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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类影像艺术品收藏在中国的兴起
上世纪90年代，几位外国收藏家手持一份中国摄影家的名单和图录，游走在大江南北各艺术家部落，默默收藏着中国当代著名摄影家的代表作，其中不乏中国著名的纪实摄影家和重要的纪实类的摄影艺术品。
那时中国不仅没有摄影艺术品的价格参考体系，摄影家也不了解摄影收藏的规则，不懂签名版数、藏品的材质和技术要求。2002年，北京“百年印象”画廊创建，开始代理翁乃强、王文澜、解海龙、林永惠、王征、杨延康、姜健等重要纪实摄影家的作品，启动了中国纪实摄影艺术品的一级市场，标志着摄影收藏在中国的起步。
2006年华辰影像秋拍专场，拍了一批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纪实类摄影艺术品，广东嘉德和北京诚轩随后也开设了影像拍卖专场，其中也包括了纪实类摄影艺术品，成交价格高达30万元的解海龙记录希望工程的作品“大眼晴”引起了全社会对纪实摄影艺术品收藏的关注。
经过近十年的风风雨雨，目前已有爱普生影艺坊、北京百年印象、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影易时代、映画廊、巴黎北京摄影空间、大河影廊、see+影廊等多家经营着纪实性摄影艺术品的专业影廊，还有很多成熟的经营当代艺术的画廊也都经营着纪实类影像艺术品。
纪实类影像艺术品的界定
中国纪实类影像艺术品的收藏得益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兴起和国外摄影收藏的升温。但当代艺术领域有人质疑：“纪实摄影你家也有，我家也有，怎么收藏？”
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可能将纪实照片的史料价值和纪实类摄影艺术品混为一谈，不了解国外各大美术馆、博物馆收藏的纪实类摄影艺术精品，不了解纪实类摄影艺术品所具有的艺术品质。这里不妨借用书画界的例子来解释其中的差别：王羲之的字帖小学生人手一本，但真迹是世界上顶级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2010年在拍卖现场创出几亿元人民币的成交纪录。摄影与字画一样，收藏的是具有视觉艺术价值和包含了摄影高科技含量等众多因素的高品质原作，也就是收藏界所称的“真迹”，而非影像。
在摄影收藏领域，还要强调“纪实类影像艺术品”的概念。纽约国际摄影中心著名策展人克里斯多夫·菲利普（Christopher Philips，ICP）对“纪实类影像艺术品”的界定是“用纪实性手法创作的摄影艺术（Fine Art Photography）。那些充斥媒体、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摄影展品，那些仅仅客观记录外部世界的照片，并不具备艺术品的属性和收藏价值，市场的价格也不高。
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国际主要拍卖市场上的“纪实类影像艺术品”，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安塞尔·亚当斯等诸多名家以风格独特的摄影语法和词汇，取得了后人难以超越的艺术成就，其作品也因而具有了很高的收藏价值。比如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亚当斯的“区域曝光”、尤素福·卡什的“人物肖像”、安德烈·柯蒂兹的“几何的画面和完美组构”、戴安·阿勃斯的“怪诞人像”、 罗伯特·卡帕的“战争”、罗伯特·弗兰克的“反决定性瞬间”、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的“诗意”、安妮·利博维茨（Annie Leibovitz）的“时尚”等等。
上个世纪50～80年代，摄影在中国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与书画、文学、戏曲、舞蹈等其他艺术形态一样，创作主要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纪实类的摄影形态在摄影领域占据了主导位置，艺术摄影也主要由纪实类摄影所构成。也就是说，新中国的摄影艺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纪实类的影像艺术品。
中国纪实类摄影艺术品市场的指标股
由于中国影像收藏出现的滞后，中国摄影史很多离世的重要摄影家，如新中国第一代摄影家沙飞、陈正青、齐观山……仅留下了具有史料价值的影像，而少有可供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真迹。2003年，西部著名摄影家侯登科英年早逝，在中国引起了谁来收藏摄影家的讨论。侯登科是中国重要的纪实摄影代表人物之一，《麦客》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现在出现在市场上的侯登科的摄影作品，极少数有作者亲笔签名，大多是由其授权代理人签名的藏品。
