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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四届农业社会学论坛”于2020年9月26-27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办。这次论坛主要围绕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农业转型中的农户行为、农业治理中的政府行为、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环境治理、农业治理中的地权关系等相关议题展开讨论交流 以期为疫情影响下的农业安全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第四届农业社会学论坛;农业转型;社会基础;农业治理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外粮食安全问题，再次将农业生产保障问题凸显在公众视野中。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而农业社会学是研究农业的社会方面的一门学科，其学科视角对于綜合、系统地研究农业领域的社会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创始人邹德秀先生率先在学界提出农业的“三元结构理论”和“多元功能理论”，并尝试以农业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对农业发展与农村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问题进行探讨，这对推动农业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4]。近几年一些研究者也开始以农业社会学的学科视角探询农业与农民、农村以及社会总体之间复杂的关联机制，这为探讨当前疫情下的农业生产稳定、农业转型、乡村发展振兴的社会机制提供了新思路、新研究视角。
2020年9月26-27日，依托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为“疫情影响下的农业安全与乡村振兴”的第四届农业社会学论坛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办。会议聚集了国内农业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相关专家和学者，共同探讨了当前中国农业社会学研究现状与未来研究趋势，重点围绕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农业转型中的农户行为、农业治理中的政府行为、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环境治理、农业治理中的地权关系等相关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以期为疫情影响下的农业安全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
一、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
（一）农业转型中的阶层化、理性化视角研究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领域的资本化问题逐渐凸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步较早的国家，其农业产业资本化导致的农业转型早已发生。关于此主题相关学者已取得了相对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研究我国的农业转型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与会专家指出，美国学者穆尼的研究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与韦伯的理性化研究视角进行了融合，形成具有动态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这对于解释美国的农业转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预测中，资本入侵农业后小农将成为无产者，社会便会出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元对立的局面。但在穆尼研究发现资本渗透到农业领域的形式是多样的，农业资本化的阶级形成过程是动态性的，其间充满了复杂性、多样性，从农民转变为资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的过程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为弥补马克思分析视角的不足，穆尼引入了韦伯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分析工具，并以此来解释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农民的行为。在形式理性的影响下，农民的决策趋向于理性化，以追求更大的利益为标准。因此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不只是资本单方面推动的，而是资本与农民理性化双向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受实质理性的影响，农民的行动是出于追求其生产技艺的保留，并将农业生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决策并不完全偏向市场。农户的实质理性是防止农业完全资本化，避免农民完全失去对农业生产控制权的一个重要工具。正是这两种理性的同时并存，在现实中没有出现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农民快速走向无产化的后果。与会专家认为农业对于农民而言不只是一种赚取金钱、利益的工具，农业生产还是农民的生活方式，其在农民的生活世界中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研究中国农业转型问题时，更需要关注农民行为的社会性，将社会环境基础带入农业转型研究的视野当中。
（二）现代农业的社会基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陈航英认为，人的因素在农业转型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他以宁夏南部菜心产业劳动力雇佣问题的产生为例展开论述，指出作为下乡资本的菜心公司其主要是面向市场进行生产经营，向市场供应菜心需要达到质量合格、稳定持续的要求。菜心公司在雇佣当地农民采摘菜心时出现困境，即当地农民缺少相应的技能、不能保证劳动时间的投入、难以满足及时用工的需要，并且由于乡土性还引发了当地劳动不认真干活、“抱团对外”的现象。为此，菜心公司被迫舍近求远通过外地的中间人帮忙招募外地工人，并雇佣该中间人作为这些雇工的总管。但雇佣外地工人面临着员工流动的问题，菜心公司和工人总管需顾及相应的“关系”与“伦理”，给予外地劳工更多情感上的支持与回馈。因此，他认为中国新兴的农业经营组织需要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与乡土社会伦理价值观念进行有效融合，才能更好地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担纲者。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扎根中国乡土社会，需构筑好现代农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宗阳从农业机械化实现的问题对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进行讨论。