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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刊历程
这些年来，国内刊物如林，木秀于林的《辞书研究》双月刊以其多年来在辞书学和辞书编纂领域不断开拓、创新、深化的业绩，取得了其独特的社会价值。
1979年，按照我国第一次辞书规划会议精神，《辞海》、《辞源》修订出版，《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大型辞书的编纂也开始走上正途，加速了编纂进程，正在编纂或即将上马的中小型辞书则更多。中国这个辞书古国的辞书事业在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春风的吹拂下，显得生机勃勃，而辞书编纂事业的发展形势和更大发展的趋势对辞书学理论和辞书编纂方法的研究发出了呼唤。这样，《辞书研究》杂志便应时而生了。
《辞书研究》创刊时为不定期丛刊，1981年改为季刊，1982年起改为双月刊，逢单月出版。《辞书研究》从一诞生，便坚持其作为全国辞书界唯一的期刊所理应具有的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的特点，以回答和解决辞书学理论及辞书编纂实践问题为其天职。
多年来，《辞书研究》就辞书界带有共性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起组织了几次讨论。
杂志创办之初，“文革”期间的极左思潮对正在蓬勃发展的词典编纂工作起着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因此，《辞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闵家骥的《谈谈语文词典的阶级性问题》，而不失时机地发起了“语文词典有无阶级性”的讨论。尽管讨论中有意见分歧，但通过讨论，批判和肃清了以“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词条”为代表口号的极左倾向，基本上取得了词典编纂虽受到阶级的一定影响、但并不具有阶级性的共识。这次讨论，廓清了词典编纂指导思想上的混乱，为确立客观性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辞书编纂原则打下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又开展了“辞书编纂中国化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持续了9期，发表文章21篇。通过讨论，辞书工作者明确了在借鉴和吸收外国词典编纂经验和方法的同时，我国编纂出版的辞书，理应充分反映中国的特点和汉语的特点，充分反映社会主义中国的风格和气派，要体现出国家特点、民族特色和个人编纂风格。
20世纪90年代初，还开展了“辞书学的学科地位”的讨论，发表文章27篇，对辞书学的性质、地位及其与相邻相关学科的关系等进行争鸣。综合学者们的意见，多倾向于认为早期的词典学主要研究语文词典的编纂及相关理论，它跟语言学的关系比较密切，而当代辞书学，则包括对专科辞典、百科全书的研究，它不再是语言学研究范围所能涵盖。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随着不乏创见的辞书学论著的日渐丰富，辞书学学科体系的日趋完善，辞书学的独立性似已成为学界共识。
辞书学发展的另一关键是辞书编纂现代化问题。如果说前几个问题的讨论是中国辞书界特有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则是世界各国辞书界所共同面临的课题。还在发达国家在辞书编纂领域中运用计算机不久，《辞书研究》便敏感地认识到这是辞书编纂的发展方向，是中国赶上世界辞书编纂水平的良好契机。1983年第6期，发表了耿立大的《计算机和辞书编纂》，论述了自动词典和机器词典、语义词典和语义网络、计算机汉语辞书自动化系统的建立和前景等。接着相继发表了把计算机运用于辞书编纂的文章，并介绍了《全唐诗自动词典》等辞书用计算机编纂的情况。随后，组发了多组“计算机和辞书编纂”的专辑，就辞书编纂中的语料库、数据库、辞书编纂辅助平台的建设等问题集中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据统计，《辞书研究》在1980-1995年的16年间刊发相关论文29篇。