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气盛言宜”说发端于孟子“浩然之气”论，滥觞于中唐韩愈各种文体的辞章创作，它是孟子“养气”说，曹丕、梁肃“文气”说的有机统合。“气盛言宜”，高扬了儒家的德性修养，旨在“正性命之纪”；同时，“气盛言宜”凸显了对先秦儒家“道统”的恢复，旨在匡扶君权将崩的时代危难和矫正六朝以来空洞无实的时代文风，从而“立天下之中”。“气盛言宜”的形成，既在儒家经典的不断研习中，又在“行乎仁义”的社会生活实践与创作中。
　　关键词：韩愈 “气盛言宜” “文气说” 道统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通过古文运动他力图恢复先秦儒家之“道统”。“气盛言宜”的提出和运用，是韩愈“文以明道”思想的折射，也是中唐时期社会变革时代文学发展的产物，它同时还杂糅着韩愈独特的人格特性。韩愈“气盛言宜”的理论是儒家博大宽厚之道德精神升腾为胸中的浩然之气，与发于辞章而彰显为跃于纸上的磅礴之势的内外极致综合，其文学所展现出的雄奇的语言、壮阔的气象，成为了中唐文学的靓丽风景和转折点，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文章的气论韩愈之前就有，但真正用于指导文章创作，首推韩黎昌，古文之气论到韩愈的“气盛言宜”论的形成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气盛言宜”立足于儒家的德性修养，“气盛”与“言宜”之间有着丰富的内涵与意蕴。
　　一、“气盛言宜”理论的渊源及其演进
　　“气盛言宜”根植于中国的古典哲学。艺术是哲学的表现，中国古典艺术的特征决定于中国哲学的特色。中国哲学与其他哲学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就是：中国哲学的宇宙观是一个气化的宇宙。天地氤氲，气化流行，品物衍生，气聚而成物，物散而成气。山河大地，飞禽走兽，天地万物皆秉气而生。这样的一种宇宙观投射于艺术使得艺术显示出了独特的气的韵味。中国古典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同样也受到气的宇宙观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文与气的融合，以及文学评论以文气如何作为文章优劣的评判标准。
　　最早将“气”与“言”结合起来的是孟子。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浩然之气”是对道德修养中油然而生的正气，“知言”，是指辨别各种淫邪之辞的能力，但是“气”与“言”的关系，孟子并未厘清。韩愈说，“道”至孟轲，而不得其传。依黎昌之言，由“道”而来之气亦应随之没落，但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暂且不论。单从文学的发展历程来说，古代文气之论从苏醒到产生广泛影响确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演进过程。孟子之后的六朝，文气之说开始自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强调文章的好坏基于作者个人的气质与个性。同时由于“气之清浊，不可强力而致”，因此也先天地造成了不同作家文学创造风格的差异。南朝的刘勰，在著作《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说：“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2}指出了气的不同，文章的意境也不同。与曹丕的观点类似。比刘氏稍后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曰：“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晃。”{3}视文气与风骨为一体。刘勰、颜之推的文气与风格之说是对曹丕文气之说的进一步说明。韩愈的文气说对曹丕则既有继承也有扬弃。与曹丕一样，韩愈重视作家的个性与气质，但是曹丕认为“气之清浊，不可强力而致”，重气的先天禀赋，而韩愈则重气的后天之培养。对韩愈的文气说影响大的是独孤及和梁肃，此二人都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重要先驱，韩愈与他们有师承的关系。《旧唐书·韩愈传》记载韩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4}。韩愈在《与祠部陆员外书》特别对梁肃文才以及能够辩才识才给予了赞赏，他的“气盛言宜”受梁肃的影响最大。梁肃早年师承独孤及，受到了独孤及的文学的启发，他继承其师“先道德而后文学”的主张，对那些“饰其辞而遗其意”的文章进行了批评，认为：“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此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5}突出文学教化的功能。与独孤及不同的是，梁肃更加重视文学辞章表现，甚至认为辞章表现比道德修养更加重要，认为如果“辞不当则文斯败矣”。韩愈“气盛言宜”在重视道德修养和强调辞章的表达上与其师如出一辙，但就影响而言，韩愈在这方面的影响比其师要广泛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梁肃在文气说方面重理论方面的建构，而韩愈却在古文运动中极其所能地将“气盛言宜”理论运用于辞章的创作与实践，其鲜明的特征适应了文学革新的形势，切中时文之弊，故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二、“气盛言宜”理论的思想意蕴
