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一场新“文学革命”，中国文学迫切需要从旧体式向新模式转变，建立新的诗学价值体系，从而解放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国新诗应运而生。中国新诗大量借鉴了国外的诗歌形式，本文通过徐志摩对泰戈尔诗歌译介的分析，说明对国外诗歌的翻译和中国诗人自身的创作是如何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中国新诗发展的。
关键词： 徐志摩 泰戈尔 翻译和创作 中国新诗
1.中国新诗的初创与外国诗歌的译介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这是一场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现代化的革命，它引发了中国的巨大变革，其影响波及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文学等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代表新兴阶级的意识形态试图推翻旧的意识形态，同时与之相呼应的大量文人志士作为改革的先锋，也迫切需要中国文学从旧体式向新模式转变。他们积极倡导中国新文学的创立，建立新的诗学价值体系，从而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一场新“文学革命”应运而生，而其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就是新诗的出现和发展，它是新“文学革命”的先锋，也为其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传统古诗源远流长，从《诗经》和《楚辞》一直发展到唐诗﹑宋词﹑元曲，无论从形式和内涵都堪称成熟完美，一直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宝贵财富。然而，它也似乎竖立起了一个无法逾越的诗学模式。新的文化形态需要新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旧的文学形式已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与当时人们，尤其是与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倡自由和解放，要求无拘无束地表达自由和民主的思想的呼声格格不入。因而当时新“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们认为，一场彻底的革命应当首先打破这一文学传统。
中国新诗的创立完全是白手起家，所以必然需要借鉴国外的诗歌形式。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和引进同中国自身新体诗的创立和发展在“五四”时期相辅相成，外国诗歌的翻译反映了中国意识形态革命和诗学变革的迫切需求，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想要彻底颠覆存在了两千多年的根深蒂固的旧传统和陈腐的文学模式的呼声。因而，国外翻译诗歌同中国作家自己的尝试和创作共同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创立和发展。
2.徐志摩对泰戈尔诗歌的译介
在当时中国激烈动荡的背景下和对中国新诗的探索炙热的渴望中，泰戈尔的诗歌被介绍到了中国。在1915年到1925年间，泰戈尔的散文诗在中国的译介，远远超过其他外国诗人。自陈独秀首先翻译了《吉檀迦利》中的四首并刊于1915年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2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作家和翻译家表现出介绍和翻译泰戈尔诗歌的极大热情，进入19世纪20年代，尤其是伴随着泰戈尔1924访华，中国掀起了一股“泰戈尔热”。（王珂2003：129）
徐志摩（1987-1931），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作为新月社的创建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和创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创作了大量诗文的同时，他也翻译了一大批种类丰富的外来文学作品，他所翻译的诗歌被收录在《徐志摩诗全集》和《徐志摩译诗集》里，其数量几乎占了他所有作品的四分之一。
徐志摩对于泰戈尔的推崇是不遗余力的，他极富热情地向中国人民介绍这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作家和他的作品，在泰戈尔1924年访华期间，他更是始终亲自陪同并担任翻译，两人建立了诚挚的友谊。
以下是他翻译的泰戈尔诗歌其中的一首：
谢恩
在骄傲的道上走着的人们，在他们的足下蹂躏着卑微的生命，地面上的嫩绿印着他们血染的脚踪；
让他们快活去，我们并且感谢你天帝的慈恩，因为他们占领这一天的风光。
但我却感谢我是卑微的共同着连命，他们忍受着，负载着权力的力量，他们掩护着他们的顽面，在黑暗中吞声的饮泣。
他们一阵阵的抽痛都已跳荡入你的黑夜的隐秘的深沈里，他们忍受的每一次侮辱归纳在你的伟大的沈默里。
清晨是他们的了。
太阳啊，升起来照着流血的心开作清晨的鲜花，也照出骄傲的火炬的夜宴萎成了灰烬。
原诗：
Thanks Giving
Those who walk on the path of pride， crushing the lowly life under their tread， covering the tender green of the earth with their footprints in blood；
Let them rejoice and thank you， God， for the day is theirs.