从1996年起，我国辞书界加强了数字化研究的力度，十几年间本刊刊发近百篇相关论文。这些数据说明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实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显得越来越重要，辞书作为执行规范、推广规范和宣传规范的重要工具，其规范问题也日益受到业界和社会的重视。近年来，刊物虽然未专门就此像“中国化”、“现代化”那样设专栏展开讨论，但陆续刊发了陈原、江蓝生、王宁、苏宝荣、晁继周、李建国、高更生等先生的文章，就辞书规范化的内涵、语言规范化和辞书规范化的关系、辞书规范的层次等问题进行论述，共同的认识是辞书必须遵守语言规范和相应的其他规范和标准，但对规范标准的执行要分层次，坚持刚柔结合的原则，高水平的辞书可以根据语言实际超越已有的、存在不足的规范，这既有利于读者的使用，也有利于已有规范的修订和新规范的制订。
除了连续多期集中篇幅就某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外，《辞书研究》还往往不定期地刊出专辑，集中刊发数篇文章，就某种、某部词典或辞书编纂中的某个问题进行探讨。多年来，先后刊出前苏联、法、英、美、日等国词典编纂出版情况介绍的专辑，介绍有关《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英汉大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哲学大辞典》等著名辞书编纂研究的专辑，还有研讨语文词典、双语词典、专科辞典等不同种类辞书的编纂及有关辞书收词、释义以至编排、插图等专题的专辑。此外，每期《辞书研究》还确保以一定篇幅发表有关辞书学理论和辞书编纂工艺、编纂法方面的文章，就辞书的定名、定义、性质、分类及各类辞书的选题、总体设计、体例、框架、凡例、收词（选条）、注音、释义、义项、例证、文体、编排、检索、附录、资料、插图、装帧以及编纂人员的培养、编纂队伍的组织等多类问题做了探讨。
以上方方面面，是每一个严肃认真的辞书工作者必然会碰到的问题，但由于经历、学识等原因，又必然难以为每一个辞书工作者所熟悉和解决，而有了这迄今为止已出版的各期《辞书研究》，便有了如某些作者所说的“辞书学教科书”或“辞书编纂函授教材”，一个初涉猎者可以凭藉它而步入辞书学之门，而正在从事辞书工作的人员，也可依赖它而登堂入室，甚至卓然成家，这在《辞书研究》的读者、作者中不乏其例。《辞书研究》不但能关注和回答辞书界存在的或提出的各种问题，它还充分发挥了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根据社会的需要和辞书编纂出版的趋势，对辞书界起一定的引导作用。
除问题讨论、专辑和论文栏以外，《辞书研究》的另外一大块是辞书评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辞书出版形成高潮，随之辞书质量问题也渐趋突出，读者反应强烈，《辞书研究》便适时地加重了辞书评论的分量。每期刊登几篇文章，对已出辞书进行介绍评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特别是敢于旗帜鲜明地批评一些拼凑抄袭的劣质辞书，如《一本抄袭之作——评（新法编排汉语词典）》（1986年第5期）、《一本错误百出的词典——评（党政干部大词典）》（1989年第2期）、《评（当代百科知识大词典）》（1990年第4期）等，在辞书界乃至出版界影响很大。此外，从1989年开始，针对同一类型有多种辞书出版的现状，《辞书研究》在评论栏组织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对某一类词典做鸟瞰式比较评述的文章，至今已发表的有关于写作词典、名句辞典、汉语虚词词典、鉴赏词典、汉语成语词典、新词词典方面的综合评论文章。这种综评文章，由于对某类词典的倾向性问题都有论列，对其发展趋势和要求进行研讨，对同类中各部词典的优缺点予以切中肯綮的分析比较，因此，这类文章比单一词典的评述更受到读者和辞书使用者的欢迎。 此外，《辞书研究》还辟有其他一些栏目。“辞书史与辞书学史”研讨古代辞书和中外辞书及辞书学发展史，已刊发的100余篇文章可勾勒出我国两千年辞书发展史的轮廓；“人物志”介绍与词典有关的人物的传略、词典学家的回忆录和轶事，这为一般的人物传记类工具书所鲜见；“我和词典”谈词典编者、使用者与词典的关系，其中不乏生动有趣予人启迪的篇什；“辞书杂谈”则以轻松的笔调谈论与词典编纂出版有关的具体问题；“释义探讨”研讨词语的准确释义，对现有辞书做刊谬补正；“国外辞书学之窗”引进国外辞书学理论和辞书编纂的新观点、新动向；“辞书使用指导”则对辞书和工具书的使用、教学，辞书市场的培育做普及的介绍或深入的探讨；“编写一得”当然是辞书编写、编辑人员交流一得之见的园地；“资料”栏提供辞书学研究和辞书编纂出版的动态和系统资料，诸如辞书出版编目、国内外辞书学论文索引等。
