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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外国人而言，为某国建言向来风险巨大。然而，多年来我一直是中国的朋友。在近30年前的1985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美国（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时，就走访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这令我深感荣幸。李先念在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会晤后直接来到了芝加哥商交所。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通过访问芝加哥这个风险管理之都，李先念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准备改变其经济发展方向，这是邓小平倡导的、为中国带来巨大经济成功的新经济蓝图的序曲。
我致力于推动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我深知从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受益最大的将是中国人民。正如邓小平提出的“黑猫白猫”理论，它们将抓住市场这只“老鼠”，以便有效配置资本；它们像一种庞大的保险机制，让农业、外汇、利率和股票等市场本身所固有的经营风险更迅速、精确、代价更小地得到调整；它们将服务于国内经济。
做大期货市场
在随后的那些年里，我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期货市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培训并帮助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CME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CME与上海期货交易所（Shanghai Futures Exchange）、郑州商品交易所（Zhengzhou Commodity Exchange）、大连商品交易所（Dalian Commodity Exchange）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China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我们举办了多种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我个人很荣幸地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CSRC）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我们建立了CME和中国官员们的互访项目，这对我们两国极具教育意义。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年底，CME接待了中国前副总理曾培炎和前驻美大使周文重的来访。
最重要的是，我们与中国证监会主席肖刚和副主席姜洋保持了密切的对话。我尤其对多年来有机会会晤中国前副总理王岐山，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深感荣幸。2005年，我与王岐山和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讨论后的共识是，为金融工具创建一个期货交易所非常重要。我们为此在上海举行了一场专题研讨会。一年后的2006年9月8日，经国务院同意和证监会批准，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CFFEX）诞生了，并开始交易沪深300（CSI300）股指期货。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迅速取得了成功，现在已成为有史以来设计最为成功的期货交易所之一。推动创立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没有其他动机，与CME和我在过去40年的全球使命如出一辙。这些努力显然有助于增强CME的竞争力，但同样也推动了相关国家的进步。扩大期货市场范畴有利于所有期货市场。
我为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印度、以色列、日本、吉隆坡、墨西哥、俄罗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甚至乌克兰的金融市场提供了培训和顾问指导。作为CME的一项传统，实际上我还在1981年帮助创立了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在1984年帮助创立了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以及在1986年帮助创立了大阪证券交易所（Osaka Securities Exchange）——大阪证券交易所后来与东京证券交易所（Tokyo Stock Exchange）合并为日本交易所集团（Japanese Exchange）。我们对CME与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BVM&F）的合作尤其感到自豪——我们彼此持有对方5%的股份，一起开发连接技术并分别可以在对方的交易平台上下单。我们为马来西亚衍生品交易所、迪拜商品交易所（我们持有该所50%的股份）、明尼阿波利斯谷物交易所（Minneapolis Grain Exchange）以及隔夜交易的韩国交易所（KRX）期货市场提供托管服务。我们与墨西哥和新加坡交易所在买卖盘传递以及其他业务领域展开合作，与日本、南非和印度交易所在交叉上市或产品方面合作。我们在这些国家的目的和动机与在中国别无两样。
中国必须拥抱竞争
过去30年间，中国的基础设施蓬勃发展，农村人口纷纷涌向城市，这期间的非凡增长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国内经济保护和汇率稳定的政策。在当时，这是一种审慎的做法。然而，现在情况变了。持续的保护政策将会导致创新缺失、生产率下降和服务低效，这些都将损及国家经济发展，有可能阻碍进步。
我认为，中国现在必须进一步拥抱竞争。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去年6月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撰文指出：“中国要想实现其新的经济模式，就必须引入竞争。”我完全赞同这种观点。我相信中国领导人对此也很明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是这么说的——他说“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种发展方向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PBOC）主动采取措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上；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史无前例地承诺在两年内放开存款利率上；还体现在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上。同样，它也体现在中国证监会采取措施推动金、银、铜、铝、锌和铅期货连续交易——尽管我个人倾向于为连续交易找出一种技术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中国推出了债券期货，并准备成立期权市场，创建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以及成立能源交易中心，作为单独开展国内原油期货交易的平台。CME对这个市场的建议非常重要。