徐宗阳认为购买了农业机械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实当中的农业机械化问题，比理论层面上讨论的农业机械化问题要复杂得多。农业机械化并不只是一个技术化、市场化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化的实现过程问题。徐宗阳以一家农场实现机械化的过程为例，指出机手的雇佣、管理、协调与监督是其中主要难题。农场在购买机械之后，首先尝试雇佣当地的机手进行收割，但产生了非常高昂的监督成本和协调成本。紧接着农场租用当地农机收割，而收割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出现了在收割过程中的大量偷盗现象。最后通过当地的麦客经纪人联系外地的麦客前来收割，农场才实现了农场收割的机械化。徐宗阳认为该农场在前两年之所以机械化收割失败，是因为农场作为外来资本落入到当地的陌生社会结构中，而受到本地机手内外有别行动逻辑的影响。而来自外地的麦客与农场同为外来者，而且由于麦客内部的社会关系、麦客经纪人与麦客之间的庇护关系以及麦客自身的独特社会身份，使得农场可以将麦客“自己人化”，农场机械化才得以实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赵晓峰通过对下乡资本在乡土社会中的调试过程进行考察，指出下乡资本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会主动或被动地学习与适应乡土社会的规则，另一方面下乡资本也会主动或不自觉地对乡土社会的规则进行改造以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进而使得下乡资本能在逐步地调试中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付伟指出，农业转型不仅仅是农业产业规模化、市场化、机械化等方面的问题，其还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农业产业化雇佣的劳动力，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而是其中还附着丰富的社会关系。因此，中国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不只是增加资本、技术投入的简单过程，其中还面临着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应对。
二、农业转型中的农户行为表现
（一）农业技术推广中的农户心理
中国农业大学熊春文指出，农业技术推广的问题研究是农业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去探讨农技推广机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中国农业要走向现代化，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效能来助力小农户发展。
山西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院樊军亮认为，当前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主要是由于农户受到其各自的生活经历、受教育情况、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导致农户的心理行为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会影响到农业技术推广的效果。针对小农的心理行为表现特征，樊军亮将小农户分为以下五种类型：创新型小农、发展型小农、自利非伦理型小农、内生动力不足型小农、抗争型小农。这五种不同类型的小农，在面对新生产技术时所呈现的应对行为和心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者需要深入了解小农接受农业技术的过程中的真实心理特征，并采取相应的推广策略以提高农业科技的推广效率。
北京师范大学王海侠认为以参与式研究来发现问题，将小农户在现实社会中的多样的行为特征进行分类总结，在理论和现实上对推动中国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很大的意义。但目前在农技推广者或组织怎样才能与农户进行有效互动还需要持续深入到实践中进行观察，以更加丰富的经验研究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此外，与会专家对农户与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之间的长期互动过程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农业技术推广组织进入社区将面临复杂的乡土社会关系，其在当地建立起信任关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乡土社会中存在着内外有别、关系本位的特性，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在当地建立信任与威望需要较长的时间。农业技术推广组织通过自身的科技带来的效能给农户带来实惠，进而逐渐建立组织的声誉、在地合法性以及行动的合情性。但这个互动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遵循着从“外人”变为“自己人”的线性化嵌入逻辑，而是经历了从外人到客人，从客人变成帮手，再到帮手变成伙伴的身份转变。这种“伙伴”身份的形成，是农业科技推广组织长期扎根乡土社会过程中所建立起的一种总体性信任关系，也是农业科技推广组织适当嵌入到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中，但又不完全依附于乡土社会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二）农业生产认同感的劳动力职业选择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朱慧劼從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认同角度对农业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对农业生产的认同是农村社会中的一种重要情感因素，它对改善当前我国农业年轻劳动力缺失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农业从业者的收入不高，并且务农者当前的职位声望和社会地位上都比较低，大量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而进城务工，导致我国出现农村土地抛荒与农业种植人群趋向老龄化的问题[5]。朱慧劼进一步指出，为改变此现状，应当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增强农村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认同，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开展各种与农业文化、农业生产相关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农村居民对农业文化、农业重要性等方面的了解，进而增强农村居民对农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第二，需要加快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产业体系建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让农业生产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产形象，改变农村居民对农业生产的想象，进而增强农业生产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第三，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加大对“三农”的支持，改善农业产业的弱势地位，努力提高农业从业者的经营收入，进而提高整个社会对农业生产的认同。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下的小农生存处境