就一份专业性较强的刊物而言，《辞书研究》三十多年来在辞书领域的艰难跋涉，换得了中国辞书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健全，促进了中国辞书事业的健康发展，确实功不可没。出版界前辈叶圣陶先生曾在给该刊前编辑部主任尚丁的信中说：“我觉得现在可有可无的杂志不少，而贵刊是非有不可的好杂志。”著名已故训诂学家郭在贻在给笔者的信中说，读《辞书研究》如行山阴道上，美不胜收。
二、办刊理念
《辞书研究》之所以能取得一定成绩，得到出版界和辞书界朋友的好评，除了作者、读者的支持、帮助外，与编辑部一贯秉持的办刊理念是分不开的。
杂志创办之初，我们就以推动辞书事业发展、构建辞书学理论、壮大辞书队伍、繁荣辞书市场为天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辞书学刚诞生，辞书队伍还很弱小，《辞书研究》刚起步，需要更多人的关心、支持和呵护。
正因为辞书学刚诞生，它是新学科、小学科，它的基础理论、基本结构、基本方法都尚不健全、不成熟，需要补充、发展、壮大。辞书队伍还很弱小，需要我们关注、欢迎、团结有志于辞书编纂和辞书学的每一个人，包括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也正因为辞书学很稚嫩，尤其需要我们坚定不渝地奉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爱护、尊重各种观点，哪怕是与编辑部人员不同的观点，哪怕是相互对立的观点。在有关辞书中国化、辞书学的学科地位问题、辞书规范化，甚至有关辞书定义、性质，辞书分类，辞书义项分合或取舍等问题上，本刊就发表过不少不同观点的文章。如关于辞书定义，就黄建华“词典是词的一份单子”的名言，徐庆凯等就提出过截然不同的观点；又如关于辞书特性，就分别刊发过巢峰、林玉山、魏世弟、李尔钢等不同观点的文章。
在一些辞书学的重大问题上，尽管包括笔者在内的编辑部主要成员都自然地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我们在处理、刊发来稿的过程中，始终小心翼翼，认真对待每一篇来稿，一视同仁地处理不同观点的文章。辞书队伍比较弱小，主体又来自高校、研究单位、出版界等各行各业，我们就利用稿件通联、学术会议等各种机会发现作者、联系作者、团结作者，不断壮大作者队伍。编辑部坚持以质取文，反对以人取文，一些默默无闻的作者包括青年作者在刊物上得以崭露头角。对于来信来稿，坚持每件必由编辑复信，做到件件有回音。刊物为读者、作者服务，反过来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爱护。多年来，编辑部始终有一支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在内又不断有新进补充的基本作者队伍，他们是《辞书研究》追求高水平、高质量的支柱。
当然，我们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提倡真诚、热情地对待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观点的作者，刊发不同观点的文章，是以促进事业的繁荣和理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和根本原则的，如有违这一根本目的和根本原则，也应该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认为，这应该也是“不同”的含义之一。
