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河北大水灾

来源 :特别健康·上半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narco008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3年8月,儿时的我经历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场大水灾,也就是闻名于世的河北大水灾,现在想起来依然惊心动魄。
  我的家乡在冀中平原,村北是一条大沙河,出村东口两华里便是京广铁路。雨是从8月3日开始下的。平日阴天下雨是常事,谁也没有放在心上。雨下了两天两夜后,有人去村外看庄稼,发现地里的水已经饱和,开始往地头的排水沟里流。但天空依然乌云翻滚,尤其是黑压压的云层很低,像千万匹黑马向南奔腾着,很恐怖,吓得小孩不敢朝天上看。这时,已经有不少人家的房屋开始漏水,屋里的地上,甚至炕头上,都摆上了接水的盆盆罐罐。待到第三天,已是沟满壕平,老太太们开始上香祈祷日出天晴。孩子们则把棒槌用绳子吊在屋门的门头上、小树杈上,用手晃动,边晃边唱童谣:“棒槌棒槌悠悠,晴天红日头……”就这两句,反反复复地唱个不停,而房檐上流下的雨水声,哗哗啦啦,让人心慌意乱,愁绪纷攘,坐卧不宁。
  待到第四日,天依旧阴云密布,没有一丝裂缝,雨时大时小,没完没了。到后晌,雨下成“白汤灌”,如瓢泼一般。这天夜里,大人都不敢入睡,显得焦躁不安。这时候,村干部站在房顶上向全村喊话:“社员同志们注意听了,上级通知,西山口的水库告急,决定提闸放水!再不泄洪,水库就有决堤的危险!”全村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来了。要知道,水库在我们村子西南方向30里处山垭口,往西,是半山区;往东,则是一望无际的冀中大平原。在水库憋得水性大发的洪水,一旦冲出牢笼,将会是什么情景?还好,起初泄洪提闸程度并不太大。泄下的洪水,咆哮着进入我们村南八公里远的河道较宽阔的潴龙河。这时,竟有好事的青壮年男子,带着生产用的大铁叉与粗长绳子,前往潴龙河叉鱼。因为他们平日听说水库里的鱼大的有二三十斤重,水库提闸放水,有的鱼会顺洪而下。果不其然,他们回来时,肩上的铁叉把上系着粗绳子,绳子的另一端从大鱼的嘴中穿出系牢,就这么连扛带扯把两条三十来斤重的大鱼弄了回来。我们这个历来干旱的村子,哪见过比小孩子还要大的鱼?人们暂时忘记了忧愁,忙着杀鱼、刮鳞,在街头支起大铁锅,开始清水煮鱼。打鱼的人介绍:“这鱼从溢洪道冲出来时被撞昏了,就这样,我们用铁叉叉住后,几个人都摁不住。若不然,休想!”吃过鱼,短暂的兴奋之后,愁苦又重新占据了每个人的心头。夜晚,时而传来沉闷的扑通扑通的声音———那是土坯房子倒塌的声音。一夜之间,就有十多间房屋在雨中倒塌。此时,再顽皮捣蛋的孩子也老实下来,抱着娘亲的腿不肯离开半步。
  到第五天早晨,人们吃惊地发现,村里的水已经不再往外流,老鼠都爬到了树上。这说明,建筑在高处的村庄已经被洪水包围。霎时间,人们都傻眼了。若不撤离,全村人面临的将是灭顶之灾!这时,生产队长分析认为,西部山区的水汹涌而来,村北大沙河上京广铁路架的五孔大桥哪来得及泄洪?于是,他高声喊道:“青壮年们,带上家伙,扒铁路去!”这个想法和行动事关重大,人人都知道,京广铁路是国家的南北大动脉,谁敢扒?但在生死关头,真是一呼百应!就在他们刚刚动手扒路基之际,上级派人来了,阻止了这一冒险行为,并组织人们撤离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庄。
  我随母亲带着家中仅有的那些米和面,到二十多里远的一位亲戚家躲避水灾。到8月9日,连续下了七天七夜的雨终于停了。洪水渐渐退去,人们开始返回家园。
  就在大人们奋力开展生产自救的时候,我们这些顽童,却比他们多了几分惊喜和欢乐。因为洪水退了,但地势较低的玉米和高粱地里的水还有我们的腰那么深,里面有许多小鱼在游,我们便用筛子在水里撵鱼捞鱼,一个个乐颠颠的。甚至,还发现了我们这里过去压根见不到的小虾和河蚌,让我们欣喜若狂。也有成年人捞了稍微大些的鱼,做成酥鱼,用铁桶盛了,挂在自行车后座的外侧,沿街叫卖。可惜当时家境不好,没有钱去买,因此,能够吃上酥鱼成为我儿时最大的愿望。
  后来有资料显示,当时由于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等地区连降暴雨,引起太行山的山洪和海河各水系的特大洪水一齐向平原灌注……2200余万人受灾。同年11月17日,毛泽东为《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
其他文献