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李耀锋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生存与村庄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会对村庄内的小农户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背景下，小农户呈现出了贫困脆弱性特点，这主要表现在经济、社会、心理和权利四个方面。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经济性、社会性与政治性三重属性的结构性张力，这会给小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带来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因此需要理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三重属性给小农户带来的不同影响，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
（四）市场经济影响下的农户生存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振关注了在市场环境影响下农户的生产策略，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时采取面向家庭消费和面向市场销售而进行差别化生产的“一家两制”行动策略并不普遍，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与农户差别化生产之间也并不存在必然关系。农户在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消费、社会食物赠予，遵循的是一种“省钱”行动逻辑，并非出于对食品安全方面的考虑。此外，农户采取“一家两制”的策略与所生产的农作物价格弹性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当作物的价格弹性较高时，农户可以通过投入较多的农药、化肥而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此时其往往会倾向于采取“一家两制”的生产策略，反之对于价格弹性较低的作物，农户则不会采取此类策略。他认为农户“一家两制”的生产策略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农户受到市场经济环境影响而采取的行动策略。
其他与会专家也指出在市场环境影响之下，农户的行为具有多重的复杂性。农户的行动决策并不只是以追求财富增长为目标，其行动的背后还存在地方传统生存文化知识的影响。农户的生产生活行为背后存在着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不断互动的协调过程。只是以经济理性作为评判标准，就将农户判定成短视和没有上进心的形象，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忽略了农户行为逻辑背后的多重理性因素的影响。与会专家认为，如果要理解农户的生产生活行为，就需要更多的去考察其背后的在地化知识因素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环境影响之下，农户为了生存与发展，在适应市场规则要求的同时，也在尽量遵循在地的行动文化传统，这是一种经济发展理性与生存文化理性并存的状态。 三、农业治理中的政府行为
（一）政策性农业的产生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业发展从来就不只是单一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和行政问题，中国的农业发展一直都在受到地方政府的政策干预[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张贯磊对上海郊区的农业发展情况进行考察后，发现在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政府政策干预的影响。而政府干预的主要动因在于，在土地被抛荒或者在私下进行无序流转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农业治理成本会大大增加。因此，地方政府更倾向于“组织化”的形式来进行治理以降低治理成本，而为了实现组织化的意图，政府往往会采取政策进行强干预，如通过对农民土地使用权、规模经营主体的决策自主权进行政策上的干预，张贯磊将之概括为“政策性农业”。而在政府强干预之下，小农户的流转意愿、流转经营主体的选择、农业生产种植的决策以及相关农产品价格等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认为“政策性农业”虽然降低了地方政府的农业治理成本，但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隐含问题，即形成了一种高地租、高生产成本、高补贴的循环，随之带来的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使城市消费者成为高农业经营成本的最终承担者。
（二）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农业产业发展
在脱贫攻坚任务的开展之下，政府通过产业发展来带动贫困户脱贫成为当前的一种普遍形式。与会专家指出扶贫产业的选择往往与农业产业相关，而在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作用下，农业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受到了影响。在政府扶持农业扶贫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培育了村庄内部能人的经营和管理农业产业的能力，提升了村集体统筹产业经营的内部动能，进而逐渐形成一种以村集体为主导的内生型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这种模式能够在激发家庭经营“分”的活力的同时，通过村集体的组织统筹，真正实现“统分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经营模式，为当前中国产业扶贫向农业产业兴旺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四、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环境治理
（一）农业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村社治理能力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水平提高，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大大改变，也造成了农村社会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凸显。由于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导致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被破坏，农业面源污染、生态失衡问题越发严重，农业农村环境治理迫在眉睫。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蒋陪从村庄治理能力角度对乡村环境治理进行考察，认为当前农业农村的环境治理问题体现的是我国乡村治理能力的问题，要真正解决环境治理的问题就需要提升乡村社会的自治能力。乡村社会环境治理的成功需要乡村社会集体行动有效达成，而这种集体行动的形成需要以充分发掘村民主体性表达、地方精英参与、集体经济支撑以及村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为前提。因此，他认为完成当前农业农村的环境治理任务，需要注重塑造新时期集体行动形成的社会基础。