记得当年王同亿借助领导人的题词和媒体的炒作，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作为国内唯一的辞书学专业刊物，我们正为如何因应而踌躇，曾有人批评我们缺乏办刊的职业敏感性，要求我们跟上形势，组织推介王同亿的相关文章。我们对这位辞书界的“暴发户”也缺少了解，就尝试着收集有关材料，并走访了对其书其人多少有些了解的英语辞书界人士。一位英语辞书专家愤怒地批评了王所编并赖以成名的英语类双语词典，还举出了许多实例。我们据此写了调查报告，决定不予理会，并组织该专家撰写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王。本刊始终未刊有吹捧王的任何文字，这为不久后对王胡编乱造、抄袭剽窃的恶劣作风的批判争得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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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书研究》作为中国辞书学会会刊，自学会成立以来的20年中，努力履行会刊的职责，全面报道学会及各专业委员会的重要活动和重大事项，特别是学术活动，刊登学会的重要文件等。除对学会各届年会做全面报道外，对各专业委员会及学会中青年辞书工作者研讨会也都做了报道，刊发会议的论文目录，并选择发表一些高质量的论文。
作为我国辞书界唯一的学术性刊物，对辞书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一直是《辞书研究》十分关注的主题。譬如，对于理论辞书学的架构和发展、辞书学的学科地位、辞书编纂的规范化、辞书释义元语言、辞书与语言规范化、辞书的教育作用、辞书质量的评价标准、辞书市场的发展与辞书编纂的创新、我国辞书发展战略等具有辞书学宏观意义的问题，都曾发表不少论文展开讨论。近几年中，我们较集中地在以下方向花较大篇幅做了较深入的探讨，即：辞书创新问题；辞书特别是汉语语文辞书的规范化问题；辞书现代化、数字化及辞书编纂中计算机的运用，即计算词典学和数据库词典学问题；辞书的市场培养、市场竞争、市场净化，辞书的用户教育和用户指导问题；学习词典，特别是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和研究。这些问题，都是近几年来辞书界的热点问题，讨论方兴未艾。虽说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一方面理论需要发展、深化，国外引进的新理论、新观点需要本土化，需要结合汉语实际；另一方面，现有的理论成果的运用、转化，在我国辞书编纂出版实际中的推广，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这些年来，我们还注重《辞书研究》杂志和辞书学专著的互补互动。杂志创刊不久，我们便推出了“辞书研究丛书”，旨在为辞书的理论建设和有关材料的收集，从而为辞书事业的兴旺发展多贡献一份力量。多年来，该丛书陆续出版了二十来种辞书专著，其他兄弟出版社也陆续推出了各具特色的辞书学理论专著。这些著作构成了蔚为大观的辞书学园地。
辞书学研究推动了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发展，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发展又不断丰富辞书学研究的内容。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科书学研究成果本身也有一个逐步累积、稳定、成熟、系统，并进而与时更新的问题。正基于此，在学会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领导、支持下，去年我们又策划了涵盖辞书学主要方面和基本问题的“辞书研究文库”。“文库”中的选题，有的是经作者做了或多或少的修改甚至近乎重写的修订本，有的是作者的新著。文库中各书的内容，有的偏于传统，有的则关乎计算词典学、语料库词典学、学习词典学、交际词典学等新起的学科，从已出版的几种书来看，学界反响不错。“文库”的选题是开放的，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力作来充实“文库”。与此同时，我们仍继续出版“辞书研究丛书”，旨在扶植新人新作。
三十多年来，《辞书研究》对中国辞书事业的发展，对中国辞书学的开拓和创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辞书学毕竟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的领域，在学科建设初具规模以后，必然面临一个继续深入的问题。无论是辞书学理论、辞书编纂法、中外辞书史，还是辞书批评、辞书使用和辞书市场培育等，在目前已对各个问题广泛涉及的基础上，除需要在研究的广度上继续开拓外，尤其需要在研究的深度上努力挖掘。另外，我国的辞书事业在发展，辞书编纂的新经验、新问题不断出现，需要辞书工作者去正视它、研究它，也需要《辞书研究》予以重视，做出回答，进行引导。总之，任重而道远，期待《辞书研究》能以它的实际业绩来写好以后的历史。