中国摄影收藏市场经过五年的稳步发展，进入了构建“中国影像收藏指数”的阶段。要想成为中国影像收藏指标艺术家，摄影家首先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因素：
1.遵守摄影收藏市场的规则，拥有良好的信誉；
2.作品有足够的成交量；
3.透明的成交价格。
参照国际收藏市场的标准，兼顾艺术家的信誉、作品的完成度和质量，还有过去五年的市场表现、代理人的信誉的市场运作能力等因素，藏家可以关注以下艺术家：
侯波的领袖肖像。年近九旬的女摄影家侯波在上世纪50年代曾任中南海摄影师，拍摄了大量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照片。很多人收藏侯波的照片是因为照片的内容为“红色经典”，殊不知从图像学的角度说来，侯波照片中的严谨、重大，富有强烈的形式感，奠定和构成了新中国领袖肖像所特有的视觉形式和传统，极具中国摄影美术的传统和意义。
翁乃强的红色经典。翁乃强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系主任，是中国第一代接受过正规学院教育的摄影家，其代表作《回放》和《北大荒知青》以强烈的油画视觉和色彩构成而成就为红色经典摄影艺术品。这些为宣传报道所拍摄、从不摆布的照片，是研究中国的新闻摄影、报道摄影、宣传摄影乃至当下的观念摄影不可多得的范本。他的照片无论从拍摄的内容还是视觉构成来看，都将在中国的摄影发展史中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王文澜的纯摄影。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王文澜是新时期中国纯摄影艺术（pure photography）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中国新一轮“纪实摄影”活动的先知先觉者。王文澜的摄影作品无论是摄影的技术技法、视觉表达，还是影像哲理和美学的感悟，都是同时代的佼佼者。他拍摄的内容、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对现实的评判意义，对于20多年来不断发展壮大并走向成熟的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运动，有着很大的影响，是新时期影响了几代摄影人的摄影家。
解海龙的《希望工程》。解海龙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偶然了解到“希望工程”后，开始记录中国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和失学儿童状况，照片一经发表，引起了全社会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问题的关注和援助，从根本上改变了贫困地区孩子的生存状况，也改变了几代中国农民的命运，他所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其他任何摄影项目都难以企及的。在摄影发展的历程中，解海龙和《希望工程》推动了摄影从“记录社会”向“改变社会”的功能转变，在政治上为纪实摄影正了名。从此，在当时还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中国的摄影师可以名正言顺地拍摄任何看似负面的题材。作为中国纪实摄影发展历程中最重要作品之一，解海龙的《希望工程》也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转型期最为珍贵的视觉文化遗产。
吴家林的《云南山里人》。吴家林在40多年的摄影生涯中以特有的敏锐和视觉表达，让照片充满着“决定性瞬间”，无意中成为马格南图片社布列松影派在中国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吴家林作为第一位获得获美国琼斯母亲基金会国际纪实摄影奖和入围布列松摄影基金奖的中国摄影家，也是最早得到国际同行普遍认可的中国摄影家之一。他的作品在国内外众多重要摄影节和博物馆展示，并为许多机构所收藏。
刘铮的《国人》。刘铮从纪实摄影逐渐发展到关注各个群落的生存和心灵状态，寻求超现实的影像，成就为中国新纪实摄影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用纪实性手法拍摄的《国人》，是中国纪实摄影从传统向“新纪实摄影”发展过程中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还成就为中国早期观念摄影的代表作之一，是戴安·阿勃斯影派在中国的典型代表人物。此外，因几近完美的摄影技术技法的完成度，刘铮的摄影艺术品也得到了国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的青睐。
