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第一次的实践,到中国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摸索发展，其中不乏很多片段可以作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分享和历史借鉴。作为世界上成功实践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它的发展有弊病、有缺点，并且不可否认它的弊病大于作用，然而这些弊病缺点也是当今发展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对这些弊病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党更深刻地面对、处理这些类似问题的时候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和方法。因而从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入手，通过对苏联模式缺陷的反思与展望实现对我国国家权力制衡、国民财富的合理分配、实现社会的公正和民主等方面提供可选择的参考路径。关键词：苏联模式；国家权力制衡；财富分配；公正民主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031-03社会主义是在16世纪初欧洲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提出的，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全部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利益均享（此处指尽可能地公平公正地分配，而不是指平均分配）。历史上最先提出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是英国的人文主义家托马斯·莫尔，他在著作《乌托邦》里面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首先作出了构想。在莫尔以后的几百年里，不断有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构想和设计，然而本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和设计，影响力最为巨大。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构想得到了证实——苏联首先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第一次从理论走向了现实，这是其他思想家所不能企及的。不论历史条件如何变幻，不论是历史必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幸运，都不能不说他们规划的社会主义模式开辟了社会形态发展的新篇章。然而在苏联模式的发展建设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本文将从苏联模式的弊病谈起，由此进行反思，希望能对当今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公正民主、财富分配、国家权力制衡等各方面提出一点可用的参考价值。一、苏联模式的发展、弊病及思考（一）建立的背景以及思考19世纪沙俄统治下的俄国，社会经济凋敝，尽管当时它宣称是世界第五大强国，然而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领域，都是远远落后于其他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工业产量远远低于其他强国，当时法国的人口只有俄国的1/4，工业量却是俄国的2.5倍；美国工业生产的绝对值是俄国的14倍，若按人口计算，是俄国的22倍；在经济结构上，俄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是高、精、尖端的水平还是比较低，尤其是轻工业十分薄弱；在人口结构划分上，宗法式的、农奴式的、小商人、资本家、大的财团等成分多元，当然也会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状态。总之当时俄国的生产水平低下，经济成分复杂。然而在这样薄弱的经济基础下，苏共领导人在1936年宣布社会主义的建立，这与马恩的社会主义相差甚远，单从经济水平来说就是很荒谬的。在当时各个条件都不完备的情况下，这样草率地宣布社会主义的建立，不但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到位，更重要的是这是对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误读，不但迷惑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而且造成苏联共产党党内的认识分歧，导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发展社会主义认识不清，为后来斯大林的独断专权开启了便利之门。俄国历经三个多世纪的封建统治，国内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封建思想集权主义非常浓厚，短时期内成功建设社会主义非常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领导人使用了行政命令、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实现。不可否认这样急风暴雨式的暴力方法短期内的确是奏效的，然而历史证明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是会出乱子的，决策的时候不但需要急风暴雨式的果断干脆，也需要慢条斯理式的一步一个脚印，不光要快、讲求速度，更关键的是要站稳脚跟，以免站得高而脚底打滑以致跌跟头。要有制度和程序做必要的保障，不能人为地操纵，苏联模式的最终崩溃，围绕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二）苏联模式发展脉络以及思考苏联模式的发展脉络基本上遵循列宁—斯大林的时间顺序的模式。本文将横向结合，从政治上国家权力畸形集中、经济上国民财富分配失衡和经济建设的跨越式规划、到文化上的民主和社会公正缺失的脉络作一个横向的剖析，从而对苏联的发展模式作一个横向剖面的理解。1.政治上，国家权力的畸形集中及思考当时的俄国由于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军事力量畸形增长,以军事力量强大为基础，成为封建色彩浓重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在实行封建中央集权的情况下，当时的俄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农民和小生产者，留有农奴制的痕迹，工人阶级不成熟。