这些年来，国内刊物如林，木秀于林的《辞书研究》双月刊以其多年来在辞书学和辞书编纂领域不断开拓、创新、深化的业绩，取得了其独特的社会价值。
1979年，按照我国第一次辞书规划会议精神，《辞海》、《辞源》修订出版，《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大型辞书的编纂也开始走上正途，加速了编纂进程，正在编纂或即将上马的中小型辞书则更多。中国这个辞书古国的辞书事业在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春风的吹拂下，显得生机勃勃，而辞书编纂事业的发展形势和更大发展的趋势对辞书学理论和辞书编纂方法的研究发出了呼唤。这样，《辞书研究》杂志便应时而生了。
《辞书研究》创刊时为不定期丛刊，1981年改为季刊，1982年起改为双月刊，逢单月出版。《辞书研究》从一诞生，便坚持其作为全国辞书界唯一的期刊所理应具有的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的特点，以回答和解决辞书学理论及辞书编纂实践问题为其天职。
多年来，《辞书研究》就辞书界带有共性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起组织了几次讨论。
杂志创办之初，“文革”期间的极左思潮对正在蓬勃发展的词典编纂工作起着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因此，《辞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闵家骥的《谈谈语文词典的阶级性问题》，而不失时机地发起了“语文词典有无阶级性”的讨论。尽管讨论中有意见分歧，但通过讨论，批判和肃清了以“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词条”为代表口号的极左倾向，基本上取得了词典编纂虽受到阶级的一定影响、但并不具有阶级性的共识。这次讨论，廓清了词典编纂指导思想上的混乱，为确立客观性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辞书编纂原则打下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又开展了“辞书编纂中国化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持续了9期，发表文章21篇。通过讨论，辞书工作者明确了在借鉴和吸收外国词典编纂经验和方法的同时，我国编纂出版的辞书，理应充分反映中国的特点和汉语的特点，充分反映社会主义中国的风格和气派，要体现出国家特点、民族特色和个人编纂风格。
20世纪90年代初，还开展了“辞书学的学科地位”的讨论，发表文章27篇，对辞书学的性质、地位及其与相邻相关学科的关系等进行争鸣。综合学者们的意见，多倾向于认为早期的词典学主要研究语文词典的编纂及相关理论，它跟语言学的关系比较密切，而当代辞书学，则包括对专科辞典、百科全书的研究，它不再是语言学研究范围所能涵盖。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随着不乏创见的辞书学论著的日渐丰富，辞书学学科体系的日趋完善，辞书学的独立性似已成为学界共识。
辞书学发展的另一关键是辞书编纂现代化问题。如果说前几个问题的讨论是中国辞书界特有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则是世界各国辞书界所共同面临的课题。还在发达国家在辞书编纂领域中运用计算机不久，《辞书研究》便敏感地认识到这是辞书编纂的发展方向，是中国赶上世界辞书编纂水平的良好契机。1983年第6期，发表了耿立大的《计算机和辞书编纂》，论述了自动词典和机器词典、语义词典和语义网络、计算机汉语辞书自动化系统的建立和前景等。接着相继发表了把计算机运用于辞书编纂的文章，并介绍了《全唐诗自动词典》等辞书用计算机编纂的情况。随后，组发了多组“计算机和辞书编纂”的专辑，就辞书编纂中的语料库、数据库、辞书编纂辅助平台的建设等问题集中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据统计，《辞书研究》在1980-1995年的16年间刊发相关论文29篇。从1996年起，我国辞书界加强了数字化研究的力度，十几年间本刊刊发近百篇相关论文。