显然，中国期货交易取得了很大成功。然而，它目前基本上仍是以国内交易为主的市场，与全球期货市场的参与者隔绝，没有加入到国际竞争。该市场逾80%的交易量来自散户，而这其中绝大多数又是投机者。作为全球许多大宗商品的最大进口国，中国期货市场本应在全球价格发现方面扮演主要角色，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期货市场本应被用作全球定价标杆之一，事实也非如此。原因显而易见。在中国期货市场能够跨境互动之前，中国期货对本国经济的贡献仍将较为有限。允许全球投资者参与中国期货交易，将会提高国内期货交易所的竞争力，帮助中国转变为投资国，而不仅仅是储蓄国。
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着手出台一些举措。正如中国俗语所说：“摸着石头过河。”CME正在与中国期货交易所讨论合作建设国际平台的想法——我们已经与许多国家合作建设了国际平台。最重要的是，我们正在讨论的举措不会改变中国证监会或者当地监管机构的司法管辖权。
明智监管：在保护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点
监管的首要任务是预防违法，并惩罚行贿者或试图操纵价格的人。然而，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在保护市场和创新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纷纷讨论金融监管改革，一些国家已采取了重大行动。20国集团（G20）承诺鼓励增加透明度，并对场外衍生品交易进行集中结算。G20的承诺和具体政策是在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欧盟（EU）的《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EMIR）和《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法规》（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MiFID）等法规出台之后做出的，它们在本质上有利于期货市场模式。这是明智之举，因为期货市场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运行毫无问题。
理智监管与确保市场诚信有关。它与期货业和监管机构合作以确保市场有效运行、并对投资者加以适当保护有关。理智监管也与国内外监管机构以及各监管部门之间协同监管有关，而不是拼凑监管法规或者出台自相矛盾的监管框架。中国尤其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Financial and 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Congress）已经开始起草《中国期货法》。
大国勇往直前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在中国与王岐山进行了会晤，并以《写错字不要怪铅笔》（Don’t blame the pencil）为题做了演讲。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欣赏并赞同我的观点。他深知，即便是最大的经济体也可能犯错误，需要从中汲取教训。中国最初在1995年出现了国债期货逼空事件，从中汲取了教训并变得更具竞争力。当一切准备就绪时，中国再次推出了债券期货。大国必须勇往直前，现在到了中国迈出下一步的时候。
我致力于推动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我深知从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受益最大的将是中国人民。正如邓小平提出的“黑猫白猫”理论，它们将抓住市场这只“老鼠”，以便有效配置资本；它们像一种庞大的保险机制，让农业、外汇、利率和股票等市场本身所固有的经营风险更迅速、精确、代价更小地得到调整；它们将服务于国内经济。
做大期货市场
在随后的那些年里，我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期货市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培训并帮助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CME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CME与上海期货交易所（Shanghai Futures Exchange）、郑州商品交易所（Zhengzhou Commodity Exchange）、大连商品交易所（Dalian Commodity Exchange）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China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我们举办了多种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我个人很荣幸地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CSRC）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我们建立了CME和中国官员们的互访项目，这对我们两国极具教育意义。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年底，CME接待了中国前副总理曾培炎和前驻美大使周文重的来访。
最重要的是，我们与中国证监会主席肖刚和副主席姜洋保持了密切的对话。我尤其对多年来有机会会晤中国前副总理王岐山，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深感荣幸。2005年，我与王岐山和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讨论后的共识是，为金融工具创建一个期货交易所非常重要。我们为此在上海举行了一场专题研讨会。一年后的2006年9月8日，经国务院同意和证监会批准，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CFFEX）诞生了，并开始交易沪深300（CSI300）股指期货。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迅速取得了成功，现在已成为有史以来设计最为成功的期货交易所之一。推动创立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没有其他动机，与CME和我在过去40年的全球使命如出一辙。这些努力显然有助于增强CME的竞争力，但同样也推动了相关国家的进步。扩大期货市场范畴有利于所有期货市场。