　　贞元十年，韩愈在《答李翊书》一文中提出了“气盛言宜”的理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6}该段文字成为了“气盛言宜”的一个经典表达。《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亦说：“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之文也。”{7}退之之文重文气自不言待，然而韩愈的“气盛言宜”的内在意蕴如何，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作品的气势以及作者的精神毅力，如陈克明；有的说是作品写作技巧和作者内在道德修养的一个统合，如孙武昌。这些都从理论的高度概括出了韩愈“气盛言宜”的特征，但是对于其内在的思想蕴意、逻辑关联，以及实现途经都未有细致的论述。
　　理解韩愈“气盛言宜”的思想意蕴首先要弄清其“气”的含义及其与艺术的关系。“气”是中国人对天地万物本源及其根本活力的一种认识，“气化论”是中国哲学的宇宙观。《易传·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太极是阴阳未分的状况，而两仪则是从太极衍化出来阴阳之气，宇宙万物通过阴阳二气交合而生生不息，气聚合成物，物散而成气。气是宇宙的根本，故其自然便成为了创作的根本。中国艺术理论的形成过程就是哲学气论向艺术气论转化的过程，各门艺术都流淌着气的血液，如文学的“文以气为主”、书法的“梭梭凛凛，常有生气”、音乐的“生气氤氲”等等。韩愈推崇的是先秦儒家的“道统”，其之“气”，直接关联着儒家蓬勃盎然的创生精神。儒家对宇宙创化不息的信念，事实上就是对人的创造力的坚定信念，在宇宙创化精神的感召之下，人类可以日进其德，日薪其业，创造出盛德之伟业，人法天地，其实就是仿效这样一种刚健而自强不息的精神。人一旦契会宇宙这种充满生气、创进不息的精神，便会尽参天化育之天职。这种精神的颖悟会让人油然而生出一种个人道德价值的崇高感，与这样的一种崇高伴生的是一种孟子式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韩愈所推崇的就是这样一种气，它在内蕴为作家高洁的人格道德修养和充沛的精神状态，表现为主体的人格、气质，以及性情，于外则展现出作家的文艺修养，具体到文学语言艺术则呈现为文章磅礴的精神气势，也即“文气”。韩愈之“文气”首要地凸显了儒家德性的基础性。文章气势的充盈与否，直接取决于作者的主观内在精神情感状态，而内在之情愫洋溢与否则取决于对“道”即尧舜孔孟之精神是否内化，因为历史发展到了中唐，在政治社会层面，战乱频繁，人口锐减，儒道沦丧，佛道盛行，藩镇的割据使得君主中央集权受到削弱，国家岌岌可危。在文学发展层面，六朝以来华丽的骈文之风依旧盛行，其文学空洞的内容以及与情感个性的剥离，不仅脱离了社会现实，同时也不利于情感的表达。韩愈对于儒家德性，特别是孟子浩然之气的重振，一是出于对家国时难的匡扶，一是出于对赢弱时文的修正。在黎昌看来，有道德者必有文，当刚正醇醇的德性之气发而为文时必然雄浑宏肆，能够成为言情抒志、折射出社会事实、针砭时弊的途径。“气盛言宜”论因此也有着广泛的社会人生意义。韩愈的一生是贯穿儒家刚正之气的一生，即使仕途坎坷，屡遭排挤，心中仍存抚民匡世之心，表现出了深沉的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
　　韩愈的“气盛言宜”囊括了主体的德性与辞章气势两方面的内容，文章创作要达致“气盛”而“言宜”势必得从道德的修养以及辞章技艺的磨练两个方面的内容去着手。气是在对《诗》《书》之源的传统典籍的研习中培养起来的，是在“仁义之途”不懈持守与实践中彰明出来的，它需要的是持久的信念与坚韧的毅力，以及一点一滴的实践。这样的一种培养不是基于某种模式“独成”，而是在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他人的交融中，在成己成物、民胞物与、博施济众的宽厚中进行的。在辞章的创作方面，在养气的基础上，作者需要“辨别真伪，务去陈言”，同时“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只有在养气的基础上，去掉陈言，才能真切地体会到经典的精义，只有保持平和的醇醇之心，在创作上才能游刃有余，才能逐渐地达致长短高下相宜的表达语言和文从字顺的韵律之美。
　　{1} （汉）赵岐注、（宋）孙疏：《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② （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0页。
　　{3}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
　　{4} （后晋）刘等编撰、黄永年分史主编：《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9页。
　　{5} （清）董浩等编：《全唐文·补阙李君前集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61页
　　{6}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答李翔书》，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5页。
　　{7}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昌黎文钞》，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