因此，当时的俄国是农民和小生产者相互独立并且支撑了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在这样封建思想浓厚的国家，尽管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然而苏联共产党没有建立起一个体制完善的民主国家，以斯大林时期发展最为“鼎盛”为代表。作为东方各国共产党早期领袖，最早和最深刻反思与批判苏俄模式的人——陈独秀，他就认为“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然而苏联缺乏民主的制度与完善机制，导致国家权力的极度膨胀。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作了《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要求彻底消灭以前被压迫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并且谴责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在1922年4月的党中央会议上，斯大林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在此期间斯大林提出各民族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方案，与列宁发生争执，列宁在1922年底和1923年初写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斯大林作风粗暴，担心他在总书记职位上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手中的权力，建议把他调离这个岗位，但是随着列宁1924年1月21日逝世，斯大林的地位没有得到动摇，1924年5月召开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总书记。后来直到斯大林逝世，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苏联的国家权力畸形集中具体表现为：斯大林是第一个苏共中央总书记兼政府总理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国家的党政军三大权由他一个人作为领袖独掌；他带头搞终身制，从1922年开始担任党的总书记到1953年去世，一共任职31年，国家的党政军三大权的领导人不但是终身制而且始终是他本人担任；他指定曾担任过他的秘书马林可夫为国家的下一届领导人，没有党内外程序的约束与限定，当认识到马林可夫软弱的时候，又凭借个人拥有的权力想换掉他。由此可见，当时的苏联对于国家领导人的选择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没有经过法律特别是宪法的规范，没有经过党内外的任何程序约束，没有经过选举投票进行民主选择，没有会议讨论，没有其他预选方案和人选的竞争，凭个人亲疏远近、个人好恶决定一国命运，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古语有言“以人为镜，可以知荣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论何时，在一党专政的国家，党内民主就犹如别人的耳朵、别人的眼睛，领导人堵上别人的耳朵，蒙上别人的眼睛，那么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必定有限，甚至于看到的是表面、是假象、是海市蜃楼，听到的是断章取义、盲人摸象，只有局部而没有整体，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的概念，结果可想而知。党内的民主又像是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一个人堵上自己的耳朵，蒙住自己的眼睛，必然使得自己昏昏然，陷入臆想状态，外面发生的事情必然是一概不知，决策必然受影响。村野遍知的道理，苏联的领导人竟然不知，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斯大林一人，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充分反映出法律建设的完备、宪法地位的充分肯定、民主思想的崇尚和凡事必须经过法定程序的刚性等条件的重要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人往往严于律人、疏于律己的天性，使得监督体制的建立非常必要。在我国建设当中也要加强监督体制的建设和完备，确定其地位并且想法设防予以保障。 2.经济上，国民财富分配悬殊、经济建设跨越式的规划及思考尽管当时苏联实行的是按照马恩设计的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然而这种按劳分配却是被官有化了的。苏联1936年的宪法规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在当时状况下，由官员掌控国家和集体财产，这样的分配就显然官有化了；另一方面，干部实行等级工资制，农民实行劳动日记工分，这样使得官员不断地冀望于“向上爬”的心理从而获取更多的财富分配额，而农民得到的仅仅是微乎其微的财富分配。1936年，官僚之间高低工资的差距是3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100多倍。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但使得国民财富分配悬殊、阶级基础分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也造就了一批阻碍自身发展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不利于苏联自身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苏联1991年的解体是很令人震动的，究其根基，在于自身矛盾的不可调和，实在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体了。一方面，贫富差距太大，造成社会不公和腐败严重，失去民心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制定的规划不切合实际，不符合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必然带来不好的结果。例如新经济政策，是为了应对当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提出的，可是后来斯大林变换了经济发展，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重新阐释了新经济政策，他强调了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过渡性质。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在早期即1926年前，确实有力支撑了整个国民经济、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但是后期它的过早结束，使得这一体系最终瓦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领导人将党内的分歧公开化，不但分裂了党内的团结，而且因为党内的分歧，使得经济政策的断层。