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花儿”，作为一种文化，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发展衍变着，它在青海区域性文化圈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青海得天独厚的文化艺术资源。尤其，2009年“花儿”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似乎在一夜之间，从乡村田野进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西北大地遍地开花，并在诸多文化业态中独占鳌头，成为一种大众主流文化，这是“花儿”之幸，是人民之幸，也是人类之幸。
　　一
　　长期以来，“花儿”深受封建传统思想的窠臼和束缚，视唱“花儿”为一件最不光彩的事情，将其称之为“野曲”，一直藏在深山中，停留在“民间封闭状态”，难登大雅之堂，很难有所突破，也很难有所作为。不管是歌手，还是创作、研究人员，都无奈地扮演着“业余爱好者”的角色，社会严重缺乏系统的延展性和开拓性，近而直接影响了“花儿”的传承发展。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人们思想观念有所改观，开始认识到“花儿”在地域文化圈中的地位，青海“花儿”在传唱、创作、研究等方面也相应有了一些突破，出现了像朱仲禄一样集挖掘、整理、传唱、研究为一身的集大成者，在他70多年的“花儿”演唱生涯中，编创了一千余首“花儿”，其《花儿与少年》《上去个高山望平川》《下四川》等，至今成为“花儿”史上的经典作品而难以超越。进入九十年代，原青海省民族歌舞剧团青海“花儿”艺术团应运而生，多年来，艺术团足迹遍及青海的山山水水和甘肃临夏等地，曾获国家乌兰牧骑艺术团称号，为“花儿”艺术的传承与普及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北各省区由于自身在文化品牌打造上的种种需求和目的，文化界有了“花儿品牌在宁夏”、“花儿研究在甘肃”、“花儿演唱在青海”的争论。各省为树立当地文化品牌，纷纷将眼光放在散发泥土气息的本土文化——“花儿”艺术上，因而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区对“花儿”的重视程度空前高涨，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想象，以至于一段时期内在省外有了“花儿”是“宁夏民歌”、“回族民歌”的论断。甘肃省顺时也把“花儿”写进小学课本、请进了大学讲堂，他们甚至把《花儿与少年》的知识产权注册到了他们的名下。一时间，在“花儿的起源”、“花儿的故乡”等问题上各省大做文章，你争我夺，互不相让。而在青海，“花儿”虽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但由于民族风俗、宗教习惯、歌手素质、观众需求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花儿”的发展道路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很不平坦，再加上“花儿”歌手的良莠不齐，观众层次的鱼龙混杂，使“花儿”文化一直处于一种停止不前的尴尬境地，严重阻碍了“花儿”在青海的发展与壮大。在青海民间，“花儿”依然只是以一种“野曲”的名分，偷偷填补着老百姓在荒山野地里的一点娱乐情趣；在社会上，青海“花儿”始终徘徊在青海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难成气候。因此，有青海“花儿”人概言，如果我们再不奋起追赶，过不了几年，“花儿”将真的与青海无缘了。
　　二
　　几百年来，世居我省的汉、藏、土、回、撒拉、东乡等民族，创造了灿烂、悠久的民族文化，他们在多年的相互交融、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地独具特色和自成体系的多种不同的“花儿”唱法和“花儿”调令。据不完全统计，流布青海地区的“花儿”曲令达250余种之多，尤其“上去高山望平川”“花儿与少年”、“下四川”“雪白的鸽子”等经典曲令家喻户晓，而土族的“梁梁上浪来”“黄花儿姐”“杨柳姐”等“花儿”曲令音域宽广、旋律起伏频繁，自由辽阔；撒拉族的“孟达”“三花草”“清水”令“三起三落”等“花儿”曲令高亢明亮，自由奔放。这是西北任何省份和地区都无法争夺的雄辩的历史事实。如何将这一宝贵的“花儿”文化资源进一步传承和发扬？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省政府及文化部门清楚地意识到，打造“花儿”品牌在青海文化建设中尤为重要，他们审时度势，高度重视，奋起直追，利用我省独一无二的“花儿”资源优势，积极打造青海“花儿”品牌工作，经过我省文化部门历经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在“花儿”的传唱、创作、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青海“花儿”得到了空前的活跃和繁荣，呈现出了以应用研究和学术研究并举，理论研究和演唱实践结合的新局面。