But I am thankful that my lot lies with the humble who suffer and bear the burden of power， and hide their faces， and stifle their sobs in the dark.
For every throb of their pain has pulsed in the secret depth of Your night， and every insult has been gathered into Your great silence.
And the morrow is theirs.
O Sun， rise upon the bleeding hearts blossoming in flowers of the morning， and the torchlight revelry of pride shrunken to ashes.
这首诗歌翻译于1924年11月，大概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诗的形式，同时在用词和结构上追求新意，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追求达到“陌生化”的效果。如诗文的最后一句，句序几乎未作任何改变。
（2）创造一些“新”词，构成译诗中内在的节律感。如“脚踪”，“慈恩”，“顽面”，“饮泣”，“深沈”，“沈默”等，这些鲜有的词汇在诗文内部相互关联，特色鲜明。
（3）在翻译中添加了一些原诗没有的意思。如把“thank you， God”翻译成“感谢你天帝的慈恩”；“hide their faces”译作“掩护着他们的顽面”；通过添加这一批“二字词”使得诗歌内部似乎更加互为呼应。
徐志摩的这种翻译风格体现了对新诗探索的阶段性特色。以胡适﹑刘半农等为代表的初期新诗的重点在于彻底解构传统诗歌的表述形态，追求“容易懂”和“散文式”的特征。这实际是初期新诗在面对传统汉语诗歌的厚重影响时在潜意识中所作出的一种过度反驳，一种矫枉过正的破坏性思维，一种依附于他者只知破坏而鲜顾建设的诗歌构筑方式。梁实秋后来评价：“新诗运动最早的几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篱，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陈爱中2006：73）
这种趋势发展到新月派得到了回归。新月派诗人对中国新诗的探索更为大胆，旗帜鲜明，他们反对“直白如话”的白话诗的表述形态，而是博采众长，进行多方面的尝试，强调诗歌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和韵律感。而徐志摩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当然，他的翻译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如，过于直译以至于有令人费解之处，比如将“I am thankful that my lot lies with the humble”翻译成“但我却感谢我是卑微的共同着连命”。虽然有些人对于徐志摩的翻译不置可否，但至少它体现的是一种大胆创新的趋势。而他这种大胆的新诗尝试在其自身的诗歌创作中更是可见一斑。
3.徐志摩自身的诗歌创作
徐志摩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在他短短34年的人生中，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收录在《志摩的诗》（1925）﹑《翡冷翠的一夜》（1927）﹑《猛虎集》（1931）和《云游》（1932）等诗集中。
以下是同样创作于1924年的《雪花的快乐》的节选（凌宇2000：103-104）：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这首诗歌中的节律感表现得更为突出，如“舞”和“处”，“扬”和“香”，“轻”和“襟”，但这些节律绝对异于中国传统的绝句和律诗；除了这些配合的韵脚外，诗中也会突然出现跳跃的旋律，如“-飞扬，飞扬，飞扬”和“-消溶，消溶，消溶”，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回应了诗人内心激昂的情思和想象。
徐志摩十分追求新诗的音律美，这一点在他的其他众多诗歌名篇中随处可见，也是新月派诗人极力共同推崇的新诗规范之一。总体来看，“诗歌新月不仅仅反驳了初期新诗过于的散漫﹑趋向解构的语言表述，而且在吸收传统和域外诗歌资源的情况下，大胆创造，为现代新诗确立了‘熟悉而又陌生’的语言表述理念”（陈爱中2006：84）。
4.结语
时代在不断前进，在“五四”运动这个风起云涌的历史关节点，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在呼唤彻底的革新，旧的传统被颠覆，必然需要建立新的秩序，这一过程注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伴随着青涩、彷徨、迷惘、探寻，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入和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前驱们响应时代的呼唤，勇敢地进行各种积极有益的开拓和尝试，回应革新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要求。
泰戈尔以及其他外国作家诗歌的翻译已成为目标语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下交相辉映，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中国新诗和中国新文学运动不断向前探索和发展，并同时深深影响着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王珂.印度诗歌及泰戈尔对我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VOL24（1）.
