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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日本和牛、泰国榴莲、智利奇异果等越来越多进口农产品出现在中国百姓的餐桌上，而东北大米、云南茶叶等中国特产也盛行于国际市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更是为中国农企带来了沿线60多个国家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为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合作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近年来，农业对外投资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农业占对外投资总量的比重仍然较低。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张振博士在第八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一带一路”农业产能国际合作论坛中表示，2005-2014年中国农业对外投资流量占全年非金融对外投资流量总值的比例仅由0.86%上升到1.65%，同期，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全年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例仅由0.9%上升到1.08%。
农业对外投资规模小、效益低
据《中国农业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风险识别与评估》显示，中国农业境外投资最集中的地区为亚洲，境外农业企业589家，占境外农业企业总数的54.6%，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老挝、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韩国、越南、日本、泰国、缅甸、蒙古等国家和地区，占亚洲国家和地区总数的63.5%。
过去10年间，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呈现了井喷式的发展。2004年到2014年，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11.6倍。在“走出去”的农业企业中，累计投资在 500万美元以下的农业企业约占60%，在200万美元以下的农业企业约占13%。然而，目前农业直接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投资规模较小，收益较低，由农业部农村研究中心走出去103个项目中，加工、物流、仓储及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中国企业投资的整体规模较小。截止2015年初，累计投资在5000万美元的农业企业不足4%。而累计投资在500万美元以下的农业企业约占60%，累计投资在200万以下美元的农业企业约占43%。
“虽然中国境外企业的营业收入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考虑到在非洲和拉美等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必要生产资料匮乏等因素，中国境内投资机构需承担较大的成本费用。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有三分之一是亏损的，大多数中国农业投资效益低下。相比其他产业，农业‘走出去’的步伐仍处于落后。”张振表示。
“一带一路”为中国农企带来广阔市场和资源
中国企业已经进入全球资源配置的新时期，对此，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志民表示，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国际产能合作的前提，工业化是任何一个国家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农业的国际产能合作可以参照制造业产能合作的形式。“制造业的国际产能合作是由内向外的，战略抉择和实施的难度更大。而农业的产能合作的最大优势是农产品可以回销中国。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进入产能过剩的时期了，而农业的产品是相对短缺的，中国5%的农产品都需要进口，所以中国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应该说更具有主动性。”他说。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农业“走出去”带来了信息联通、信息互通、资源融通的技术条件及广阔的市场空间。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马炎介绍，受中国需求的推动，澳大利亚农产品的出口量快速增长，中澳自贸协定为下一阶段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打好了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新的商业机会。在农业领域，澳大利亚牛肉出口中国9年内关税全部豁免。不过，他提醒投资者，农业投资项目审核门槛有特别规定，农业土地投资额超过1500万澳元、农业投资额超过5500万澳元的项目还需要审批。
益海嘉里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理方刚介绍，乌克兰的农业发展前景良好。“乌克兰的土地成本低，中国每亩成本在500元左右，而乌克兰是50元，土地比中国还肥沃，机械化作业空间大，且劳动力平均工资是1900元，各种各样的成本远远低于中国。此外，在各种政策支持下，乌克兰政府对农业出口是持鼓励态度的。”
《农民日报》社长唐园结表示：“目前，农业发展的态势很好，农业企业成长的步伐也很快，中国已经具备了在全球范围内筹划农业发展的国家使命。从国际上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农业领域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双边关系看，农业交往范围从过去的苏联地区、东欧、亚欧国家，扩展到了150多个国家。中国企业的声音越来越有分量，参与国际农业合作的方式、内容、渠道更加多元。”
农企“走出去”应在农业国际产业链上下功夫
中国农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也面临着挑战。张振表示，目前国际投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明确要求外国投资项目必须通过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审查，导致中国农业企业在开展海外并购中受到安全审查的案例不在少数。此外，当前农业对外投资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产业链，由于资本的回报周期长、资本需求单位大，给海外农企带来了风险，降低了对外农业投资的吸引力。
受制于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不少中国农企选择了到国际上种大豆、养牛以及远洋捕捞，然后把产品运回来加工，销往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中国农业‘走出去’，企业要走在前面，要找出一条新思路。出去的路并不好走，到海外发展，东道国政局变化、政治陷阱、劳资纠纷、土地征用风险以及文化冲突等问题，都可能导致走不通。”唐园结表示，国际农业布局的中心应该从单一的种植、养殖环节转移到全产业上来。全球农业不应该仅仅是去海外种地、放牧、捕鱼，而要在国际农业产业链上下点功夫，培育一批跨国的龙头企业，建立全球农产品供需体系和农业科技资源对接网络。
王志民建议，中国农企与“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进行农业技术的产能合作，提高中国农业技术水平，同时还可以使第三方收益，进而打造一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价值链体系，并通过国际并购实现产业升级。“中国的农业特点是农业耕地少，并且污染严重，中国农产品成本高且进口额不断攀升，农业劳动力下降且老龄化，海外并购是保证中国农业安全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推动企业进行外延式发展，实现全球发展资源配置和全球运营的重要方式。整体看，中国农业‘走出去’的优势是大于制造业的，前景广阔。长远来看，机遇大于挑战。农业的产能合作亟待解决的就是加快顶层设计，并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他指出。