新经济政策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存在较大的分歧，可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就改变了对这一政策的阐释，使得政策因领导人的更替而彻底转换，这是发展经济的忌讳。启示我们制定经济政策要从长远着眼，设立制度保证和法律规范，使得它不因领导人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喜好而变换，保证经济发展不断层，经济政策实施的持续性；最后，就是西方的和平演变，当时苏联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再加上国内失去民心、党内分歧公开化导致分裂，最后被和平演变掉了。这是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的深刻警示。3.文化上，民主的缺失和社会公正的丧失以及对它的思考从苏联建立的文化基础来看，当时的俄国人不论是工人还是农民，文化水平都很低，文盲占据全国的60%以上，这样的居民素质，加上苏联建国前370年的沙皇封建统治，使得苏联国内缺乏民主意识，封建思想严重。后来斯大林模式的确立，真正将国家权力与民主丧失结合起来，民主一旦丧失，监督必然消亡，公正也必然殆尽，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专制和个人专断，个人专断必然会出现部分清醒人士对政府的不满，可是苦于政府又没有提供讨论、提供建议的平台，使得这部分人或者客观、或者主观地让党内分歧显现、造成不利于党内团结甚至造成党内分裂的言论和行为，最后将分歧公开化，让西方国家趁机发动演变，坐收渔翁之利。同样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我们不但要注意保持党内团结，而且要充分发扬民主，不但要鼓励党内讲民主，而且在全社会范围都要鼓励人们敢于讲话、讲真话，不断提高全民的政治素质，做到全社会协力促成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风气，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要以史为鉴，避免克服苏联模式下的官有化，想法设法寻求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的路子，是极为重要的。二、更好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路径展望学史使人明智。不可否认，不论是苏联模式还是斯大林模式，他们开拓了在生产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域，开辟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涉及到新思维，对于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特别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先锋指导和警示作用。我们在今后发展的时候，需要做好这样几个方面：弘扬法律地位，充分做好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我国国民的法律意识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受到了西方自由民主法律等先进思想的洗礼，法律意识前所未有地增强了，然而对于国家权力的制衡、监督方面还是有所畏惧的，这与我们国家绵延悠长的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自古都是“官”管“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哪有“民”告“官”之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但经济将会趋于一体化，先进的文化和思想也会相互吸收完善，趋于一体化，这是适应时代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监督体制可以参考德国联邦银行和联邦政府之间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德国中央银行的联邦银行，只有联邦银行才有权发行货币，它又是一个具有公共法人资格的联邦直接法人,独立于联邦政府,在行使职权时不受联邦政府指令的影响,它负责运用货币和信贷政策调节经济；但是它的资本归联邦政府所有,独立于政府又要支持政府的总体经济政策，当政府和银行在政策上发生分歧时可以协调,但联邦银行按理事会决议行事,联邦政府对这种决定只有暂时推迟实施的权力。我国可以以此为参考，设立国家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归属于中央政府，政府才有权发出监督的指令，但是又要让监督机构独立于政府，行使职权的时候不受政府的行政影响。遇到分歧的时候，与政府协调，但是最终按照机构理事会决议实施，并且从法律上保障政府只有推迟实施的权力，但是同时又必须支持并配合中央政府的总体规划。只有充分给予权力并且使得权力受到制约，使其力量均衡，这样才能够从地基上保证经济建设这座大厦的稳定性。创立公平公正的社会氛围，努力保障居民生活。温家宝总理最近又一次提出改革分配制度。只有分配合理，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保障社会公平和稳定，因此，今后的发展应当致力于“分好蛋糕”这件事上。并且可以借鉴国外经验特别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分配经验，对各个群体的保障都做到完备完善，真正努力向社会主义迈进。均衡经济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历史原因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差异，收入差距的数字更为直观地反映了这点。今后我国的发展战略必然是要倾向于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对此，要出台一系列的制度法律和政策，保障经济的全面建设。总之，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民主自由的氛围，坚持学习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自己的各项不足，做到发展上注意发扬民主，注重从制度上确立权力的制衡，全面协调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参考文献：[1]水如.陈独秀书信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503-504.[2]高放.苏联模式的病源和病因[J].同舟共进，2009，（4）.