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专制，万恶之源
　　
　　甲：俗话说，“做了皇帝想升仙”。其实回头想想，皇帝又怎样？你看李后主、宋徽宗，还不是在地府之中，与法国朋友路易十六抱头——唉，路易十六连头也没了——痛哭？
　　乙：做路易十四，做“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类就不错。甲：秦始皇又怎样？一死了，尸骸的臭味还不是洋溢在《史记》？不到几天，小儿子还不是杀了大儿子，然后又胡作非为，断送了他辛苦经营、每天看公文到深夜的天下？
　　乙：你说得也对。汉武帝、唐太宗，还没有咽气，就要亲手逼死自己的儿子。大富大贵之家，往往连亲生骨肉也不能信赖，真惨。
　　甲：如果预见到靖康之耻、崖门之祸，宋太祖一定后悔《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那两场叫好又叫座的戏，这其实也是白费心机。
　　乙：如果预见土木之变、煤山之缢，明朝最先那两个暴君也不必如此心狠手辣。
　　甲：也难怪秦皇汉武，都想求神仙不死之药，永永远远看守着自己的江山。
　　乙:其实宋徽宗和李后主都值得同情，如果他们只做画家、只做词人，一定更有成就、更加快乐。
　　甲：最好是不能做、不想做皇帝的，不必，也不要做皇帝。做皇帝的，要事先考核及格，要有任期，权力要有限制；干不好的，老百姓可以用合理的方法把他拉下台。
　　乙：你这番话幸好是清朝亡了才说。不过，也实在应当如此，当然，这样一来，想做皇帝的人，必定大大减少，宁愿辟谷修炼、学做神仙了。
　　甲：中国古典小说戏剧里面成了正果的神仙，都很讲道德、很自制；一旦不甘寂寞，就会堕入魔道，“千年道行一朝丧”了。
　　
　　◎权力必须制衡
　　
　　乙：这可说是古人的理想。因为现实政治中，“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使人彻底腐败”的例子实在太多。
　　甲：是的。说这句名言的上世纪初的艾克顿勋爵，表现了非常超卓的政治智慧与历史见识，实在替英国文化大增光彩。我们中国古代当然也有“四时之运，功成者退”的哲理，可惜任何人有了权力、地位就都不想放，永远觉得：再多等一会儿吧，前面还有更大的成功。
　　乙：大人物一念之转，往往就泽及后世，或者误尽苍生。华盛顿以开国元勋之功，连任两次元首，就功成不居，并已帮助杰弗逊成立可以产生对立、制衡作用的政党；不学无术的袁世凯，从清廷、从孙中山，骗到了权力地位之后，就要做终生的皇帝。后来政治界，以至其他各界，又有无数继起的小袁世凯，我们中国真是何其不幸！
　　甲：人的因素，也取决于文化泥土。二次大战期间英国的邱吉尔、法国的戴高乐，盖世殊勋，功甫成而身不得不退。他们的制度、他们的传统，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国民文化性格，令他们不得不如此。
　　乙：是啊，并不是许多人可以学华盛顿，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华盛顿的个人气质与文化背景的。没有一种上下奉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习惯与制度，人很难克制权力欲的无限膨胀。你看许多所谓民主斗士，在野之时满口“人权”“自由”，一旦当权——甚至还在在野党派开会之时——那专制独裁、排斥异己的手段，比上一个执政者还要厉害。
　　甲：所以孟子说：“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古往今来，例子多不胜数了。
　　乙：他又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制度，也要人去设计、去执行，而人也要靠法制作为工具。
　　甲：而且法制订立了以后，设计者、执行者自己也要守法。孟子如果生在今日，一定加倍强调这个意思。“人治”与“法治”本来各有优点，现在我们谈起中国文化，总说人治太多、法治太少，就因为历来“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人太多了。
　　乙：这些人之中，还有不少被推为伟人、豪杰呢！
　　甲：许多人以为“有治人，无治法”，人始终比法重要；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交通警察会随机应变，交通灯只会按分秒时刻“显以颜色”；路牌、斑马线，更只会死死地站在路边躺在路上。
　　乙：不过，警察会贪污、会徇私，交通灯、斑马线不会。
　　甲：最重要还是执法者自己也要有守法的自觉性。中国人有一句老话：“立法严，行法恕”，这个讲法实在流弊太多。
　　乙：对啊，立法多如蜂窝里的针，执法随着当权者的心，有法不依、宽紧随意。许多中国人的地区，或者国家政治搞不好，或者城市交通搞不好，都是因此而致。
　　甲：香港是中国人为主的地区，新加坡也是华裔占了多数，似乎都是“立法慎，守法严”，所以情况比较良好。
　　乙：单看市面的交通秩序就好得多了！
　　
　　《中国文化对谈录》 陈耀南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5 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