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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本着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并成功运用于香港问题的解决。在中英谈判中，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制定了基本方针和政策，对促进香港问题会谈的顺利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邓小平 一国两制 中英会谈 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的解决是令世界瞩目的重大事件，是与邓小平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邓小平在此问题上的历史作用。
一、坚持原则，主权至上，促进中英会谈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与此同时，随着中英关系的日趋改善和“新界”租期届满之日逐渐接近，英国方面一反讳言香港问题的态度，开始表示愿意与中国解决“新界”问题。但英国政府并无意结束它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因为香港对英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是国王“王冠上的珍珠”。
1982年9月24日，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会晤。香港问题是英国在19世纪攫取中国主权而造成的，解决香港问题实质上就是恢复中国行使香港地区的主权。因此，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首先涉及的关键问题就是主权问题。在会见中，撒切尔夫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她断言，保持香港现有政治地位是中国“四化”成功的必要条件。由中国取代英国的管制，“香港就会崩溃”，就会危及中国的“四化”建设。[1]P261-262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一是主权问题，双方要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二是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采取的政策，也就是如何管理香港；三是从现在起到1997年15年中的安排，也就是双方如何合作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2]P12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为随后中英谈判确定的三个主要议题。邓小平对每个议题的阐述就成为我方在香港问题上谈判的指导原则。邓小平坦率地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英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谈判，商谈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 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周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3]P380“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如果说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所说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希望从这次访问开始，两国外交官员做出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我相信我们会收回香港并做出各方面都会接受的政策。”[2]P14很显然，邓小平的谈话，表明了爱国者的坚定、革命者的胆略和政治家的高瞻远瞩。
二、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为解决香港问题开辟道路
在中英会谈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它是邓小平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集中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是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一个中国”是“一国两制”的根本出发点。祖国统一后，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两种制度的并存，是“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第三，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这是“一国两制”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用“一国两制”实现统一后，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就是说，在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有12亿人口的大陆地区是这个国家的主体，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的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第四，实行“高度自治”是“一国两制”的基本特征。祖国统一后，香港、澳门、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可享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没有而其独有的某些权利，中央不派人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全国人大也在立法方面采取了行动，于1982年1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做了具体的规定。邓小平说：“用‘一国两制’解决统一问题，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可以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2]P13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有其现实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基础。因此，邓小平强调：“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2]P60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说：“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会变成一个萧条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2]P101-102因此，“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提出，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求实精神和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的恢弘气度。
三、讲求灵活、注重现实，制定具体的政策和原则
从1984年4月第四十二次会谈后，中英会谈转入讨论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的事项。这一阶段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机构。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提出：在过渡时期有许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不行，可以考虑这个机构设在香港而轮流在香港、北京和伦敦开会。杰弗里·豪当时同意在邓小平的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于是，中方在会谈中建议在香港设立常设机构——中英联合小组。出乎意料的是，英方反对在香港建立任何形式的常设机构。而且，英方甚至不同意正式确定1997年以前为过渡时期。在以后的3个多月里，英方一直坚持这个立场，使谈判陷入僵局。 7月底，杰弗里·豪再次应邀访华。中方在会谈中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表示如果英方同意在香港建立中英联合小组，那么该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以及1997年后是否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都可以商量。杰弗里·豪表示可以考虑，最后双方决定设立中英联合小组。小组于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2000年1月1日予以撤销。针对香港议员团伦敦之行散布的中国种种怀疑论调，邓小平郑重指出：“不相信中国人民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留下的思想状态。”“如果还有人谈信心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的政府没有信任感。那么，其他一切都谈不上了。我们相信香港人能管理好香港，决不能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2]P58-61这些思想对于保证香港的平稳过渡和回归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英会谈的成功，应归功于中国领导人务实的外交政策。邓小平本着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实事求是精神，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并据此制定了“恢复行使主权，保持稳定繁荣”的基本方针，制定了一系列的基本政策，对促进香港问题的基本实现发挥了最重要作用。中英谈判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构想为指导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在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采纳了英方提出的各种合理建议。英国方面特别是撒切尔夫人，对“一国两制”由起初的怀疑到理解和接受，对推动谈判取得突破起到了重要作用。她承认：“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为香港特殊的历史环境提出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4]杰弗里·豪也指出：“如果不是中国政府的富有远见的和现实主义的态度，是不可以达成这个协议的。”[5]
中国政府以这种独创性的和平方式收回香港，在国际事务中实属创举。时任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说：“在紧张和对抗不幸笼罩着世界许多地区的时候，对香港未来地位的谈判成功，被毫无疑问地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有效的、静悄悄外交的一项极为突出的范例。”[6]时任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呼吁：朝鲜南北双方也学习香港方式，各维持现行的经济制度不变，实现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意义远远超过它所解决的现实政治问题。它为解决世界上国家之间、一国之内的历史遗留争端开创了有效的途径，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和道路。它已超出了一国范围，成为当今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具有伟大意义的思想学说。○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撒切尔著.唐宁街岁月[M].李宏强，译.伦敦：伦敦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当代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4]人民日报[N].1984-12-20.
[5]人民日报[N].1994-9-21.
