事件的表面就事论事，而是以深50的、发展的眼光挖掘和继续关注“中国侏罗纪公园”的未来命运。如在第三集中关于瀑布群的考察，他们就没有满足于已经找到了“瀑布四季长流不绝的根本原因”，而是对有“千瀑之乡”的赤水市的瀑布群“奇观”又进行了深层的挖掘——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原始森林植被是其取之不竭的巨大的绿色水库。随之而来的“地球同纬度地区面积最大的常绿阔叶林保存至今是大自然的偏爱还是历史的必然”的善意询问，显然不答自明了。
编导者对这种象征着富贵、沉着、福气临门的红色地貌以及道教极力推崇的风水宝地，在毫不掩饰赞美、欣赏和享受之情的同时，也并非不无忧虑。他们曾借恐龙的灭绝发出这样的感慨——“恐龙神秘地消失了，却给后来地球的统治者留下了原始古老的侏罗纪公园。当人们走进这块神秘的土地，尽情感受原生、纯净、美丽的生态文明的同时，会不会产生这样的遐想：我们的将来是否面临和恐龙同样的命运?人类又应该给地球留下一些什么呢?”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既发人深省，更振聋发聩。即编导者这种以积极、思辨的态度对中国侏罗纪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社会的文化生存空间等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和人文思考，其实已经前瞻性地跨越了纪录片单纯的事件真实和机械的记录本性，甚至上升到了纪录片的灵魂境界一哲理真实。
纪录片创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观众保持对现实中应该注意而没有注意到的、应该思考还没有思考的问题的认识。纪录片《藏北人家》的导演王海兵曾说过：“只有在纪录片创作中融入对于整个人类共同面临、共同关心的问题的思索，只有将纪录片创作引向人的心灵与情感世界，才可能激发观众的审美共鸣，形成深层的对话。”在这个意义上讲，一部成功的纪录片究竟记录了什么样的内容其实已不特别重要，关键是它反映了什么样的灵魂。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的灵魂正在于——从中国赤水流域红色的历史文化经典到侏罗纪公园绿色生态品牌的自然转场，且又比较贴切、娴熟地延伸到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生态主题。甚至可以说它是以一种前瞻性的眼光选择了一个人类学范畴的国际化大题材，不仅内容厚重、观念大气，且哲理意义深远。
这样说来，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也并非就完美无暇了，其在个别细节的处理上仍存有些许的遗憾。诸如，在红色历史的影响与绿色生态品牌的内在衔接上仍嫌不够紧密，过渡和转场略有生硬嫁接之感：而有些本可以有故事的事件，却一笔带过，没有继续展开，像给古树披红绸子的习俗，想必观众正期待着看下文，却戛然而止；再如105岁的老人与放学归来的孩子们围坐在古树下的场景，本是很人性化需要进一步渲染的镜头，却似蜻蜒点水、点到为止，给人以言未尽意之憾；另外，有些解说词嫌累赘，本来已设计好由专家来讲述的事件原委，解说词就没必要抢先解释一番，而有时解说词又与画面很明显地游离；再有就是每一集的开头都从一个城市的全景航拍开始切入，使得相对整齐、统一的风格镜头反而削弱了独特的创意和魅力等。
即便如此，电视纪录片《中国侏罗纪公园》还是以其纵横捭闽、大气磅礴之势征服了观众，特别是以其全新的视角、丰富的知识含量以及上乘的视听语言等打造了一种崭新的电视风光类纪录片的创作模式。这对今后的纪录片创作不只是一种尝试，更是一种创作理念的激发和启蒙，它不愧为中国纪录片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