（二）农业农村环境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影响因素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郑华伟及其他与会专家就农户的社会资本、多元主体间的社会信任关系构建、农户的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等方面的因素对农户参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农户社会资本的丰富性、各主体间信任关系的良好构建、农户对于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提升，都有助于提高农户参与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因此，为提升农户参与的积极性，需要重视培育以下几个方面的正向影响因素：一是要提高社会信任，需要进一步发挥村干部的带头作用，完善村庄内部的民主议事制度，构建人人参与监督的社会环境，提高农户对环境治理政策的信任度、认可度。二是要完善社会规范，积极强化农业农村环境保护中农户的集体感和社会美德培养，让农户能够充分感知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紧密关联性，增强农户对村庄集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营造互惠合作的良好社会氛围。三是要积极构建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社会网络的力量将农户吸纳到环境保护的治理结构中，促进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进而提升环境治理的效能。
五、农业治理中的地权关系
（一）社会变迁下的农户地权意识
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史艳兰以“土地作为财产：旅游背景下云南Y村撒尼人的户籍身份、产权话语和村落组织更迭”为题，对产权话语表达的时代变化进行考察，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户对土地产权的认识也随之产生很大的变化。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农户、村委会、地方政府对地权的话语表述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产权话语的转变体现了各主体对土地地权的认知以及对土地地权利益的诉求变化。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农户对土地私有产权的意识不断加深，使得农户与政府围绕土地产权之间展开持续博弈。她以云南一个少数民族村落为例指出，在刚开始进行旅游开发时，当地农户对地权的意识较弱，政府与农户之间处于相对平和的关系状态。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當地旅游开发加速，农户开始围绕这赖以生存的土地与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关于“土地属于我”与“土地属于国家”两种地权话语解释的争夺。在这种产权话语的长期的博弈中，通过逐渐的调适，形成了关于农户户籍身份、土地、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捆绑关系的“复合产权”话语。
（二）细碎土地高效利用困境下的整合地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孙新华认为，面对当前细碎地块难以有效整合的困境，需要充分发挥我国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优势，通过集体组织内部民主决议、共同决策，进而实现对细碎地块的低成本调整。由于细碎土地具有资产专用性高、不确定性强、交易频率高的特点，在完全强调“权利地权”的情况下，要整合细碎地块所产生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而“整合地权”的“产权社会学”理论解释框架，则可以为降低在整合地块时与多个农户进行交易所产生的高成本问题提供新的应对思路。他指出所谓的“整合地权”，是指通过村民小组作为中间组织将村民进行整合，通过主体整合的形式来达成细碎地块的地权整合。这种形式是充分利用了当前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优势，充分考虑了土地的交易特征，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社会基础的一种土地产权整合模式，是解决细碎地块高效利用问题的有效解决途径。
总之，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紧贴社会现实，内容广泛，各个议题均是当前农业社会学研究领域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并且本次研讨会重点对当前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专家针对这些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想法，对认识当前农业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和明确未来研究方向具有指导意义。如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农业具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农业社会学是做出中国社会学研究本土特色的关键领域。因为，中国农业有村庄社会为依托，资本下乡是落在社会中，农业转型不只是简单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问题，这其中还包含了非常复杂的社会转型问题。同时，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历史变迁中，其中有变的、也有不变的地方。农业社会学是一个方法，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切口，其中包含有文化的、社会的（人心）、国家的角度，可以从农业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去剖析社会的转型，探讨古今之变与不变，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而且农业社会学还需要将农业经济问题社会学化，将农业与农村、农民以及整个社会整体都勾连在一起进行研究分析，在中国农业转型、农业产业与乡村振兴等国计民生的前沿问题上积极发声、实现价值。
参考文献：
[1] 熊春文.农业社会学论纲：理论、框架及前景[J].社会学研究，2017，32（3）：23-47.
[2] 邹德秀.中国农业文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3.
[3] 邹德秀.绿色的哲理[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5.
[4] 许珍珍，赵晓峰，邹德秀.农业社会学研究及其影响[M]//关中农村研究（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17.