我为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印度、以色列、日本、吉隆坡、墨西哥、俄罗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甚至乌克兰的金融市场提供了培训和顾问指导。作为CME的一项传统，实际上我还在1981年帮助创立了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在1984年帮助创立了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以及在1986年帮助创立了大阪证券交易所（Osaka Securities Exchange）——大阪证券交易所后来与东京证券交易所（Tokyo Stock Exchange）合并为日本交易所集团（Japanese Exchange）。我们对CME与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BVM&F）的合作尤其感到自豪——我们彼此持有对方5%的股份，一起开发连接技术并分别可以在对方的交易平台上下单。我们为马来西亚衍生品交易所、迪拜商品交易所（我们持有该所50%的股份）、明尼阿波利斯谷物交易所（Minneapolis Grain Exchange）以及隔夜交易的韩国交易所（KRX）期货市场提供托管服务。我们与墨西哥和新加坡交易所在买卖盘传递以及其他业务领域展开合作，与日本、南非和印度交易所在交叉上市或产品方面合作。我们在这些国家的目的和动机与在中国别无两样。
中国必须拥抱竞争
过去30年间，中国的基础设施蓬勃发展，农村人口纷纷涌向城市，这期间的非凡增长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国内经济保护和汇率稳定的政策。在当时，这是一种审慎的做法。然而，现在情况变了。持续的保护政策将会导致创新缺失、生产率下降和服务低效，这些都将损及国家经济发展，有可能阻碍进步。
我认为，中国现在必须进一步拥抱竞争。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去年6月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撰文指出：“中国要想实现其新的经济模式，就必须引入竞争。”我完全赞同这种观点。我相信中国领导人对此也很明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是这么说的——他说“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种发展方向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PBOC）主动采取措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上；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史无前例地承诺在两年内放开存款利率上；还体现在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上。同样，它也体现在中国证监会采取措施推动金、银、铜、铝、锌和铅期货连续交易——尽管我个人倾向于为连续交易找出一种技术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中国推出了债券期货，并准备成立期权市场，创建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以及成立能源交易中心，作为单独开展国内原油期货交易的平台。CME对这个市场的建议非常重要。
显然，中国期货交易取得了很大成功。然而，它目前基本上仍是以国内交易为主的市场，与全球期货市场的参与者隔绝，没有加入到国际竞争。该市场逾80%的交易量来自散户，而这其中绝大多数又是投机者。作为全球许多大宗商品的最大进口国，中国期货市场本应在全球价格发现方面扮演主要角色，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期货市场本应被用作全球定价标杆之一，事实也非如此。原因显而易见。在中国期货市场能够跨境互动之前，中国期货对本国经济的贡献仍将较为有限。允许全球投资者参与中国期货交易，将会提高国内期货交易所的竞争力，帮助中国转变为投资国，而不仅仅是储蓄国。
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着手出台一些举措。正如中国俗语所说：“摸着石头过河。”CME正在与中国期货交易所讨论合作建设国际平台的想法——我们已经与许多国家合作建设了国际平台。最重要的是，我们正在讨论的举措不会改变中国证监会或者当地监管机构的司法管辖权。
明智监管：在保护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点
监管的首要任务是预防违法，并惩罚行贿者或试图操纵价格的人。然而，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在保护市场和创新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纷纷讨论金融监管改革，一些国家已采取了重大行动。20国集团（G20）承诺鼓励增加透明度，并对场外衍生品交易进行集中结算。G20的承诺和具体政策是在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欧盟（EU）的《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EMIR）和《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法规》（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MiFID）等法规出台之后做出的，它们在本质上有利于期货市场模式。这是明智之举，因为期货市场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运行毫无问题。
理智监管与确保市场诚信有关。它与期货业和监管机构合作以确保市场有效运行、并对投资者加以适当保护有关。理智监管也与国内外监管机构以及各监管部门之间协同监管有关，而不是拼凑监管法规或者出台自相矛盾的监管框架。中国尤其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Financial and 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Congress）已经开始起草《中国期货法》。
大国勇往直前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在中国与王岐山进行了会晤，并以《写错字不要怪铅笔》（Don’t blame the pencil）为题做了演讲。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欣赏并赞同我的观点。他深知，即便是最大的经济体也可能犯错误，需要从中汲取教训。中国最初在1995年出现了国债期货逼空事件，从中汲取了教训并变得更具竞争力。当一切准备就绪时，中国再次推出了债券期货。大国必须勇往直前，现在到了中国迈出下一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