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爷爷往上七代都是秀才。
　　爷爷的爷爷十七岁那年，也考中了秀才，而且明眼人都说：丁家离顶带花翎不远了。
　　这话是有根据的：爷爷的爷爷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几乎是出口成章，在那有些人一辈子都不出村的穷乡僻壤，“小圣人”的大名居然在十里八乡家喻户晓。
　　然而，十年过去了，秀才依然还是秀才。乡试考了一次又一次，顶带花翎仍然是遥不可期的梦。
　　看看家徒四壁的处境，实在凑不齐去省城的盘缠了，终于一咬牙，不考了。
　　秀才的空名头是当不了饭吃的。读了二十几年的书，庄稼把式根本拿不出手。上有老，下有小，养活不了。这时候，庄稼人就不管你圣人不圣人，只是嘲笑你百无一用。只有见了县太爷的轿子，望着周围跪倒一片的人群而傲然独立时(清代，秀才见官是可以不跪的)，才觉得赢回了一点读书人的面子。
　　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只是造就了一身文人的酸气和傲气，却没有学到安身立命的本事，这对于生活在那种环境中的人，只意味着一辈子受苦受罪。
　　终于，经过朋友介绍，找到了百里以外的一家富户，开馆授徒。这对于一个穷秀才来说也许是最好的归宿了，因为这终于可以证明读书人就是不同于土里刨食的蓬蒿人。
　　所以，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很快，周围几十里的人都知道××村×家请了位好先生，学问好得很。“小圣人”的名头又一次响得跟大锣似的。有钱人争相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去，希望将来踩着“圣人”的肩膀摘到那期盼已久的顶带花翎。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些学生身上。这些穿绸缎夹袍的少爷们很快对个袍子上打着几块补丁的先生不屑一顾起来，根本不管你有多大的学问。背地里他们一致叫他“穷酸佬”，却又惧怕他手上那根从不留情的戒尺，于是纷纷开始逃学。终于，诺大的学堂一个学生也没有了。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却决不去追学生。只要屋里还有一个人，他就一字不漏地讲。一个人也没有了，他就躺下睡大觉。到了年底，按照贯彻，由东家出题，每个学生写一篇文章，拿回去让各家家长审读，家长认为好，才会出应给先生的两斗谷子。可是疯跑了近一年的学生们拿着题目，都咬起了笔杆，没有一个写得出来。他一点也不急，提起笔，“刷刷……”两个时辰，三十篇文章全部写了出来，一个题目，三十个内容，决没有重样的，分给学生每人一份，交代一声：拿回去向你爹娘要谷子去吧!
　　从此，他发誓再不设馆教书。
　　赋闲在家两年，在老父亲的一再劝说下，他才又勉强做了一家面铺的帐房先生。他干得很好，却不讨东家的喜欢：人家嫌他架子太大。而且他又立下规矩，决不吃上顿吃剩的饭菜。终于有一天，发现东家为他准备的午饭里有上顿吃剩的烧牛肉，于是把桌子一掀，扬长而去。
　　回到家里，又挨了老爹爹一顿臭骂，然后就大病一场、气恼加伤寒，从那再也没能起来。
　　临死前，他叫来到了读书年龄的儿子，立下遗嘱，从此，丁家的子孙不准再念书。
　　于是，爷爷的父亲、爷爷都是一字不识。
　　到了爸爸这一辈，已经是人民的天下了。虽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爷爷还是一咬牙，破上祖上的规矩，把他送进了学校。
　　爸爸就要考大学了，一场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学校停了，学生们也都放了羊，于是爸爸又成了农民，在庄稼地理一干就是三十年。
　　再后来，就有了我。我又违了祖上的遗训，五岁就闹着进了小学。而且还想走出去，上大学，于是，十七岁那年，我考上了北大。
　　我走那一天，村子里沸腾了。爸爸搀着爷爷，到村口送我，全村人都来送我。乡亲们七嘴八舌夸赞着。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拉着我的手：孩子，上大学好，你们家是书香门第呀!
　　书香门第、书香门第……，我念叨着，抬头看见爷爷和爸爸，他们也都念叨着。
　　念着念着，他们哭了。
　　他们又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