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古德曼和戴维·派克都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该书从决策层机制化这一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经济转型阶段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并就美国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决策和改革进程向美国政府提出了12条具体建议。
　　作者认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重组了中国的经济决策机制，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设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其在经济决策中表现出来了鲜明的特点：制定迅速且个性化的顶层决策机制，用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全面综合的改革进程，为完成改革进程调整决策机构，等等。作者称，这些决策机制使中国政府权力更加集中，也形成了“双刃剑”：一方面，拥有了推动经济改革所需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另一方面，也为改革前景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作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其短期经济预期与长期可持续性均深受影响。
　　该书主要观点有四，一是中国经济决策体制在传统上有四个明显特点：首先，决策的关键点在于协调；其次，中央和地方在决策时常有冲突；再次，惯用“先行先试”的试验区模式。最后，外部压力对中国决策也会产生影响。
　　二是新一届政府显示出调整结构、解决问题的突出能力。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方案体现了习近平个人和中央的集体威望，准确把握了主要改革领域之间基本关系。习近平的英明之处还在于善用精英，他提拔了一个可信赖有才华的经济决策者团队，赋予他们充分的权力去监管整个改革议程。
　　三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面临多方面挑战。包括，国家经济改革有拖延和停滞的可能；改革面临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如果改革措施不成功，中国自上而下的马列主义政治制度不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的状态就会显露出来。
　　四是作者为美国政府贡献12条建议。具体如下：支持中国经济改革中与美国利益相一致的部分；当中国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违背时，要敢于向北京发起挑战；确保中美在合适的政治层面保持接触；白宫应该和中南海建立非正式的“后台”沟通渠道，增强双方的互相信任，减少误解或误判，了解问题所在，认清两国关系中的机遇和挑战；美国政府应更加关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保持和改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美中投资协定谈判应在双边议程中享有优先地位；采取稳健、积极的地区性和全球经济战略，将亚太经合组织和“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作为对华经济战略的两大战略工具；为总统准备以经济政策为核心的对华战略文件，指导和协调美国各机构的对华战略和处理手法；白宫高层与中国的接触应享有优先权；强化政府机构处理中国经济问题的专业能力与职责；要与美国国会和商界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