[5] 贺雪峰.老人农业：留守村中的“半耕”模式[J].国家治理，2015（30）：43-48.
[6] 赵晓峰，陈义媛，周娟，等.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5）：120-133.
关键词：第四届农业社会学论坛;农业转型;社会基础;农业治理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外粮食安全问题，再次将农业生产保障问题凸显在公众视野中。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而农业社会学是研究农业的社会方面的一门学科，其学科视角对于綜合、系统地研究农业领域的社会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创始人邹德秀先生率先在学界提出农业的“三元结构理论”和“多元功能理论”，并尝试以农业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对农业发展与农村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问题进行探讨，这对推动农业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4]。近几年一些研究者也开始以农业社会学的学科视角探询农业与农民、农村以及社会总体之间复杂的关联机制，这为探讨当前疫情下的农业生产稳定、农业转型、乡村发展振兴的社会机制提供了新思路、新研究视角。
2020年9月26-27日，依托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为“疫情影响下的农业安全与乡村振兴”的第四届农业社会学论坛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办。会议聚集了国内农业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相关专家和学者，共同探讨了当前中国农业社会学研究现状与未来研究趋势，重点围绕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农业转型中的农户行为、农业治理中的政府行为、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环境治理、农业治理中的地权关系等相关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以期为疫情影响下的农业安全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
一、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
（一）农业转型中的阶层化、理性化视角研究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领域的资本化问题逐渐凸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步较早的国家，其农业产业资本化导致的农业转型早已发生。关于此主题相关学者已取得了相对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研究我国的农业转型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与会专家指出，美国学者穆尼的研究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与韦伯的理性化研究视角进行了融合，形成具有动态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这对于解释美国的农业转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预测中，资本入侵农业后小农将成为无产者，社会便会出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元对立的局面。但在穆尼研究发现资本渗透到农业领域的形式是多样的，农业资本化的阶级形成过程是动态性的，其间充满了复杂性、多样性，从农民转变为资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的过程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为弥补马克思分析视角的不足，穆尼引入了韦伯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分析工具，并以此来解释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农民的行为。在形式理性的影响下，农民的决策趋向于理性化，以追求更大的利益为标准。因此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不只是资本单方面推动的，而是资本与农民理性化双向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受实质理性的影响，农民的行动是出于追求其生产技艺的保留，并将农业生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决策并不完全偏向市场。农户的实质理性是防止农业完全资本化，避免农民完全失去对农业生产控制权的一个重要工具。正是这两种理性的同时并存，在现实中没有出现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农民快速走向无产化的后果。与会专家认为农业对于农民而言不只是一种赚取金钱、利益的工具，农业生产还是农民的生活方式，其在农民的生活世界中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研究中国农业转型问题时，更需要关注农民行为的社会性，将社会环境基础带入农业转型研究的视野当中。
（二）现代农业的社会基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陈航英认为，人的因素在农业转型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他以宁夏南部菜心产业劳动力雇佣问题的产生为例展开论述，指出作为下乡资本的菜心公司其主要是面向市场进行生产经营，向市场供应菜心需要达到质量合格、稳定持续的要求。菜心公司在雇佣当地农民采摘菜心时出现困境，即当地农民缺少相应的技能、不能保证劳动时间的投入、难以满足及时用工的需要，并且由于乡土性还引发了当地劳动不认真干活、“抱团对外”的现象。为此，菜心公司被迫舍近求远通过外地的中间人帮忙招募外地工人，并雇佣该中间人作为这些雇工的总管。但雇佣外地工人面临着员工流动的问题，菜心公司和工人总管需顾及相应的“关系”与“伦理”，给予外地劳工更多情感上的支持与回馈。因此，他认为中国新兴的农业经营组织需要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与乡土社会伦理价值观念进行有效融合，才能更好地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担纲者。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扎根中国乡土社会，需构筑好现代农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宗阳从农业机械化实现的问题对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进行讨论。徐宗阳认为购买了农业机械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实当中的农业机械化问题，比理论层面上讨论的农业机械化问题要复杂得多。农业机械化并不只是一个技术化、市场化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化的实现过程问题。徐宗阳以一家农场实现机械化的过程为例，指出机手的雇佣、管理、协调与监督是其中主要难题。农场在购买机械之后，首先尝试雇佣当地的机手进行收割，但产生了非常高昂的监督成本和协调成本。