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产队是人民公社化时期最基层的单位，20世纪70年代初，生产队发生的那些事儿，让人记忆犹新。
　　稻田撒毒药
　　每当稻穗泛黄，临近收割的季节，为了防止鸡、鸭、老鼠的破坏，每个生产队都要在屋前屋后的田边、田坎路边，大肆撒放毒药，以防危害。
　　20世紀70年代初，农村有一些人思想境界不高，喜欢贪公家的小便宜，经常把鸡鸭赶到田里偷食稻谷。队长批评他们，他们装聋作哑，嬉皮笑脸，队长没办法，只好下狠心——撒毒药。
　　怎样去撒毒药？笔者至今记忆犹新，大清早，队长安排两个劳动力，抬着一面大铜锣，敲得当当作响，放开嗓子大喊：各家关好鸡鸭！马上放毒药啰！这叫报信锣，目的是让各家各户小心，防止鸡鸭进田呷药被毒死。
　　报信锣打过后，生产队长召集全队社员，召开大会，会后，在仓库边上的禾坪里，砌了一个土砖灶，架上一口大铁锅，把谷子炒干，再洒上几瓶甲胺磷农药，边翻边炒。毒药炒好后，用塑料纸捂上10分钟，再用筲箕盛放好，队长马上安排两人撒药。撒放时，队长带着群众在后面监督执行，看撒放者的厚薄均匀，有没有徇私舞弊，不管是队长屋前还是会计屋后，都与社员群众一视同仁。
　　撒放毒药后，有心计的社员群众，就放水进田把毒药谷冲淡，有的自行把毒药谷捡起。社员群众不管怎样千方百计想办法，但毒死鸡鸭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那时生活艰苦，就是毒死的鸡鸭也没有人舍得丢掉或埋掉，大多数人用清水浸泡后，照常食用。当然，中毒现象也曾发生过，但那时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轰轰烈烈的集肥运动
　　20世纪70年代初，笔者所在的湖南隆回县各生产队兴起了轰轰烈烈的集肥运动。因此，各地的社员群众，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多集肥。什么楼板土、千脚土、土杂灰、墙头土、大粪、小淤（小便）、猪粪、牛粪、狗粪、沤烂粪等肥料，应有尽有。当时生产队规定：上交一担大粪记工6分，一担小淤记工1分，一担猪粪记工8分，牛粪记工5分，沤烂粪记工2分。为了多弄点工分，社员群众有的人往大粪中渗水，用豆腐水造假小淤，因豆腐水最能起泡泡，掺一点与真小淤看上去无异。有个老大爷，为了多交一担小淤，一天到晚喝水，结果搞得肚胀腹痛，后悔不已。一些大人还发动小孩捡牛粪、狗粪，一个冬季也能挣到几工分。
　　另外，有的社员群众还去十几里之外的学校、厂矿挑大粪，上交生产队。有个教师在10多里外的六都寨教书，为了贴补家用，下午放学后，在学校厕所挑了一担大粪回家上交队里，当挑至半路上，不幸摔了一跤，后面的一桶大粪倒在了地上，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挽起衣袖子，一捧一捧地把地上的大粪捧回桶里。
　　笔者还记得70年代末期，隆回县委副书记、县长刘国隆亲自带领年轻干部下到生产队蹲点，搞高产试验田，自己扯青草沤肥，刘县长还自己挑木桶掏大粪兑水给禾苗施肥。他个子不高，挑着那种老式的木桶在田埂上走，两头桶底老是撞田埂，显得踉踉跄跄，粪水不时溅出桶外，洒在裤子上。年轻干部和群众都争着去挑，可他硬是坚持要自己挑，一直挑了四五担，把一丘两亩多的试验田追肥搞完。可见，那个年代干部的工作作风是多么的朴素、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