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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东欧、中亚一些国家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美国势力在做好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基础上，制造或利用某种突发事件所策动的以建立亲美政权为目的的政变。尽管经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些国家的性质已经由社会主义变成了资本主义，但美国势力仍不满足，他们再次策动政变，其目的只是要使它们的政府更加无条件地追随自己而已。
这类政变之所以能够轻易地获得成功，除了由于有美国在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支持以外，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和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因为这些政府是在自己的国家向资本主义蜕变以后建立的。他们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由此使自己在根本上站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从而失去了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支持。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买办性，他们是不会反对在本国建立一个无条件地追随美国的政权的。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亲美势力仅仅收买了少数人，几乎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就把那里的政府一个接一个地颠覆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权同东欧、中亚一些国家的政权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是，那里发生的事件对于我们仍然具有警示的作用。我们必须认真地思考一下，中国是否存在着可以被用来策动突发事件的诱因；而如果事件一旦发生了，我们又是否拥有足够的依靠力量来加以平息。
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只要我们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够动摇乃至颠覆中国的人民政权的。
那么，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中，是不是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邓小平晚年对此所作的战略性思考。
邓小平曾反复告诫全党，发展是硬道理。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必须通过发展才能加以解决，或者只有通过发展才能为它们的解决创造必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问题不放，对此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疏忽和懈怠。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发展就是一切，只要发展了，什么问题就都可以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了。他郑重地提醒人们：“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他这里说的问题，主要不是指生产力方面的问题，而是指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突出的是指两极分化的问题。他说：“少部分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他认为，“分配问题大得很”。“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己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更困难。”（《邓小平年谱》下卷第１３０４页）他说：“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邓小平年谱》下卷第１３１７页）他还说：“中国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中，也不会有稳定。”而没有稳定，是不可能发展的。（《邓小平年谱》下卷第１３１２页）
分配问题怎样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应当看到，生产发展的水平，决定着有多少数量的产品可供分配，所以，我们必须抓好发展这件大事；同时又要看到，既定数量的产品如何分配，主要取决于所有制的状况，所以，我们又必须理顺生产关系，尤其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处理好第二次、第三次分配的问题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处理好第一次分配的问题。邓小平讲得很清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邓小平年谱》下卷第１３１２页）什么叫搞社会主义？他反复说明：“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１１页）实际上，足以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最大的问题，可能就发生在这里。
我们的党历来强调，必须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不能搞私有化。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切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的。我们应当全面地落实十六大的这个方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使之成为我们最广大的依靠力量?鸦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我们党和政府的群众基础。所以，我们决不能只讲一个“毫不动摇”而不讲另一个“毫不动摇”，不能在实际上只抓一个“毫不动摇”而不抓另一个“毫不动摇”，也不能抓一个“毫不动摇”很有力度而抓另一个“毫不动摇”很少力度，甚至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不采取实际行动。所有这些，都是违背党的方针的，都必须予以纠正。实际上，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如果不“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以致弄得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不存在了，我们又靠什么去“鼓励、支持”尤其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呢？
不容忽略的事实在于，私有化的思潮已经成为我们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严重障碍。一些人往往打着关心生产力发展的旗号，在鼓吹和推行私有化的主张。他们认定，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只有搞私有化，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一些党员乃至党的干部，也成了这种思潮的俘虏。这类情况，在政治上孕育着严重的危险。
应当毫不含糊地指出，所谓只有私有化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种说法，是某些人刻意制造的神话，既没有理论的根据，也经不住历史事实的检验。
我们知道，旧中国搞的是私有化，那时的中国还不是积贫积弱，经济凋蔽，民不聊生？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中国的经济不是以旧时代所不能设想的速度发展起来了吗？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７８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年增长率是８．２％，其中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年增长率是１１．４％。这个增幅，是大大高于实行私有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６７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取得的。这些历史的事实，生动地证明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对生产力所起的巨大的促进作用。私有化的鼓吹者企图抹煞这个事实，是徒劳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人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否定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就被挖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政权就会失去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这样一来，它的巩固也将成为不可能的了。
这就是说，为了防范“颜色革命”，一旦遭遇这类突发事件也能够迅速、有效地加以处置，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有广大劳动人民的坚定的拥护和支持。实际上，在关键时刻，只有他们才能挺身而出，来捍卫人民政权和党的执政地位。而为了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坚定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就必须坚决地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为此，我们要认真地做许多工作，其中特别紧要的，就是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切实发挥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在国家政权中和在企、事业单位中的主人公作用。