　　近年来，我省“花儿”创作、研究、演唱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花儿”人才辈出，曲令风格多样，“花儿”地方和民族特色，逐步得到彰显，从形式到内容，从成果到阵容，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引起了省内外的普遍关注。在挖掘、整理、传承好“花儿”艺术的同时如何将“花儿”创新发展，青海省文化馆馆长颜宗成对此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几十年来他兢兢业业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汗水。2004年他和他的团队精心策划、倾力打造的西宁凤凰山“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充分发挥出中心城市向全省示范、引领和辐射的作用，已成功举办了十三届，成为西北诸多“花儿”演唱活动中参加歌手最多、演唱曲令最多、演唱水准最高、规模最大、人气最旺、最具影响力的“花儿”演唱活动，获国家群星杯组织奖，可以说是青海“花儿”创新发展的里程碑，为“花儿”艺术的繁荣发展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近百万群众参与活动，规模空前，成为青海省优秀的文化品牌和人民的节日，在西北乃至国内久负盛名，先后推出了苏平、马明山、张存秀、索南孙斌、杨全旭、才仁卓玛、彭措卓玛、汪黎英、向国安、双虎妹等一大批有实力的“花儿”歌手。2006年我省以大通“老爷山花儿会”、互助“丹麻土族花儿会”、民和“七里寺花儿会”、乐都“瞿昙寺花儿会”为代表的四大“花儿会”也相继顺利入列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我省对“花儿”艺术保护传承成果的肯定，也是对“花儿”创新发展的期望。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河湟地区的“花儿”演唱活动此起彼伏，如火如荼，空前兴盛，遍地开花，除凤凰山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和我省四大花儿会之外，各地每年举办的大小“花儿”演唱会达百处，也相继成立了青海红兴花儿艺术团、互助县白毡帽花儿艺术团、互助县丹麻土族农民花儿艺术团、西宁百姓大舞台花儿艺术团、大音花儿合唱团等数十个花儿团队，他们在传唱发展“花儿”艺术、活跃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带动了各地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地方经济的快速崛起。 　　三
　　随之，“花儿”的创作研究也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花儿”的歌词创作也进入一些文人的视野。于是乎，有文人兴趣十足地投入到了“花儿”的歌词创作之中，“花儿”创作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无疑，这对“花儿”的创新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就此，我省在一些文人的参与下，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老、中、青“花儿”歌词创作者，如：井石、冶进元、滕晓天、蔡钰、一凡等等不胜枚举，他们推陈出新，摒弃传统“花儿”歌词中的糟粕，积极反映健康向上，讴歌时代，讴歌社会的内容，给“花儿”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给“花儿”的歌词创新带来了“新鲜血液”。
　　但随着政府对“花儿”重视力度的不断加大和“花儿”传唱活动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有很多人一哄而上，参与并加入到“花儿”的歌词创作和研究行列之中。这些人在“花儿”的歌词创作上秉承一些文人崇奉的“‘花儿’歌词创作须讲究韵”的言传身教和影响，一味追求“花儿”的“韵”，而忽视了“花儿”的比兴和整体意境，顾此失彼，其词脱离了“花儿”口语化、百姓化、大众化的语言特色，哗众取宠，更显得别口、不连象，不土不洋，既不像“花儿”又不像诗歌，与一些传统“花儿”歌词的意境美和韵味美相比差之甚远，其水平不言而喻。当然，他们在“花儿”的用词上，的确要比一些民间“花儿”歌手的即兴创作“高明”得多，他们标新立异，创作的“花儿”歌词看似有新意、有时代感，但在文化、历史、民族等等元素的运用以及“花儿”歌词本体意境的表达上，只是“蜻蜓点水”，不痛不痒，对于“花儿”的创新发展而言，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今，以“花儿”的名义冠以名目繁多的“花儿创作群”、“花儿研究群”和“花儿网站”等，在网上日渐增多，数不胜数。