紧接着农场租用当地农机收割，而收割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出现了在收割过程中的大量偷盗现象。最后通过当地的麦客经纪人联系外地的麦客前来收割，农场才实现了农场收割的机械化。徐宗阳认为该农场在前两年之所以机械化收割失败，是因为农场作为外来资本落入到当地的陌生社会结构中，而受到本地机手内外有别行动逻辑的影响。而来自外地的麦客与农场同为外来者，而且由于麦客内部的社会关系、麦客经纪人与麦客之间的庇护关系以及麦客自身的独特社会身份，使得农场可以将麦客“自己人化”，农场机械化才得以实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赵晓峰通过对下乡资本在乡土社会中的调试过程进行考察，指出下乡资本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会主动或被动地学习与适应乡土社会的规则，另一方面下乡资本也会主动或不自觉地对乡土社会的规则进行改造以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进而使得下乡资本能在逐步地调试中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付伟指出，农业转型不仅仅是农业产业规模化、市场化、机械化等方面的问题，其还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农业产业化雇佣的劳动力，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而是其中还附着丰富的社会关系。因此，中国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不只是增加资本、技术投入的简单过程，其中还面临着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应对。
二、农业转型中的农户行为表现
（一）农业技术推广中的农户心理
中国农业大学熊春文指出，农业技术推广的问题研究是农业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去探讨农技推广机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中国农业要走向现代化，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效能来助力小农户发展。
山西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院樊军亮认为，当前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主要是由于农户受到其各自的生活经历、受教育情况、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导致农户的心理行为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会影响到农业技术推广的效果。针对小农的心理行为表现特征，樊军亮将小农户分为以下五种类型：创新型小农、发展型小农、自利非伦理型小农、内生动力不足型小农、抗争型小农。这五种不同类型的小农，在面对新生产技术时所呈现的应对行为和心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者需要深入了解小农接受农业技术的过程中的真实心理特征，并采取相应的推广策略以提高农业科技的推广效率。
北京师范大学王海侠认为以参与式研究来发现问题，将小农户在现实社会中的多样的行为特征进行分类总结，在理论和现实上对推动中国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很大的意义。但目前在农技推广者或组织怎样才能与农户进行有效互动还需要持续深入到实践中进行观察，以更加丰富的经验研究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此外，与会专家对农户与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之间的长期互动过程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农业技术推广组织进入社区将面临复杂的乡土社会关系，其在当地建立起信任关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乡土社会中存在着内外有别、关系本位的特性，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在当地建立信任与威望需要较长的时间。农业技术推广组织通过自身的科技带来的效能给农户带来实惠，进而逐渐建立组织的声誉、在地合法性以及行动的合情性。但这个互动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遵循着从“外人”变为“自己人”的线性化嵌入逻辑，而是经历了从外人到客人，从客人变成帮手，再到帮手变成伙伴的身份转变。这种“伙伴”身份的形成，是农业科技推广组织长期扎根乡土社会过程中所建立起的一种总体性信任关系，也是农业科技推广组织适当嵌入到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中，但又不完全依附于乡土社会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二）农业生产认同感的劳动力职业选择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朱慧劼從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认同角度对农业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对农业生产的认同是农村社会中的一种重要情感因素，它对改善当前我国农业年轻劳动力缺失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农业从业者的收入不高，并且务农者当前的职位声望和社会地位上都比较低，大量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而进城务工，导致我国出现农村土地抛荒与农业种植人群趋向老龄化的问题[5]。朱慧劼进一步指出，为改变此现状，应当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增强农村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认同，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开展各种与农业文化、农业生产相关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农村居民对农业文化、农业重要性等方面的了解，进而增强农村居民对农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第二，需要加快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产业体系建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让农业生产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产形象，改变农村居民对农业生产的想象，进而增强农业生产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第三，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加大对“三农”的支持，改善农业产业的弱势地位，努力提高农业从业者的经营收入，进而提高整个社会对农业生产的认同。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下的小农生存处境
