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组织了报刊社几篇关于诚信方面的文章与报道。有老领导石峰同志的深刻见解，有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张建星同志的独特体验等，这是贯彻总署党组前不久召开的全行业诚信体系建设视频会议精神的一个举措；更是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一项部署：十七大报告中专门强调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甚至明确提出“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这也是最近以来我们提倡传媒业文化理性养成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文学的感性、艺术的灵性、哲学的悟性、史学的本性、科学的理性之外，我们特别提出了“伦理的德性”，所有这些都为传媒业推进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又昭示出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
　　报刊，作为社会的公器，理应成为诚信的范本与楷模。在中国共产党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一直有党的报刊作为其导向与旗帜，党的报刊在以诚信服务于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中，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公信力，这成为我们进行诚信建设珍贵而又丰富的资源。反观今天，为数不少的报刊其公信力在明显下降，其诚信度受到了多方的质疑。比如不敢披露自己报刊的真实发行量，总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王顾左右而言他，这还有点“知耻者，近乎勇”的味道；有的报刊则干脆见怪不怪了，硬着头皮把自己的发行量放大了若干倍，美名其曰，事关“民主”，忍痛做假，没有办法；有的报刊则为了提升发行量，一味地追求注意力经济，不择手段地采写耸人听闻或俗不可耐的新闻，甚至到了不惜造假的地步；有的报刊社为了扩大发行量，采取不正当竞争的手法，压低别人，提高自己，其实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愚蠢做法。报刊失信的情形不是个别的，其后果是严重的，其严重性不只在于损害他人，比如读者和广告客户的利益，更在于损害自己、损失自己。它以今日之我牺牲长远之我，以今日之小我，牺牲明日之大我，它把已有的无形资产糟蹋殆尽，争取到的有形资产也是形影单调，“仨瓜俩枣”，绝对是得不偿失的“营生”，为何要犯“傻”呢？肩负着引领社会、缔造风尚的责任，己不正焉能正人？
　　解决诚信问题，首先还是要从报社的当家人和编采队伍做起，从这部分精英的理念做起，一位历史人物说得好：“你可以在短时间欺骗多数人，在长时间欺骗少数人，但绝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既然终究要大白于天下，且一旦大白于天下，又会损失很多、更多，损失的不只是人格，还有报格，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而去冒不诚信之大不韪呢？况且报刊社、报刊人，又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在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中，承担着文化旗手和灵魂师长的责任，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文化自觉、文化理性，才可能履行好自己的使命，如果连起码的诚信都做不到，文化自觉与文化理性又何以谈起呢？
　　其次，在报刊社内部要形成当家人之间，当家人与编采人员、编采人员内部的诚信互促机制和诚信创业机制。从促进机制讲，要从源头上杜绝虚假新闻报道，包括有虚假成份的报道，形成层层把关、求真防假的闭合把关系统，这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从创业机制讲，就是要敢于面对现实，承认困难处境，顺应历史趋势，寻求有利机遇，扎扎实实谋发展、求创业、要效益，形成赢利模式，进入良性循环，这方面可能付出的代价要大些，但成功后的喜悦也会更大些、更珍贵些。
　　再次，从社会方面看，报刊管理机关与相关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可以有所作为，可以倡导发行量的社会认证，可以及时对虚假报道进行批评，还可以进一步为所有编采人员建立诚信档案，为所有报刊社建立诚信档案，定期公布，恒常使用，鼓励诚信、惩戒失信，以形成报刊业诚信体系。诚信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是无形的，又是有形的；是文化的，又是经济的，让诚信成为报刊人的一种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