[2]凌宇选编.柔情与艳丽——志摩的诗[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
[3]陈爱中.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
关键词： 徐志摩 泰戈尔 翻译和创作 中国新诗
1.中国新诗的初创与外国诗歌的译介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这是一场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现代化的革命，它引发了中国的巨大变革，其影响波及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文学等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代表新兴阶级的意识形态试图推翻旧的意识形态，同时与之相呼应的大量文人志士作为改革的先锋，也迫切需要中国文学从旧体式向新模式转变。他们积极倡导中国新文学的创立，建立新的诗学价值体系，从而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一场新“文学革命”应运而生，而其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就是新诗的出现和发展，它是新“文学革命”的先锋，也为其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传统古诗源远流长，从《诗经》和《楚辞》一直发展到唐诗﹑宋词﹑元曲，无论从形式和内涵都堪称成熟完美，一直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宝贵财富。然而，它也似乎竖立起了一个无法逾越的诗学模式。新的文化形态需要新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旧的文学形式已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与当时人们，尤其是与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倡自由和解放，要求无拘无束地表达自由和民主的思想的呼声格格不入。因而当时新“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们认为，一场彻底的革命应当首先打破这一文学传统。
中国新诗的创立完全是白手起家，所以必然需要借鉴国外的诗歌形式。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和引进同中国自身新体诗的创立和发展在“五四”时期相辅相成，外国诗歌的翻译反映了中国意识形态革命和诗学变革的迫切需求，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想要彻底颠覆存在了两千多年的根深蒂固的旧传统和陈腐的文学模式的呼声。因而，国外翻译诗歌同中国作家自己的尝试和创作共同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创立和发展。
2.徐志摩对泰戈尔诗歌的译介
在当时中国激烈动荡的背景下和对中国新诗的探索炙热的渴望中，泰戈尔的诗歌被介绍到了中国。在1915年到1925年间，泰戈尔的散文诗在中国的译介，远远超过其他外国诗人。自陈独秀首先翻译了《吉檀迦利》中的四首并刊于1915年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2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作家和翻译家表现出介绍和翻译泰戈尔诗歌的极大热情，进入19世纪20年代，尤其是伴随着泰戈尔1924访华，中国掀起了一股“泰戈尔热”。（王珂2003：129）
徐志摩（1987-1931），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作为新月社的创建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和创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创作了大量诗文的同时，他也翻译了一大批种类丰富的外来文学作品，他所翻译的诗歌被收录在《徐志摩诗全集》和《徐志摩译诗集》里，其数量几乎占了他所有作品的四分之一。
徐志摩对于泰戈尔的推崇是不遗余力的，他极富热情地向中国人民介绍这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作家和他的作品，在泰戈尔1924年访华期间，他更是始终亲自陪同并担任翻译，两人建立了诚挚的友谊。
以下是他翻译的泰戈尔诗歌其中的一首：
谢恩
在骄傲的道上走着的人们，在他们的足下蹂躏着卑微的生命，地面上的嫩绿印着他们血染的脚踪；
让他们快活去，我们并且感谢你天帝的慈恩，因为他们占领这一天的风光。
但我却感谢我是卑微的共同着连命，他们忍受着，负载着权力的力量，他们掩护着他们的顽面，在黑暗中吞声的饮泣。
他们一阵阵的抽痛都已跳荡入你的黑夜的隐秘的深沈里，他们忍受的每一次侮辱归纳在你的伟大的沈默里。
清晨是他们的了。
太阳啊，升起来照着流血的心开作清晨的鲜花，也照出骄傲的火炬的夜宴萎成了灰烬。
原诗：
Thanks Giving
Those who walk on the path of pride， crushing the lowly life under their tread， covering the tender green of the earth with their footprints in blood；
Let them rejoice and thank you， God， for the day is theirs.
But I am thankful that my lot lies with the humble who suffer and bear the burden of power， and hide their faces， and stifle their sobs in the dark.