解放前,为了对付反动当局对进步书刊的查禁,革命人士大量采用一种叫“伪装书”的办法。  有一个进步刊物,用了一个《脑膜炎预防法》的书名,暗寓可以医治思想、清醒头脑的意思。有一次,有人拿了一本到上海邮局寄发,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驻邮局的检查老爷看到。这位“老爷”刚一伸手,立即缩回去,捏着鼻子走掉了。原来,他以为看这种书的人已经有脑膜炎症状,自己赶快躲开为是。  有的书甚至用庸俗的名称,如《中国共产党第六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会期间,父亲接到命令:为病中的毛泽东录制相声。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当初是谁作出了一个这样大胆的决定?是谁制定了录像的内容?为什么只选中侯宝林的?为什么多数为传统作品而很少新编的?为什么最终只录制了十个大段和两个小段?毛泽东到底看到这些录像没有?没人解答。当然,这些现在已经不再重要了。  从1965年10月父亲最后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到1975年在中央电视台录像,时
那一年霜降,我才16岁,看着丰收了的红薯,父亲决定到几十里外的集镇上卖掉一些贴补家用。于是我们头天傍晚就把家里那辆破旧的架子车装好,第二天凌晨3点钟父亲就把我叫醒,摸着黑一刻也不敢怠慢地踏上了赶集卖红薯的路程。  我和父亲轮流拉着几百斤重的东西,互相帮扶着跋涉几十里来到了镇上,方感到深秋的凉风呼呼地迎面吹过。这时,我们才顾得上彼此打量一番:只见我和父亲被露水打湿的身上,早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怎
卢慕飞与邵启晨都是1964年上的高中,两人不仅在同一个班,而且还是同桌。  卢慕飞与邵启晨皆有文学天赋,刚读高一,他俩就很谈得拢了。那两年,他们的作文经常轮番或同时被语文老师看中,拿到课堂上朗读、评讲。这种时候,他俩总是相视一笑。间或,两人也会在上课时做“小动作”———悄悄传阅报刊上的某篇佳作。可以这么说,双方都当得起“同窗好友”这四个字。  1966年夏,“文革”汹涌而来,裹挟一切,冲击一切,自
20世纪70年代,我在前卫歌舞团工作,经常随团赴各海防部队慰问演出。当时部队和地方百姓的文化生活都十分枯燥。团里的女演员一个个身材修长,婷婷然,袅袅然;男演员一个个潇洒英俊,堂堂哉,灵灵哉。前卫的到来不用发海报,战士和百姓就奔走相告。演出尚未进行,演员们走到哪里,都会引来跷脚探首的围观者。  每次演出前后,歌舞团都会受到军、师、团三级领导和地方政府殷勤的款待。在烟台、长岛、荣城、石岛,摆的都是“海
用薯干做的酒,品名薯干酒,九毛八一斤,也不便宜。我在生产队一天整劳力值三毛五,得干小三天才能买一斤。后来有机会喝了,进嘴辣,烧嗓子,落肚后腾地点着火一般,再猛地蹿到脑瓜顶。头就发晕,脚下轻飘飘,就兴奋,忘了烦恼。那年月深山沟社员有两大快乐:喝酒与偷情。偷情有风险,喝酒没风险,就是缺酒钱。  那年秋天分红,生产队长扣了我两块一毛钱,说替你打酒了,晚上来我家让你婶炒几个菜。队长是直接领导,我不敢说啥,
我管的二百多亩稻田分成四档田,整整齐齐排列在两条笔直的农渠两边。稻田一边靠着农渠,另一边是深深的排水沟。排水沟两旁耸立着高大的芦苇,茂密得透不进风去,如同一堵绿色的高墙。  在我前方,静悄悄的芦苇丛中,清晰地传来划水声,像野鸭子在水面上欢快地扇动翅膀。  我赤着脚,用铁锹小心翼翼地拨开芦苇,一直蹚到芦苇丛的深处。水声更清亮了。哗啦哗啦之后,是淅淅沥沥的细流声,宛如水滴和野草在悄悄地细语。这不像是野
1936年3月的一天,父亲要饭走到一户人家。看见大门口站着一位姑娘,父亲走上前说:“大妹子,给我一口饭吃吧。”姑娘看我父亲很可怜,就跑回家拿了一个菜窝窝递给我父亲,而后说:“咱们都是穷苦人家啊!”她又问我父亲是哪个村的人,多大年龄了,有媳妇没有。我父亲详细自我介绍。姑娘听了很同情,她觉得我父亲是诚实、善良的人。二人说着说着都有了心思。  姑娘回家后,就给父母讲了我父亲的情况和她自己的心思。她父母说
我小时,在工厂加工粮食的父亲用每月32元的工资养活五口之家,还要节衣缩食省出钱来寄给奶奶。  有一年年底,工厂发了15元救济款,我便央求着要吃肉。母亲说,拿救济款买肉吃会惹闲话的。父亲在旁边安慰我:猪肉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年三十那天晚上,年夜饭是素馅饺子。这算过的什么年呢,一点儿肉都吃不上!我很难过。初一早上睁开眼,依稀闻到鲜美的肉味,还以为是在做梦,爬起来一看,原来是父亲在吃肉,他小心翼翼
1976年4月5日,好友徐怀中在北京参加了“天安门事件”,回南京后,向我传阅了十多首“天安门诗抄”,后来我又从大姐夫肖宗齐那里抄录了几首。大姐和大姐夫千叮咛、万嘱咐:这些“天安门诗抄”只能躲在家里偷偷地看,千万不能外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在“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时代,读罢这些诗抄,谁不动容?一次酒后,我情不自禁地将这十多首投枪、匕首般的诗歌传阅给同事张某某和段文化。很快,张某某在向别人传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