近年来，农业对外投资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农业占对外投资总量的比重仍然较低。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张振博士在第八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一带一路”农业产能国际合作论坛中表示，2005-2014年中国农业对外投资流量占全年非金融对外投资流量总值的比例仅由0.86%上升到1.65%，同期，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全年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例仅由0.9%上升到1.08%。
农业对外投资规模小、效益低
据《中国农业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风险识别与评估》显示，中国农业境外投资最集中的地区为亚洲，境外农业企业589家，占境外农业企业总数的54.6%，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老挝、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韩国、越南、日本、泰国、缅甸、蒙古等国家和地区，占亚洲国家和地区总数的63.5%。
过去10年间，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呈现了井喷式的发展。2004年到2014年，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11.6倍。在“走出去”的农业企业中，累计投资在 500万美元以下的农业企业约占60%，在200万美元以下的农业企业约占13%。然而，目前农业直接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投资规模较小，收益较低，由农业部农村研究中心走出去103个项目中，加工、物流、仓储及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中国企业投资的整体规模较小。截止2015年初，累计投资在5000万美元的农业企业不足4%。而累计投资在500万美元以下的农业企业约占60%，累计投资在200万以下美元的农业企业约占43%。
“虽然中国境外企业的营业收入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考虑到在非洲和拉美等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必要生产资料匮乏等因素，中国境内投资机构需承担较大的成本费用。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有三分之一是亏损的，大多数中国农业投资效益低下。相比其他产业，农业‘走出去’的步伐仍处于落后。”张振表示。
“一带一路”为中国农企带来广阔市场和资源
中国企业已经进入全球资源配置的新时期，对此，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志民表示，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国际产能合作的前提，工业化是任何一个国家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农业的国际产能合作可以参照制造业产能合作的形式。“制造业的国际产能合作是由内向外的，战略抉择和实施的难度更大。而农业的产能合作的最大优势是农产品可以回销中国。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进入产能过剩的时期了，而农业的产品是相对短缺的，中国5%的农产品都需要进口，所以中国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应该说更具有主动性。”他说。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农业“走出去”带来了信息联通、信息互通、资源融通的技术条件及广阔的市场空间。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马炎介绍，受中国需求的推动，澳大利亚农产品的出口量快速增长，中澳自贸协定为下一阶段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打好了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新的商业机会。在农业领域，澳大利亚牛肉出口中国9年内关税全部豁免。不过，他提醒投资者，农业投资项目审核门槛有特别规定，农业土地投资额超过1500万澳元、农业投资额超过5500万澳元的项目还需要审批。
益海嘉里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理方刚介绍，乌克兰的农业发展前景良好。“乌克兰的土地成本低，中国每亩成本在500元左右，而乌克兰是50元，土地比中国还肥沃，机械化作业空间大，且劳动力平均工资是1900元，各种各样的成本远远低于中国。此外，在各种政策支持下，乌克兰政府对农业出口是持鼓励态度的。”
《农民日报》社长唐园结表示：“目前，农业发展的态势很好，农业企业成长的步伐也很快，中国已经具备了在全球范围内筹划农业发展的国家使命。从国际上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农业领域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双边关系看，农业交往范围从过去的苏联地区、东欧、亚欧国家，扩展到了150多个国家。中国企业的声音越来越有分量，参与国际农业合作的方式、内容、渠道更加多元。”
农企“走出去”应在农业国际产业链上下功夫
中国农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也面临着挑战。张振表示，目前国际投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明确要求外国投资项目必须通过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审查，导致中国农业企业在开展海外并购中受到安全审查的案例不在少数。此外，当前农业对外投资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产业链，由于资本的回报周期长、资本需求单位大，给海外农企带来了风险，降低了对外农业投资的吸引力。
受制于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不少中国农企选择了到国际上种大豆、养牛以及远洋捕捞，然后把产品运回来加工，销往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中国农业‘走出去’，企业要走在前面，要找出一条新思路。出去的路并不好走，到海外发展，东道国政局变化、政治陷阱、劳资纠纷、土地征用风险以及文化冲突等问题，都可能导致走不通。”唐园结表示，国际农业布局的中心应该从单一的种植、养殖环节转移到全产业上来。全球农业不应该仅仅是去海外种地、放牧、捕鱼，而要在国际农业产业链上下点功夫，培育一批跨国的龙头企业，建立全球农产品供需体系和农业科技资源对接网络。
王志民建议，中国农企与“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进行农业技术的产能合作，提高中国农业技术水平，同时还可以使第三方收益，进而打造一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价值链体系，并通过国际并购实现产业升级。“中国的农业特点是农业耕地少，并且污染严重，中国农产品成本高且进口额不断攀升，农业劳动力下降且老龄化，海外并购是保证中国农业安全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推动企业进行外延式发展，实现全球发展资源配置和全球运营的重要方式。整体看，中国农业‘走出去’的优势是大于制造业的，前景广阔。长远来看，机遇大于挑战。农业的产能合作亟待解决的就是加快顶层设计，并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