这些数据说明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实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显得越来越重要，辞书作为执行规范、推广规范和宣传规范的重要工具，其规范问题也日益受到业界和社会的重视。近年来，刊物虽然未专门就此像“中国化”、“现代化”那样设专栏展开讨论，但陆续刊发了陈原、江蓝生、王宁、苏宝荣、晁继周、李建国、高更生等先生的文章，就辞书规范化的内涵、语言规范化和辞书规范化的关系、辞书规范的层次等问题进行论述，共同的认识是辞书必须遵守语言规范和相应的其他规范和标准，但对规范标准的执行要分层次，坚持刚柔结合的原则，高水平的辞书可以根据语言实际超越已有的、存在不足的规范，这既有利于读者的使用，也有利于已有规范的修订和新规范的制订。
除了连续多期集中篇幅就某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外，《辞书研究》还往往不定期地刊出专辑，集中刊发数篇文章，就某种、某部词典或辞书编纂中的某个问题进行探讨。多年来，先后刊出前苏联、法、英、美、日等国词典编纂出版情况介绍的专辑，介绍有关《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英汉大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哲学大辞典》等著名辞书编纂研究的专辑，还有研讨语文词典、双语词典、专科辞典等不同种类辞书的编纂及有关辞书收词、释义以至编排、插图等专题的专辑。此外，每期《辞书研究》还确保以一定篇幅发表有关辞书学理论和辞书编纂工艺、编纂法方面的文章，就辞书的定名、定义、性质、分类及各类辞书的选题、总体设计、体例、框架、凡例、收词（选条）、注音、释义、义项、例证、文体、编排、检索、附录、资料、插图、装帧以及编纂人员的培养、编纂队伍的组织等多类问题做了探讨。
以上方方面面，是每一个严肃认真的辞书工作者必然会碰到的问题，但由于经历、学识等原因，又必然难以为每一个辞书工作者所熟悉和解决，而有了这迄今为止已出版的各期《辞书研究》，便有了如某些作者所说的“辞书学教科书”或“辞书编纂函授教材”，一个初涉猎者可以凭藉它而步入辞书学之门，而正在从事辞书工作的人员，也可依赖它而登堂入室，甚至卓然成家，这在《辞书研究》的读者、作者中不乏其例。《辞书研究》不但能关注和回答辞书界存在的或提出的各种问题，它还充分发挥了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根据社会的需要和辞书编纂出版的趋势，对辞书界起一定的引导作用。
除问题讨论、专辑和论文栏以外，《辞书研究》的另外一大块是辞书评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辞书出版形成高潮，随之辞书质量问题也渐趋突出，读者反应强烈，《辞书研究》便适时地加重了辞书评论的分量。每期刊登几篇文章，对已出辞书进行介绍评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特别是敢于旗帜鲜明地批评一些拼凑抄袭的劣质辞书，如《一本抄袭之作——评（新法编排汉语词典）》（1986年第5期）、《一本错误百出的词典——评（党政干部大词典）》（1989年第2期）、《评（当代百科知识大词典）》（1990年第4期）等，在辞书界乃至出版界影响很大。此外，从1989年开始，针对同一类型有多种辞书出版的现状，《辞书研究》在评论栏组织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对某一类词典做鸟瞰式比较评述的文章，至今已发表的有关于写作词典、名句辞典、汉语虚词词典、鉴赏词典、汉语成语词典、新词词典方面的综合评论文章。这种综评文章，由于对某类词典的倾向性问题都有论列，对其发展趋势和要求进行研讨，对同类中各部词典的优缺点予以切中肯綮的分析比较，因此，这类文章比单一词典的评述更受到读者和辞书使用者的欢迎。 此外，《辞书研究》还辟有其他一些栏目。“辞书史与辞书学史”研讨古代辞书和中外辞书及辞书学发展史，已刊发的100余篇文章可勾勒出我国两千年辞书发展史的轮廓；“人物志”介绍与词典有关的人物的传略、词典学家的回忆录和轶事，这为一般的人物传记类工具书所鲜见；“我和词典”谈词典编者、使用者与词典的关系，其中不乏生动有趣予人启迪的篇什；“辞书杂谈”则以轻松的笔调谈论与词典编纂出版有关的具体问题；“释义探讨”研讨词语的准确释义，对现有辞书做刊谬补正；“国外辞书学之窗”引进国外辞书学理论和辞书编纂的新观点、新动向；“辞书使用指导”则对辞书和工具书的使用、教学，辞书市场的培育做普及的介绍或深入的探讨；“编写一得”当然是辞书编写、编辑人员交流一得之见的园地；“资料”栏提供辞书学研究和辞书编纂出版的动态和系统资料，诸如辞书出版编目、国内外辞书学论文索引等。