这类政变之所以能够轻易地获得成功，除了由于有美国在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支持以外，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和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因为这些政府是在自己的国家向资本主义蜕变以后建立的。他们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由此使自己在根本上站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从而失去了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支持。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买办性，他们是不会反对在本国建立一个无条件地追随美国的政权的。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亲美势力仅仅收买了少数人，几乎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就把那里的政府一个接一个地颠覆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权同东欧、中亚一些国家的政权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是，那里发生的事件对于我们仍然具有警示的作用。我们必须认真地思考一下，中国是否存在着可以被用来策动突发事件的诱因；而如果事件一旦发生了，我们又是否拥有足够的依靠力量来加以平息。
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只要我们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够动摇乃至颠覆中国的人民政权的。
那么，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中，是不是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邓小平晚年对此所作的战略性思考。
邓小平曾反复告诫全党，发展是硬道理。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必须通过发展才能加以解决，或者只有通过发展才能为它们的解决创造必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问题不放，对此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疏忽和懈怠。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发展就是一切，只要发展了，什么问题就都可以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了。他郑重地提醒人们：“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他这里说的问题，主要不是指生产力方面的问题，而是指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突出的是指两极分化的问题。他说：“少部分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他认为，“分配问题大得很”。“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己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更困难。”（《邓小平年谱》下卷第１３０４页）他说：“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邓小平年谱》下卷第１３１７页）他还说：“中国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中，也不会有稳定。”而没有稳定，是不可能发展的。（《邓小平年谱》下卷第１３１２页）
分配问题怎样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应当看到，生产发展的水平，决定着有多少数量的产品可供分配，所以，我们必须抓好发展这件大事；同时又要看到，既定数量的产品如何分配，主要取决于所有制的状况，所以，我们又必须理顺生产关系，尤其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处理好第二次、第三次分配的问题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处理好第一次分配的问题。邓小平讲得很清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邓小平年谱》下卷第１３１２页）什么叫搞社会主义？他反复说明：“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１１页）实际上，足以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最大的问题，可能就发生在这里。
我们的党历来强调，必须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不能搞私有化。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切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的。我们应当全面地落实十六大的这个方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使之成为我们最广大的依靠力量?鸦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我们党和政府的群众基础。所以，我们决不能只讲一个“毫不动摇”而不讲另一个“毫不动摇”，不能在实际上只抓一个“毫不动摇”而不抓另一个“毫不动摇”，也不能抓一个“毫不动摇”很有力度而抓另一个“毫不动摇”很少力度，甚至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不采取实际行动。所有这些，都是违背党的方针的，都必须予以纠正。实际上，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如果不“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以致弄得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不存在了，我们又靠什么去“鼓励、支持”尤其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呢？
不容忽略的事实在于，私有化的思潮已经成为我们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严重障碍。一些人往往打着关心生产力发展的旗号，在鼓吹和推行私有化的主张。他们认定，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只有搞私有化，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一些党员乃至党的干部，也成了这种思潮的俘虏。这类情况，在政治上孕育着严重的危险。
应当毫不含糊地指出，所谓只有私有化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种说法，是某些人刻意制造的神话，既没有理论的根据，也经不住历史事实的检验。
我们知道，旧中国搞的是私有化，那时的中国还不是积贫积弱，经济凋蔽，民不聊生？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中国的经济不是以旧时代所不能设想的速度发展起来了吗？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７８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年增长率是８．２％，其中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年增长率是１１．４％。这个增幅，是大大高于实行私有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６７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取得的。这些历史的事实，生动地证明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对生产力所起的巨大的促进作用。私有化的鼓吹者企图抹煞这个事实，是徒劳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人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否定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就被挖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政权就会失去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这样一来，它的巩固也将成为不可能的了。
这就是说，为了防范“颜色革命”，一旦遭遇这类突发事件也能够迅速、有效地加以处置，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有广大劳动人民的坚定的拥护和支持。实际上，在关键时刻，只有他们才能挺身而出，来捍卫人民政权和党的执政地位。而为了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坚定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就必须坚决地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为此，我们要认真地做许多工作，其中特别紧要的，就是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切实发挥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在国家政权中和在企、事业单位中的主人公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