[3]王越芬，许丹丹.论斯大林模式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启示[J].世纪桥，2009，（4）.[4]骆晓会.陈独秀对苏俄革命和建设模式的反思与批判[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4（2）.[5]高放.社会主义的模式与展望[J].理论视野，2009，（1）.[6]马丽华.浅析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及启示[J].长白学刊，200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031-03社会主义是在16世纪初欧洲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提出的，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全部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利益均享（此处指尽可能地公平公正地分配，而不是指平均分配）。历史上最先提出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是英国的人文主义家托马斯·莫尔，他在著作《乌托邦》里面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首先作出了构想。在莫尔以后的几百年里，不断有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构想和设计，然而本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和设计，影响力最为巨大。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构想得到了证实——苏联首先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第一次从理论走向了现实，这是其他思想家所不能企及的。不论历史条件如何变幻，不论是历史必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幸运，都不能不说他们规划的社会主义模式开辟了社会形态发展的新篇章。然而在苏联模式的发展建设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本文将从苏联模式的弊病谈起，由此进行反思，希望能对当今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公正民主、财富分配、国家权力制衡等各方面提出一点可用的参考价值。一、苏联模式的发展、弊病及思考（一）建立的背景以及思考19世纪沙俄统治下的俄国，社会经济凋敝，尽管当时它宣称是世界第五大强国，然而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领域，都是远远落后于其他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工业产量远远低于其他强国，当时法国的人口只有俄国的1/4，工业量却是俄国的2.5倍；美国工业生产的绝对值是俄国的14倍，若按人口计算，是俄国的22倍；在经济结构上，俄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是高、精、尖端的水平还是比较低，尤其是轻工业十分薄弱；在人口结构划分上，宗法式的、农奴式的、小商人、资本家、大的财团等成分多元，当然也会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状态。总之当时俄国的生产水平低下，经济成分复杂。然而在这样薄弱的经济基础下，苏共领导人在1936年宣布社会主义的建立，这与马恩的社会主义相差甚远，单从经济水平来说就是很荒谬的。在当时各个条件都不完备的情况下，这样草率地宣布社会主义的建立，不但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到位，更重要的是这是对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误读，不但迷惑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而且造成苏联共产党党内的认识分歧，导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发展社会主义认识不清，为后来斯大林的独断专权开启了便利之门。俄国历经三个多世纪的封建统治，国内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封建思想集权主义非常浓厚，短时期内成功建设社会主义非常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领导人使用了行政命令、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实现。不可否认这样急风暴雨式的暴力方法短期内的确是奏效的，然而历史证明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是会出乱子的，决策的时候不但需要急风暴雨式的果断干脆，也需要慢条斯理式的一步一个脚印，不光要快、讲求速度，更关键的是要站稳脚跟，以免站得高而脚底打滑以致跌跟头。要有制度和程序做必要的保障，不能人为地操纵，苏联模式的最终崩溃，围绕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二）苏联模式发展脉络以及思考苏联模式的发展脉络基本上遵循列宁—斯大林的时间顺序的模式。本文将横向结合，从政治上国家权力畸形集中、经济上国民财富分配失衡和经济建设的跨越式规划、到文化上的民主和社会公正缺失的脉络作一个横向的剖析，从而对苏联的发展模式作一个横向剖面的理解。1.政治上，国家权力的畸形集中及思考当时的俄国由于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军事力量畸形增长,以军事力量强大为基础，成为封建色彩浓重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在实行封建中央集权的情况下，当时的俄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农民和小生产者，留有农奴制的痕迹，工人阶级不成熟。因此，当时的俄国是农民和小生产者相互独立并且支撑了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在这样封建思想浓厚的国家，尽管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然而苏联共产党没有建立起一个体制完善的民主国家，以斯大林时期发展最为“鼎盛”为代表。作为东方各国共产党早期领袖，最早和最深刻反思与批判苏俄模式的人——陈独秀，他就认为“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然而苏联缺乏民主的制度与完善机制，导致国家权力的极度膨胀。