就一份专业性较强的刊物而言，《辞书研究》三十多年来在辞书领域的艰难跋涉，换得了中国辞书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健全，促进了中国辞书事业的健康发展，确实功不可没。出版界前辈叶圣陶先生曾在给该刊前编辑部主任尚丁的信中说：“我觉得现在可有可无的杂志不少，而贵刊是非有不可的好杂志。”著名已故训诂学家郭在贻在给笔者的信中说，读《辞书研究》如行山阴道上，美不胜收。
二、办刊理念
《辞书研究》之所以能取得一定成绩，得到出版界和辞书界朋友的好评，除了作者、读者的支持、帮助外，与编辑部一贯秉持的办刊理念是分不开的。
杂志创办之初，我们就以推动辞书事业发展、构建辞书学理论、壮大辞书队伍、繁荣辞书市场为天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辞书学刚诞生，辞书队伍还很弱小，《辞书研究》刚起步，需要更多人的关心、支持和呵护。
正因为辞书学刚诞生，它是新学科、小学科，它的基础理论、基本结构、基本方法都尚不健全、不成熟，需要补充、发展、壮大。辞书队伍还很弱小，需要我们关注、欢迎、团结有志于辞书编纂和辞书学的每一个人，包括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也正因为辞书学很稚嫩，尤其需要我们坚定不渝地奉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爱护、尊重各种观点，哪怕是与编辑部人员不同的观点，哪怕是相互对立的观点。在有关辞书中国化、辞书学的学科地位问题、辞书规范化，甚至有关辞书定义、性质，辞书分类，辞书义项分合或取舍等问题上，本刊就发表过不少不同观点的文章。如关于辞书定义，就黄建华“词典是词的一份单子”的名言，徐庆凯等就提出过截然不同的观点；又如关于辞书特性，就分别刊发过巢峰、林玉山、魏世弟、李尔钢等不同观点的文章。
在一些辞书学的重大问题上，尽管包括笔者在内的编辑部主要成员都自然地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我们在处理、刊发来稿的过程中，始终小心翼翼，认真对待每一篇来稿，一视同仁地处理不同观点的文章。辞书队伍比较弱小，主体又来自高校、研究单位、出版界等各行各业，我们就利用稿件通联、学术会议等各种机会发现作者、联系作者、团结作者，不断壮大作者队伍。编辑部坚持以质取文，反对以人取文，一些默默无闻的作者包括青年作者在刊物上得以崭露头角。对于来信来稿，坚持每件必由编辑复信，做到件件有回音。刊物为读者、作者服务，反过来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爱护。多年来，编辑部始终有一支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在内又不断有新进补充的基本作者队伍，他们是《辞书研究》追求高水平、高质量的支柱。
当然，我们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提倡真诚、热情地对待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观点的作者，刊发不同观点的文章，是以促进事业的繁荣和理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和根本原则的，如有违这一根本目的和根本原则，也应该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认为，这应该也是“不同”的含义之一。
记得当年王同亿借助领导人的题词和媒体的炒作，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作为国内唯一的辞书学专业刊物，我们正为如何因应而踌躇，曾有人批评我们缺乏办刊的职业敏感性，要求我们跟上形势，组织推介王同亿的相关文章。我们对这位辞书界的“暴发户”也缺少了解，就尝试着收集有关材料，并走访了对其书其人多少有些了解的英语辞书界人士。一位英语辞书专家愤怒地批评了王所编并赖以成名的英语类双语词典，还举出了许多实例。我们据此写了调查报告，决定不予理会，并组织该专家撰写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王。本刊始终未刊有吹捧王的任何文字，这为不久后对王胡编乱造、抄袭剽窃的恶劣作风的批判争得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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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书研究》作为中国辞书学会会刊，自学会成立以来的20年中，努力履行会刊的职责，全面报道学会及各专业委员会的重要活动和重大事项，特别是学术活动，刊登学会的重要文件等。除对学会各届年会做全面报道外，对各专业委员会及学会中青年辞书工作者研讨会也都做了报道，刊发会议的论文目录，并选择发表一些高质量的论文。