上世纪90年代，几位外国收藏家手持一份中国摄影家的名单和图录，游走在大江南北各艺术家部落，默默收藏着中国当代著名摄影家的代表作，其中不乏中国著名的纪实摄影家和重要的纪实类的摄影艺术品。
那时中国不仅没有摄影艺术品的价格参考体系，摄影家也不了解摄影收藏的规则，不懂签名版数、藏品的材质和技术要求。2002年，北京“百年印象”画廊创建，开始代理翁乃强、王文澜、解海龙、林永惠、王征、杨延康、姜健等重要纪实摄影家的作品，启动了中国纪实摄影艺术品的一级市场，标志着摄影收藏在中国的起步。
2006年华辰影像秋拍专场，拍了一批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纪实类摄影艺术品，广东嘉德和北京诚轩随后也开设了影像拍卖专场，其中也包括了纪实类摄影艺术品，成交价格高达30万元的解海龙记录希望工程的作品“大眼晴”引起了全社会对纪实摄影艺术品收藏的关注。
经过近十年的风风雨雨，目前已有爱普生影艺坊、北京百年印象、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影易时代、映画廊、巴黎北京摄影空间、大河影廊、see+影廊等多家经营着纪实性摄影艺术品的专业影廊，还有很多成熟的经营当代艺术的画廊也都经营着纪实类影像艺术品。
纪实类影像艺术品的界定
中国纪实类影像艺术品的收藏得益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兴起和国外摄影收藏的升温。但当代艺术领域有人质疑：“纪实摄影你家也有，我家也有，怎么收藏？”
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可能将纪实照片的史料价值和纪实类摄影艺术品混为一谈，不了解国外各大美术馆、博物馆收藏的纪实类摄影艺术精品，不了解纪实类摄影艺术品所具有的艺术品质。这里不妨借用书画界的例子来解释其中的差别：王羲之的字帖小学生人手一本，但真迹是世界上顶级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2010年在拍卖现场创出几亿元人民币的成交纪录。摄影与字画一样，收藏的是具有视觉艺术价值和包含了摄影高科技含量等众多因素的高品质原作，也就是收藏界所称的“真迹”，而非影像。
在摄影收藏领域，还要强调“纪实类影像艺术品”的概念。纽约国际摄影中心著名策展人克里斯多夫·菲利普（Christopher Philips，ICP）对“纪实类影像艺术品”的界定是“用纪实性手法创作的摄影艺术（Fine Art Photography）。那些充斥媒体、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摄影展品，那些仅仅客观记录外部世界的照片，并不具备艺术品的属性和收藏价值，市场的价格也不高。
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国际主要拍卖市场上的“纪实类影像艺术品”，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安塞尔·亚当斯等诸多名家以风格独特的摄影语法和词汇，取得了后人难以超越的艺术成就，其作品也因而具有了很高的收藏价值。比如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亚当斯的“区域曝光”、尤素福·卡什的“人物肖像”、安德烈·柯蒂兹的“几何的画面和完美组构”、戴安·阿勃斯的“怪诞人像”、 罗伯特·卡帕的“战争”、罗伯特·弗兰克的“反决定性瞬间”、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的“诗意”、安妮·利博维茨（Annie Leibovitz）的“时尚”等等。
上个世纪50～80年代，摄影在中国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与书画、文学、戏曲、舞蹈等其他艺术形态一样，创作主要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纪实类的摄影形态在摄影领域占据了主导位置，艺术摄影也主要由纪实类摄影所构成。也就是说，新中国的摄影艺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纪实类的影像艺术品。
中国纪实类摄影艺术品市场的指标股
由于中国影像收藏出现的滞后，中国摄影史很多离世的重要摄影家，如新中国第一代摄影家沙飞、陈正青、齐观山……仅留下了具有史料价值的影像，而少有可供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真迹。2003年，西部著名摄影家侯登科英年早逝，在中国引起了谁来收藏摄影家的讨论。侯登科是中国重要的纪实摄影代表人物之一，《麦客》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现在出现在市场上的侯登科的摄影作品，极少数有作者亲笔签名，大多是由其授权代理人签名的藏品。
