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喜事件发生后，有人指出国外企业在华违法成本低廉，让洋快餐更容易“变坏”，甚至被国外食品业违法者视为“天堂”，此言虽不乏夸张，但也有案可查。
　　而如果更进一步追问，这样的“失控”究竟是无法避免还是有意“放水”？虽然现在还不能下最后判断，但一个不可否认的商业规律是：在利润面前，法律并非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尤其当违法成本很低的时候。这一点在全球皆准，对来到中国的外企也不例外。而法律依赖于调查及惩治（包括罚款和刑罚），但在中国，罚款和刑罚都很低。过低的违法成本很容易使得违法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在国外，企业只要稍有差池，就要面对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天价罚单。时代华纳公司就曾因为向投资者隐瞒与美国在线合并案的细节，被处以24亿美元的罚款，而当时，时代华纳公司的年净利润不过13亿美元，罚款金额接近年利润的200%。而对食品药品企业违法的惩处就更严厉了。
　　比较之下，中国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罚着实可称为“蜻蜓点水”。近年来，国内处罚的所谓“大单”沃尔玛连锁店销售假“绿色猪肉”案，最终罚款也只有269万元。之前肯德基瞒报鸡肉抗生素残留超标事件，按照相关法律，只能处3万元罚金，而肯德基在中国的年营收接近百亿，3万元还不如他们在事故发生后的公关费用多。
　　除此之外，法律和制度的缺失也导致消费者维权无门，客观上助长了洋快餐的“气焰”。
　　根据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而对于食品问题，根据《食品安全法》违法者可能面临的最高罚款额仅相当于产品销售价值的10倍，而食品本来就是低价大宗商品。按照这些法条，多数消费者维权只能是越维权越亏。而只有当民众能通过法律行为得到丰厚的报酬，维权维的物有所值时，才能真正影响企业的行为。国外的执法实践证明，虽然天价赔偿和罚款并不能彻底杜绝企业违法，但肯定会极大的加大企业的违法成本，减低企业冒险违法的几率。
　　更为无奈的是监管的严重“不给力”。一些洋快餐进入中国后，逐步走上本土化路线，甚至用国内外两个标准管理其分公司，在生产、销售环节存在不少漏洞。而且多数一线执法者收入低，向其行贿相对容易。结果就是，由于相关执法者腐败，在执法方面的包庇，违法者就可更加肆无忌惮和难以发现。就在今年，嘉定区政府公开信息显示，上海福喜食品公司还获得了嘉定区的表彰，被评为“嘉定新城（马路镇）食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A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洋快餐也是被“宠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