作为我国辞书界唯一的学术性刊物，对辞书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一直是《辞书研究》十分关注的主题。譬如，对于理论辞书学的架构和发展、辞书学的学科地位、辞书编纂的规范化、辞书释义元语言、辞书与语言规范化、辞书的教育作用、辞书质量的评价标准、辞书市场的发展与辞书编纂的创新、我国辞书发展战略等具有辞书学宏观意义的问题，都曾发表不少论文展开讨论。近几年中，我们较集中地在以下方向花较大篇幅做了较深入的探讨，即：辞书创新问题；辞书特别是汉语语文辞书的规范化问题；辞书现代化、数字化及辞书编纂中计算机的运用，即计算词典学和数据库词典学问题；辞书的市场培养、市场竞争、市场净化，辞书的用户教育和用户指导问题；学习词典，特别是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和研究。这些问题，都是近几年来辞书界的热点问题，讨论方兴未艾。虽说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一方面理论需要发展、深化，国外引进的新理论、新观点需要本土化，需要结合汉语实际；另一方面，现有的理论成果的运用、转化，在我国辞书编纂出版实际中的推广，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这些年来，我们还注重《辞书研究》杂志和辞书学专著的互补互动。杂志创刊不久，我们便推出了“辞书研究丛书”，旨在为辞书的理论建设和有关材料的收集，从而为辞书事业的兴旺发展多贡献一份力量。多年来，该丛书陆续出版了二十来种辞书专著，其他兄弟出版社也陆续推出了各具特色的辞书学理论专著。这些著作构成了蔚为大观的辞书学园地。
辞书学研究推动了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发展，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发展又不断丰富辞书学研究的内容。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科书学研究成果本身也有一个逐步累积、稳定、成熟、系统，并进而与时更新的问题。正基于此，在学会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领导、支持下，去年我们又策划了涵盖辞书学主要方面和基本问题的“辞书研究文库”。“文库”中的选题，有的是经作者做了或多或少的修改甚至近乎重写的修订本，有的是作者的新著。文库中各书的内容，有的偏于传统，有的则关乎计算词典学、语料库词典学、学习词典学、交际词典学等新起的学科，从已出版的几种书来看，学界反响不错。“文库”的选题是开放的，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力作来充实“文库”。与此同时，我们仍继续出版“辞书研究丛书”，旨在扶植新人新作。
三十多年来，《辞书研究》对中国辞书事业的发展，对中国辞书学的开拓和创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辞书学毕竟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的领域，在学科建设初具规模以后，必然面临一个继续深入的问题。无论是辞书学理论、辞书编纂法、中外辞书史，还是辞书批评、辞书使用和辞书市场培育等，在目前已对各个问题广泛涉及的基础上，除需要在研究的广度上继续开拓外，尤其需要在研究的深度上努力挖掘。另外，我国的辞书事业在发展，辞书编纂的新经验、新问题不断出现，需要辞书工作者去正视它、研究它，也需要《辞书研究》予以重视，做出回答，进行引导。总之，任重而道远，期待《辞书研究》能以它的实际业绩来写好以后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