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李耀锋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生存与村庄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会对村庄内的小农户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背景下，小农户呈现出了贫困脆弱性特点，这主要表现在经济、社会、心理和权利四个方面。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经济性、社会性与政治性三重属性的结构性张力，这会给小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带来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因此需要理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三重属性给小农户带来的不同影响，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
（四）市场经济影响下的农户生存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振关注了在市场环境影响下农户的生产策略，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时采取面向家庭消费和面向市场销售而进行差别化生产的“一家两制”行动策略并不普遍，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与农户差别化生产之间也并不存在必然关系。农户在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消费、社会食物赠予，遵循的是一种“省钱”行动逻辑，并非出于对食品安全方面的考虑。此外，农户采取“一家两制”的策略与所生产的农作物价格弹性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当作物的价格弹性较高时，农户可以通过投入较多的农药、化肥而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此时其往往会倾向于采取“一家两制”的生产策略，反之对于价格弹性较低的作物，农户则不会采取此类策略。他认为农户“一家两制”的生产策略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农户受到市场经济环境影响而采取的行动策略。
其他与会专家也指出在市场环境影响之下，农户的行为具有多重的复杂性。农户的行动决策并不只是以追求财富增长为目标，其行动的背后还存在地方传统生存文化知识的影响。农户的生产生活行为背后存在着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不断互动的协调过程。只是以经济理性作为评判标准，就将农户判定成短视和没有上进心的形象，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忽略了农户行为逻辑背后的多重理性因素的影响。与会专家认为，如果要理解农户的生产生活行为，就需要更多的去考察其背后的在地化知识因素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环境影响之下，农户为了生存与发展，在适应市场规则要求的同时，也在尽量遵循在地的行动文化传统，这是一种经济发展理性与生存文化理性并存的状态。 三、农业治理中的政府行为
（一）政策性农业的产生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业发展从来就不只是单一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和行政问题，中国的农业发展一直都在受到地方政府的政策干预[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张贯磊对上海郊区的农业发展情况进行考察后，发现在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政府政策干预的影响。而政府干预的主要动因在于，在土地被抛荒或者在私下进行无序流转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农业治理成本会大大增加。因此，地方政府更倾向于“组织化”的形式来进行治理以降低治理成本，而为了实现组织化的意图，政府往往会采取政策进行强干预，如通过对农民土地使用权、规模经营主体的决策自主权进行政策上的干预，张贯磊将之概括为“政策性农业”。而在政府强干预之下，小农户的流转意愿、流转经营主体的选择、农业生产种植的决策以及相关农产品价格等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认为“政策性农业”虽然降低了地方政府的农业治理成本，但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隐含问题，即形成了一种高地租、高生产成本、高补贴的循环，随之带来的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使城市消费者成为高农业经营成本的最终承担者。
（二）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农业产业发展
在脱贫攻坚任务的开展之下，政府通过产业发展来带动贫困户脱贫成为当前的一种普遍形式。与会专家指出扶贫产业的选择往往与农业产业相关，而在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作用下，农业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受到了影响。在政府扶持农业扶贫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培育了村庄内部能人的经营和管理农业产业的能力，提升了村集体统筹产业经营的内部动能，进而逐渐形成一种以村集体为主导的内生型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这种模式能够在激发家庭经营“分”的活力的同时，通过村集体的组织统筹，真正实现“统分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经营模式，为当前中国产业扶贫向农业产业兴旺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四、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环境治理
（一）农业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村社治理能力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水平提高，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大大改变，也造成了农村社会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凸显。由于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导致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被破坏，农业面源污染、生态失衡问题越发严重，农业农村环境治理迫在眉睫。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蒋陪从村庄治理能力角度对乡村环境治理进行考察，认为当前农业农村的环境治理问题体现的是我国乡村治理能力的问题，要真正解决环境治理的问题就需要提升乡村社会的自治能力。乡村社会环境治理的成功需要乡村社会集体行动有效达成，而这种集体行动的形成需要以充分发掘村民主体性表达、地方精英参与、集体经济支撑以及村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为前提。因此，他认为完成当前农业农村的环境治理任务，需要注重塑造新时期集体行动形成的社会基础。