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作了《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要求彻底消灭以前被压迫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并且谴责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在1922年4月的党中央会议上，斯大林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在此期间斯大林提出各民族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方案，与列宁发生争执，列宁在1922年底和1923年初写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斯大林作风粗暴，担心他在总书记职位上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手中的权力，建议把他调离这个岗位，但是随着列宁1924年1月21日逝世，斯大林的地位没有得到动摇，1924年5月召开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总书记。后来直到斯大林逝世，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苏联的国家权力畸形集中具体表现为：斯大林是第一个苏共中央总书记兼政府总理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国家的党政军三大权由他一个人作为领袖独掌；他带头搞终身制，从1922年开始担任党的总书记到1953年去世，一共任职31年，国家的党政军三大权的领导人不但是终身制而且始终是他本人担任；他指定曾担任过他的秘书马林可夫为国家的下一届领导人，没有党内外程序的约束与限定，当认识到马林可夫软弱的时候，又凭借个人拥有的权力想换掉他。由此可见，当时的苏联对于国家领导人的选择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没有经过法律特别是宪法的规范，没有经过党内外的任何程序约束，没有经过选举投票进行民主选择，没有会议讨论，没有其他预选方案和人选的竞争，凭个人亲疏远近、个人好恶决定一国命运，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古语有言“以人为镜，可以知荣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论何时，在一党专政的国家，党内民主就犹如别人的耳朵、别人的眼睛，领导人堵上别人的耳朵，蒙上别人的眼睛，那么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必定有限，甚至于看到的是表面、是假象、是海市蜃楼，听到的是断章取义、盲人摸象，只有局部而没有整体，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的概念，结果可想而知。党内的民主又像是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一个人堵上自己的耳朵，蒙住自己的眼睛，必然使得自己昏昏然，陷入臆想状态，外面发生的事情必然是一概不知，决策必然受影响。村野遍知的道理，苏联的领导人竟然不知，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斯大林一人，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充分反映出法律建设的完备、宪法地位的充分肯定、民主思想的崇尚和凡事必须经过法定程序的刚性等条件的重要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人往往严于律人、疏于律己的天性，使得监督体制的建立非常必要。在我国建设当中也要加强监督体制的建设和完备，确定其地位并且想法设防予以保障。 2.经济上，国民财富分配悬殊、经济建设跨越式的规划及思考尽管当时苏联实行的是按照马恩设计的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然而这种按劳分配却是被官有化了的。苏联1936年的宪法规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在当时状况下，由官员掌控国家和集体财产，这样的分配就显然官有化了；另一方面，干部实行等级工资制，农民实行劳动日记工分，这样使得官员不断地冀望于“向上爬”的心理从而获取更多的财富分配额，而农民得到的仅仅是微乎其微的财富分配。1936年，官僚之间高低工资的差距是3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100多倍。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但使得国民财富分配悬殊、阶级基础分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也造就了一批阻碍自身发展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不利于苏联自身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苏联1991年的解体是很令人震动的，究其根基，在于自身矛盾的不可调和，实在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体了。一方面，贫富差距太大，造成社会不公和腐败严重，失去民心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制定的规划不切合实际，不符合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必然带来不好的结果。例如新经济政策，是为了应对当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提出的，可是后来斯大林变换了经济发展，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重新阐释了新经济政策，他强调了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过渡性质。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在早期即1926年前，确实有力支撑了整个国民经济、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但是后期它的过早结束，使得这一体系最终瓦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领导人将党内的分歧公开化，不但分裂了党内的团结，而且因为党内的分歧，使得经济政策的断层。新经济政策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存在较大的分歧，可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就改变了对这一政策的阐释，使得政策因领导人的更替而彻底转换，这是发展经济的忌讳。