据不完全统计，这样的“花儿”群仅仅在青海就有二、三百之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无疑对传播“花儿”，促进“花儿”的普及与传唱，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殊不知，有些网络“花儿”歌词，更多的是一种低俗的打情骂俏泛滥，还有的以相互剽窃抄袭为能事，有的甚至不堪入目，根本谈不上对“花儿”歌词的提升和创新，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不仅扰乱了网络“花儿”正常的创作环境秩序，甚至充斥着一股不和谐的乌烟瘴气，与本质上的“花儿”创作背道而驰，我辈实在不敢恭维。一些花儿网站也仅仅担负着单一的“花儿”的传播与普及职能，而对“花儿”的创新发展大打折扣。依然是望尘莫及。网上“花儿”创作的范围，也仅仅停留在某些社会闲散人等层面上，由于文化水平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他们即便想创作一首好的歌词，也是望“花”兴叹，错字百出、语句不通不说，“韵”的更是驴头不对马嘴，这种“花儿”歌词创作，在网上比比皆是。
　　“花儿”的研究也紧跟时代发展的脉搏，与时俱进，再上新台阶。纵观“花儿”的渊源曾有学者提出吴歌说，认为十四世纪70年代，朱明王朝大肆移民，以南京朱家巷为代表的吴人被迁向西北，移居青海。吴人来，吴歌也随之而来。江南的吴歌遂也成了西北的“花儿”；还有“花儿”起源于男女青年的情歌说，认为“花儿”属于民歌中最纯真、最优美的部分，表达率直、自由等等。近年来，先后有赵宗福、罗耀南、颜宗成、滕晓天、李养峰、李少白、杨生顺、一凡、马得林等业内专家学者出版了《青海花儿大典》《青海花儿论集》（一、二、三、四）、《青海花儿新篇》《青海花儿选》《青海花儿创作歌曲集》《花儿春秋》《青海花儿艺术志》《花儿词话》《青海花儿话青海》《河湟花儿大全》《花儿本是心上的话》《百首花儿漫大通》等著作，以及音像制品300余个品种等卓有成效的创作、研究成果，填补了我省“花儿”创作、研究的空白，是空前的也是前无古人的。同时，“花儿”的舞台剧创作也呈现出高端化和多元化，政府先后投资打造了花儿音画诗剧《雪白的鸽子》、青海经典花儿歌舞诗《山水相依花儿情》、花儿歌舞剧《马五与尕豆》、花儿风情剧《六月六》等，这一切无不给人带来了“花儿”新的艺术冲击和感染力。
　　四
　　尽管，“花儿”的起源及历史等研究，说法各异，但这都不能改变“花儿”已经稳固、长期根植于青海广大人民心里，且生根发芽，并将蓬勃发展的历史事实。“花儿”的创作研究，就是要为歌手所用、政府所纳，为政府、文化部门更好的创新发展“花儿”提供实践依据和应用指南。如今青海“花儿”的春天已经来临，发展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这样一个“花开盛世”的大好局面。如果我们创作研究的成果还不能为“花儿”的传承与实践提供一丁点实用价值，那创作研究岂不是纸上谈兵？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者固步自封、自我陶醉，几乎千篇一律，依旧停留在诸如“花儿的起源”、“花儿的历史”等等已经被前人研究过时的，或对“花儿”的创新与发展丝毫没有借鉴价值的研究课题上。众所周知，“花儿”的整体结构、句子节奏、韵律都是很别致独特的。如扇面对结构，单、双字尾的交叉使用，交韵、复韵的大量使用等等，除了与《诗经》中的某些篇章以及之后个别诗词有些相同之处外，在古今民族中是找不到相同的例子，花儿特殊的艺术性由此可见一斑。因此，要创作研究好“花儿”，须以人为本，以实用为本，脱离人民和实用的创作研究将是“画蛇添足”。我们知道，人民群众是“花儿”最初的直接创作者，也是最大的受众群体，“花儿”的创作最终要经过歌手的演唱，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和实用价值，才能回归民间、回归大众、回馈人民，如果在“花儿”歌词的创作上一味讲究韵，而去堆积一些脱离百姓语言的生疏、华丽词藻，这样的“花儿”老百姓真正能有几人听懂？相反一些老“花儿”歌手上台即兴编创的“花儿”，即便不那么押韵，但其贴近老百姓生活、比兴喜闻乐见、语言通俗易懂，深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认可。我们不反对“花儿”创作讲究韵，也不反对“花儿”研究的学术性，但不能一味地讲“韵”而脱离“花儿”的受众群体和“花儿”所体现的本体意境，以及一直无休止地探寻“花儿”的历史而对“花儿”的创新与发展丝毫没有实用价值的学术研究，那“花儿”的创作研究也就适得其反，多此一举了。
　　人民群众不仅是文化发展的主体，也是文化消费的主体，“花儿”的创作研究，保护传承，创新发展，最终要体现在老百姓的文化消费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内容新鲜、形式多样方面，要通过“花儿”文化传承、创新与发展，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让他们共享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的成果，这是一个传唱者、创作者和研究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