[6]红旗[J].1984（20）.
责任编辑 彭月才
[关键词] 邓小平 一国两制 中英会谈 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的解决是令世界瞩目的重大事件，是与邓小平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邓小平在此问题上的历史作用。
一、坚持原则，主权至上，促进中英会谈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与此同时，随着中英关系的日趋改善和“新界”租期届满之日逐渐接近，英国方面一反讳言香港问题的态度，开始表示愿意与中国解决“新界”问题。但英国政府并无意结束它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因为香港对英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是国王“王冠上的珍珠”。
1982年9月24日，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会晤。香港问题是英国在19世纪攫取中国主权而造成的，解决香港问题实质上就是恢复中国行使香港地区的主权。因此，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首先涉及的关键问题就是主权问题。在会见中，撒切尔夫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她断言，保持香港现有政治地位是中国“四化”成功的必要条件。由中国取代英国的管制，“香港就会崩溃”，就会危及中国的“四化”建设。[1]P261-262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一是主权问题，双方要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二是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采取的政策，也就是如何管理香港；三是从现在起到1997年15年中的安排，也就是双方如何合作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2]P12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为随后中英谈判确定的三个主要议题。邓小平对每个议题的阐述就成为我方在香港问题上谈判的指导原则。邓小平坦率地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英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谈判，商谈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 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周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3]P380“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如果说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所说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希望从这次访问开始，两国外交官员做出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我相信我们会收回香港并做出各方面都会接受的政策。”[2]P14很显然，邓小平的谈话，表明了爱国者的坚定、革命者的胆略和政治家的高瞻远瞩。
二、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为解决香港问题开辟道路
在中英会谈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它是邓小平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集中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是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一个中国”是“一国两制”的根本出发点。祖国统一后，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两种制度的并存，是“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第三，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这是“一国两制”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用“一国两制”实现统一后，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就是说，在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有12亿人口的大陆地区是这个国家的主体，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的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第四，实行“高度自治”是“一国两制”的基本特征。祖国统一后，香港、澳门、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可享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没有而其独有的某些权利，中央不派人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全国人大也在立法方面采取了行动，于1982年1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做了具体的规定。邓小平说：“用‘一国两制’解决统一问题，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可以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2]P13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有其现实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基础。因此，邓小平强调：“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2]P60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说：“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会变成一个萧条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2]P101-102因此，“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提出，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求实精神和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的恢弘气度。
三、讲求灵活、注重现实，制定具体的政策和原则
从1984年4月第四十二次会谈后，中英会谈转入讨论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的事项。这一阶段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机构。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提出：在过渡时期有许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不行，可以考虑这个机构设在香港而轮流在香港、北京和伦敦开会。杰弗里·豪当时同意在邓小平的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于是，中方在会谈中建议在香港设立常设机构——中英联合小组。出乎意料的是，英方反对在香港建立任何形式的常设机构。而且，英方甚至不同意正式确定1997年以前为过渡时期。在以后的3个多月里，英方一直坚持这个立场，使谈判陷入僵局。 7月底，杰弗里·豪再次应邀访华。中方在会谈中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表示如果英方同意在香港建立中英联合小组，那么该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以及1997年后是否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都可以商量。杰弗里·豪表示可以考虑，最后双方决定设立中英联合小组。小组于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2000年1月1日予以撤销。针对香港议员团伦敦之行散布的中国种种怀疑论调，邓小平郑重指出：“不相信中国人民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留下的思想状态。”“如果还有人谈信心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的政府没有信任感。那么，其他一切都谈不上了。我们相信香港人能管理好香港，决不能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2]P58-61这些思想对于保证香港的平稳过渡和回归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英会谈的成功，应归功于中国领导人务实的外交政策。邓小平本着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实事求是精神，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并据此制定了“恢复行使主权，保持稳定繁荣”的基本方针，制定了一系列的基本政策，对促进香港问题的基本实现发挥了最重要作用。中英谈判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构想为指导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在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采纳了英方提出的各种合理建议。英国方面特别是撒切尔夫人，对“一国两制”由起初的怀疑到理解和接受，对推动谈判取得突破起到了重要作用。她承认：“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为香港特殊的历史环境提出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4]杰弗里·豪也指出：“如果不是中国政府的富有远见的和现实主义的态度，是不可以达成这个协议的。”[5]
中国政府以这种独创性的和平方式收回香港，在国际事务中实属创举。时任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说：“在紧张和对抗不幸笼罩着世界许多地区的时候，对香港未来地位的谈判成功，被毫无疑问地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有效的、静悄悄外交的一项极为突出的范例。”[6]时任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呼吁：朝鲜南北双方也学习香港方式，各维持现行的经济制度不变，实现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意义远远超过它所解决的现实政治问题。它为解决世界上国家之间、一国之内的历史遗留争端开创了有效的途径，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和道路。它已超出了一国范围，成为当今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具有伟大意义的思想学说。○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撒切尔著.唐宁街岁月[M].李宏强，译.伦敦：伦敦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当代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4]人民日报[N].1984-12-20.
[5]人民日报[N].1994-9-21.
[6]红旗[J].1984（20）.
责任编辑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