启示我们制定经济政策要从长远着眼，设立制度保证和法律规范，使得它不因领导人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喜好而变换，保证经济发展不断层，经济政策实施的持续性；最后，就是西方的和平演变，当时苏联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再加上国内失去民心、党内分歧公开化导致分裂，最后被和平演变掉了。这是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的深刻警示。3.文化上，民主的缺失和社会公正的丧失以及对它的思考从苏联建立的文化基础来看，当时的俄国人不论是工人还是农民，文化水平都很低，文盲占据全国的60%以上，这样的居民素质，加上苏联建国前370年的沙皇封建统治，使得苏联国内缺乏民主意识，封建思想严重。后来斯大林模式的确立，真正将国家权力与民主丧失结合起来，民主一旦丧失，监督必然消亡，公正也必然殆尽，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专制和个人专断，个人专断必然会出现部分清醒人士对政府的不满，可是苦于政府又没有提供讨论、提供建议的平台，使得这部分人或者客观、或者主观地让党内分歧显现、造成不利于党内团结甚至造成党内分裂的言论和行为，最后将分歧公开化，让西方国家趁机发动演变，坐收渔翁之利。同样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我们不但要注意保持党内团结，而且要充分发扬民主，不但要鼓励党内讲民主，而且在全社会范围都要鼓励人们敢于讲话、讲真话，不断提高全民的政治素质，做到全社会协力促成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风气，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要以史为鉴，避免克服苏联模式下的官有化，想法设法寻求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的路子，是极为重要的。二、更好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路径展望学史使人明智。不可否认，不论是苏联模式还是斯大林模式，他们开拓了在生产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域，开辟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涉及到新思维，对于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特别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先锋指导和警示作用。我们在今后发展的时候，需要做好这样几个方面：弘扬法律地位，充分做好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我国国民的法律意识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受到了西方自由民主法律等先进思想的洗礼，法律意识前所未有地增强了，然而对于国家权力的制衡、监督方面还是有所畏惧的，这与我们国家绵延悠长的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自古都是“官”管“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哪有“民”告“官”之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但经济将会趋于一体化，先进的文化和思想也会相互吸收完善，趋于一体化，这是适应时代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监督体制可以参考德国联邦银行和联邦政府之间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德国中央银行的联邦银行，只有联邦银行才有权发行货币，它又是一个具有公共法人资格的联邦直接法人,独立于联邦政府,在行使职权时不受联邦政府指令的影响,它负责运用货币和信贷政策调节经济；但是它的资本归联邦政府所有,独立于政府又要支持政府的总体经济政策，当政府和银行在政策上发生分歧时可以协调,但联邦银行按理事会决议行事,联邦政府对这种决定只有暂时推迟实施的权力。我国可以以此为参考，设立国家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归属于中央政府，政府才有权发出监督的指令，但是又要让监督机构独立于政府，行使职权的时候不受政府的行政影响。遇到分歧的时候，与政府协调，但是最终按照机构理事会决议实施，并且从法律上保障政府只有推迟实施的权力，但是同时又必须支持并配合中央政府的总体规划。只有充分给予权力并且使得权力受到制约，使其力量均衡，这样才能够从地基上保证经济建设这座大厦的稳定性。创立公平公正的社会氛围，努力保障居民生活。温家宝总理最近又一次提出改革分配制度。只有分配合理，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保障社会公平和稳定，因此，今后的发展应当致力于“分好蛋糕”这件事上。并且可以借鉴国外经验特别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分配经验，对各个群体的保障都做到完备完善，真正努力向社会主义迈进。均衡经济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历史原因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差异，收入差距的数字更为直观地反映了这点。今后我国的发展战略必然是要倾向于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对此，要出台一系列的制度法律和政策，保障经济的全面建设。总之，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民主自由的氛围，坚持学习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自己的各项不足，做到发展上注意发扬民主，注重从制度上确立权力的制衡，全面协调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参考文献：[1]水如.陈独秀书信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503-504.[2]高放.苏联模式的病源和病因[J].同舟共进，2009，（4）.[3]王越芬，许丹丹.论斯大林模式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启示[J].世纪桥，2009，（4）.[4]骆晓会.陈独秀对苏俄革命和建设模式的反思与批判[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4（2）.[5]高放.社会主义的模式与展望[J].理论视野，2009，（1）.[6]马丽华.浅析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及启示[J].长白学刊，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