For every throb of their pain has pulsed in the secret depth of Your night， and every insult has been gathered into Your great silence.
And the morrow is theirs.
O Sun， rise upon the bleeding hearts blossoming in flowers of the morning， and the torchlight revelry of pride shrunken to ashes.
这首诗歌翻译于1924年11月，大概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诗的形式，同时在用词和结构上追求新意，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追求达到“陌生化”的效果。如诗文的最后一句，句序几乎未作任何改变。
（2）创造一些“新”词，构成译诗中内在的节律感。如“脚踪”，“慈恩”，“顽面”，“饮泣”，“深沈”，“沈默”等，这些鲜有的词汇在诗文内部相互关联，特色鲜明。
（3）在翻译中添加了一些原诗没有的意思。如把“thank you， God”翻译成“感谢你天帝的慈恩”；“hide their faces”译作“掩护着他们的顽面”；通过添加这一批“二字词”使得诗歌内部似乎更加互为呼应。
徐志摩的这种翻译风格体现了对新诗探索的阶段性特色。以胡适﹑刘半农等为代表的初期新诗的重点在于彻底解构传统诗歌的表述形态，追求“容易懂”和“散文式”的特征。这实际是初期新诗在面对传统汉语诗歌的厚重影响时在潜意识中所作出的一种过度反驳，一种矫枉过正的破坏性思维，一种依附于他者只知破坏而鲜顾建设的诗歌构筑方式。梁实秋后来评价：“新诗运动最早的几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篱，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陈爱中2006：73）
这种趋势发展到新月派得到了回归。新月派诗人对中国新诗的探索更为大胆，旗帜鲜明，他们反对“直白如话”的白话诗的表述形态，而是博采众长，进行多方面的尝试，强调诗歌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和韵律感。而徐志摩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当然，他的翻译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如，过于直译以至于有令人费解之处，比如将“I am thankful that my lot lies with the humble”翻译成“但我却感谢我是卑微的共同着连命”。虽然有些人对于徐志摩的翻译不置可否，但至少它体现的是一种大胆创新的趋势。而他这种大胆的新诗尝试在其自身的诗歌创作中更是可见一斑。
3.徐志摩自身的诗歌创作
徐志摩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在他短短34年的人生中，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收录在《志摩的诗》（1925）﹑《翡冷翠的一夜》（1927）﹑《猛虎集》（1931）和《云游》（1932）等诗集中。
以下是同样创作于1924年的《雪花的快乐》的节选（凌宇2000：103-104）：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这首诗歌中的节律感表现得更为突出，如“舞”和“处”，“扬”和“香”，“轻”和“襟”，但这些节律绝对异于中国传统的绝句和律诗；除了这些配合的韵脚外，诗中也会突然出现跳跃的旋律，如“-飞扬，飞扬，飞扬”和“-消溶，消溶，消溶”，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回应了诗人内心激昂的情思和想象。
徐志摩十分追求新诗的音律美，这一点在他的其他众多诗歌名篇中随处可见，也是新月派诗人极力共同推崇的新诗规范之一。总体来看，“诗歌新月不仅仅反驳了初期新诗过于的散漫﹑趋向解构的语言表述，而且在吸收传统和域外诗歌资源的情况下，大胆创造，为现代新诗确立了‘熟悉而又陌生’的语言表述理念”（陈爱中2006：84）。
4.结语
时代在不断前进，在“五四”运动这个风起云涌的历史关节点，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在呼唤彻底的革新，旧的传统被颠覆，必然需要建立新的秩序，这一过程注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伴随着青涩、彷徨、迷惘、探寻，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入和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前驱们响应时代的呼唤，勇敢地进行各种积极有益的开拓和尝试，回应革新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要求。
泰戈尔以及其他外国作家诗歌的翻译已成为目标语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下交相辉映，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中国新诗和中国新文学运动不断向前探索和发展，并同时深深影响着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王珂.印度诗歌及泰戈尔对我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VOL24（1）.
[2]凌宇选编.柔情与艳丽——志摩的诗[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
[3]陈爱中.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