（二）农业农村环境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影响因素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郑华伟及其他与会专家就农户的社会资本、多元主体间的社会信任关系构建、农户的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等方面的因素对农户参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农户社会资本的丰富性、各主体间信任关系的良好构建、农户对于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提升，都有助于提高农户参与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因此，为提升农户参与的积极性，需要重视培育以下几个方面的正向影响因素：一是要提高社会信任，需要进一步发挥村干部的带头作用，完善村庄内部的民主议事制度，构建人人参与监督的社会环境，提高农户对环境治理政策的信任度、认可度。二是要完善社会规范，积极强化农业农村环境保护中农户的集体感和社会美德培养，让农户能够充分感知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紧密关联性，增强农户对村庄集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营造互惠合作的良好社会氛围。三是要积极构建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社会网络的力量将农户吸纳到环境保护的治理结构中，促进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进而提升环境治理的效能。
五、农业治理中的地权关系
（一）社会变迁下的农户地权意识
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史艳兰以“土地作为财产：旅游背景下云南Y村撒尼人的户籍身份、产权话语和村落组织更迭”为题，对产权话语表达的时代变化进行考察，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户对土地产权的认识也随之产生很大的变化。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农户、村委会、地方政府对地权的话语表述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产权话语的转变体现了各主体对土地地权的认知以及对土地地权利益的诉求变化。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农户对土地私有产权的意识不断加深，使得农户与政府围绕土地产权之间展开持续博弈。她以云南一个少数民族村落为例指出，在刚开始进行旅游开发时，当地农户对地权的意识较弱，政府与农户之间处于相对平和的关系状态。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當地旅游开发加速，农户开始围绕这赖以生存的土地与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关于“土地属于我”与“土地属于国家”两种地权话语解释的争夺。在这种产权话语的长期的博弈中，通过逐渐的调适，形成了关于农户户籍身份、土地、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捆绑关系的“复合产权”话语。
（二）细碎土地高效利用困境下的整合地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孙新华认为，面对当前细碎地块难以有效整合的困境，需要充分发挥我国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优势，通过集体组织内部民主决议、共同决策，进而实现对细碎地块的低成本调整。由于细碎土地具有资产专用性高、不确定性强、交易频率高的特点，在完全强调“权利地权”的情况下，要整合细碎地块所产生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而“整合地权”的“产权社会学”理论解释框架，则可以为降低在整合地块时与多个农户进行交易所产生的高成本问题提供新的应对思路。他指出所谓的“整合地权”，是指通过村民小组作为中间组织将村民进行整合，通过主体整合的形式来达成细碎地块的地权整合。这种形式是充分利用了当前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优势，充分考虑了土地的交易特征，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社会基础的一种土地产权整合模式，是解决细碎地块高效利用问题的有效解决途径。
总之，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紧贴社会现实，内容广泛，各个议题均是当前农业社会学研究领域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并且本次研讨会重点对当前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专家针对这些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想法，对认识当前农业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和明确未来研究方向具有指导意义。如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农业具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农业社会学是做出中国社会学研究本土特色的关键领域。因为，中国农业有村庄社会为依托，资本下乡是落在社会中，农业转型不只是简单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问题，这其中还包含了非常复杂的社会转型问题。同时，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历史变迁中，其中有变的、也有不变的地方。农业社会学是一个方法，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切口，其中包含有文化的、社会的（人心）、国家的角度，可以从农业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去剖析社会的转型，探讨古今之变与不变，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而且农业社会学还需要将农业经济问题社会学化，将农业与农村、农民以及整个社会整体都勾连在一起进行研究分析，在中国农业转型、农业产业与乡村振兴等国计民生的前沿问题上积极发声、实现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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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邹德秀.中国农业文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3.
[3] 邹德秀.绿色的哲理[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5.
[4] 许珍珍，赵晓峰，邹德秀.农业社会学研究及其影响[M]//关中农村研究（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17.
[5] 贺雪峰.老人农业：留守村中的“半耕”模式[J].国家治理，2015（30）：43-48.
[6] 赵晓峰，陈义媛，周娟，等.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5）：1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