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七十三岁，退休已十年了。
　　想起这十年的生活，由苦到甜，从心悸重重到满怀希望，无限感慨，就一齐涌上心头。
　　在那大动乱的年代中，身为“臭老九”的我，被批呀、斗呀，真是度日如年。我想：不如退休，聊度晚年吧!
　　一九七三年八月的一天，学校造反上台的头头问我。“你要退休回家享老福，是吗?你退休后准备干些什么?”我说：“养病、写书，写些种花的书。”他说：“你还想写书?还想搞封资修的一套!你要吸取教训规矩些好。你要退休，给你退休!”
　　我带着一腔复杂的心情往家走。“你还想写书?还想搞封资修这一套!”这种胡腔歪调一直在我耳边鼓噪着。写花卉书就是搞封资修，这是什么话?难道我们的人民就不能有美的享受?反正现在我已脱离学校，一定要把花卉书写出来……
　　我在家闭门写书，总怕有什么祸害突然降临。我第一个设计是写一本《城市绿化》，首先驳斥那些把搞花卉与修正主义划等号的谬论。我写信给南京植物研究所的老友征求意见，她认为我的这个写作计划太大，并建议暂时不要写“理论”，拣自己最熟悉，最富有经验的部分先写。我觉得老友的意见可取，写书确实不能贪大求全、勉强从事，同时也体会到她的苦心，怕我在那草木皆兵的日子里写“理论”，将会弄出什么更大的罪名来。我扒泥种花数十年，于是决定先着手总结自己种花的经验。
　　当我提起笔来时，一段往事在我脑海中萦回。建国初期，一个儿时由我带大的学生、北京纺织研究所教授来看望我，当时她曾与我相约：为了祖国的建设，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奋斗，作出贡献。她回京后，看到有关园林的资料就寄给我。不幸，我的好学生，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害致死了。辛酸的回忆，使我有点犹豫了，要不要写下去呢?理智告诉我：坚决写!她人虽然死了，但她美好的心灵激励着我；我尽管经受磨折，人到晚年，但心里明白，坚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花卉的一天，人民生活需要花卉的一天，终会来到的!
　　又过了一年，一九七四年秋天。邻近的中医院里，有同志知道我懂得中草药，要我去办“教学药园”。老伴说；“闭门养晦，少管闲事，你苦头还没有吃够吗?”我总感到一个人活在世上，有精神，有知识，有力气，吃人民的饭，不为人民做事，如何说得过去。我劝老伴：“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怕有何用!”我就到医院工作去了。我从狼五山及城郊采集了药草近七百种，以花园的格局栽培起来，深受群众特别是赤脚医生的欢迎。我还担任了赤脚医生培训班的中草药教师，写了一本中草药的乡土教材《药园便览》。
　　霹雳一声响，“四人帮”被粉碎了，普天同庆，我是多么高兴啊!我继续写花卉书，但有时仍然心有余悸，曾想把书改名为《药用花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接到了江苏科技出版社来信，鼓励我解放思想，写一本《家庭花谱》，适应读者的需要。我一遍又一遍读着编辑同志的来信，心潮起伏，激动得老泪盈眶。“你还想写书?还想搞封资修一套!”又在耳边回旋，我愤然而起，仰天欢呼：太阳出来了，春天回到了人间!我应为人民栽更多的花，种更多的树!我应高质量地完成编写花卉书的任务，使它有助于环境美，有助于心灵美，让人们把自己的生活点缀得内外美丽，处处芬芳。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写作的速度加快了。写作中，我不断向有种花实践经验的同志请教，到各图书馆去翻阅资料，还抽空去江南学习。我在睡梦中若有所悟，就起床提笔备忘。我的心似碧水一般明澈，我相信再也不会有什么祸害突然下降。我无辜的灵魂曾被套上莫须有的枷锁，现在这个枷锁已打碎了。我要在科学的晴空里插翅翱翔，我要与生命争时间，把我的书早日呈献给祖国和人民!
　　经过我的努力，以及同志们的帮助，我和杨立群同志合作的《家庭花谱》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版了，现已加印两次，总印数共达五十三万册，现在编辑部又约我修改增订，准备再版。
　　这本花卉书的畅销，说明了什么?它显示广大人民在改善了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迫切需要种花卉、搞绿化充实精神生活了。我渴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目前几乎每天都有人来信和来访，与我谈养花种树。我每天写稿到夜里十点，白天常到一些单位协助绿化环境，生活日程排得相当紧。我能为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出力，感到非常快慰。
　　我经常告诫自己，应该力求身体健康，以便多多发挥余热。我争取长寿的办法，一是保持精神愉快，二是做到生活朴素，三是适当的体育锻炼。每天早上打太极拳半小时，早晚吃些麦屑粥，中饭素食为主，冬季订一份牛奶，别无补品。坚持不吸烟。至今除一只左耳受损外，没有其他疾病。我要争取活到到二○○○年，亲眼看到实现了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