中国摄影收藏市场经过五年的稳步发展，进入了构建“中国影像收藏指数”的阶段。要想成为中国影像收藏指标艺术家，摄影家首先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因素：
1.遵守摄影收藏市场的规则，拥有良好的信誉；
2.作品有足够的成交量；
3.透明的成交价格。
参照国际收藏市场的标准，兼顾艺术家的信誉、作品的完成度和质量，还有过去五年的市场表现、代理人的信誉的市场运作能力等因素，藏家可以关注以下艺术家：
侯波的领袖肖像。年近九旬的女摄影家侯波在上世纪50年代曾任中南海摄影师，拍摄了大量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照片。很多人收藏侯波的照片是因为照片的内容为“红色经典”，殊不知从图像学的角度说来，侯波照片中的严谨、重大，富有强烈的形式感，奠定和构成了新中国领袖肖像所特有的视觉形式和传统，极具中国摄影美术的传统和意义。
翁乃强的红色经典。翁乃强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系主任，是中国第一代接受过正规学院教育的摄影家，其代表作《回放》和《北大荒知青》以强烈的油画视觉和色彩构成而成就为红色经典摄影艺术品。这些为宣传报道所拍摄、从不摆布的照片，是研究中国的新闻摄影、报道摄影、宣传摄影乃至当下的观念摄影不可多得的范本。他的照片无论从拍摄的内容还是视觉构成来看，都将在中国的摄影发展史中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王文澜的纯摄影。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王文澜是新时期中国纯摄影艺术（pure photography）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中国新一轮“纪实摄影”活动的先知先觉者。王文澜的摄影作品无论是摄影的技术技法、视觉表达，还是影像哲理和美学的感悟，都是同时代的佼佼者。他拍摄的内容、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对现实的评判意义，对于20多年来不断发展壮大并走向成熟的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运动，有着很大的影响，是新时期影响了几代摄影人的摄影家。
解海龙的《希望工程》。解海龙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偶然了解到“希望工程”后，开始记录中国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和失学儿童状况，照片一经发表，引起了全社会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问题的关注和援助，从根本上改变了贫困地区孩子的生存状况，也改变了几代中国农民的命运，他所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其他任何摄影项目都难以企及的。在摄影发展的历程中，解海龙和《希望工程》推动了摄影从“记录社会”向“改变社会”的功能转变，在政治上为纪实摄影正了名。从此，在当时还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中国的摄影师可以名正言顺地拍摄任何看似负面的题材。作为中国纪实摄影发展历程中最重要作品之一，解海龙的《希望工程》也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转型期最为珍贵的视觉文化遗产。
吴家林的《云南山里人》。吴家林在40多年的摄影生涯中以特有的敏锐和视觉表达，让照片充满着“决定性瞬间”，无意中成为马格南图片社布列松影派在中国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吴家林作为第一位获得获美国琼斯母亲基金会国际纪实摄影奖和入围布列松摄影基金奖的中国摄影家，也是最早得到国际同行普遍认可的中国摄影家之一。他的作品在国内外众多重要摄影节和博物馆展示，并为许多机构所收藏。
刘铮的《国人》。刘铮从纪实摄影逐渐发展到关注各个群落的生存和心灵状态，寻求超现实的影像，成就为中国新纪实摄影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用纪实性手法拍摄的《国人》，是中国纪实摄影从传统向“新纪实摄影”发展过程中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还成就为中国早期观念摄影的代表作之一，是戴安·阿勃斯影派在中国的典型代表人物。此外，因几近完美的摄影技术技法的完成度，刘铮的摄影艺术品也得到了国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