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途中人，几乎没有人不想官越做越大，俸禄越挣越多。范仲淹则反其道而行，对朝廷授予的官俸一再推辞不受。其高风亮节，震古铄今。
　　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向宰相吕夷简提议，陕西四路军事统帅，应文武各半，他愿将环庆路帅位让出，另命武臣接替。不久，朝廷晋前线四路帅臣为观察使，范为邠州观察使。观察使乃武官转衔之职，大约与文官的秘书监相当，而俸禄高许多。秘书监月俸45贯，观察使达200贯，翻四番多，够养活70户平民之家了。
　　以在西北整军治边的功绩，范仲淹本可如时人所说，“正其名使之总戎，厚其禄使之抚下”，心安理得地接受。可“小范老子”三次上表请辞，说有“六不可”。其中重要一条，是他忧心守边士卒的艰苦生活，怕由之削弱前线将士的团结。他说，在前线打仗的士兵，一年吃不到一次肉，生活困苦；或病或伤、不能打仗的，即被丢弃，死了便草草挖洞掩埋；如有犯罪逃亡，抓住就杀头。这种境遇想让士兵为国死战，很难办到。他又自责道，我与守边士卒间已经有了一堵墙，不知有多厚，已经有一条沟，也不知有多深，我若再受朝廷“千金之赐”“千钟之禄”，那就墙更厚、沟更深，他们会更不平，说不上哪一天就要为难我了。还有在前线拼杀的军官，见我一个文臣得此荣宠，又会作何想？所以，范仲淹舍弃高官厚禄，要与官兵同甘共苦。
　　书生统帅范仲淹，宁可自己官位低些，俸禄少些，也要為戍边将士鼓呼，加倍体恤、爱护之。在重文抑武、官员猎逐功名利禄的宋朝，范仲俺这样的官员真是凤毛麟角！他知道，将官脱离兵民，只求高官厚禄，不问士卒死活，无异于自毁长城。
　　再三让辞之下，朝廷同意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任边事。最难得的是，范仲淹让官辞俸并非偶一为之，而是一以贯之地不图名利。
　　庆历三年（1043）四月，朝廷升调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他五次进让状；八月，朝廷又命他出任参知政事，他仍不愿就职，要求赴陕西边塞，但未获批准。照惯例，入中书做辅相，有一笔不菲的赏赐，他坚辞不受，说自己“涓劳未立”，不可无功受赏。升官发财，他看得很淡，一如其诗云：“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区区。莫竞高贵路，休妨谗嫉夫。”磊落心迹，可表天日。
　　参知政事任间，范仲淹和富弼联手推行庆历改革，内容涉及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等十多方面。为使贤者在位、能者在政，他逐个检查监司名单，要把不称职的转运使、提点刑狱等一一勾去，撤换新人；富弼在一旁看了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答道：“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将国民利益置于官员利益之上，范仲淹的改革宗旨，一清二楚。他的心紧紧贴着百姓、士兵。改革触动了朝中许多既得利益者，宰相章得象等守旧官僚竭力阻挠，很快就借朋党之名，将他逐出中枢，出任邠州兼四路安抚使。范仲淹虽宠辱不惊，可庆历新政却无疾而终。
　　屡屡让官辞俸，范仲淹的权力观、人生观，放在任何时代都熠熠生辉！看现今某些个别贪官污吏敛财过亿的，三年不升官惶惶然的，为官十载家财不满千万戚戚然的，他们与范仲淹相较，端若泥云，不可同日而语。
　　人民政权的各级官员须是社会公仆，不可过于悬殊，更不可有特权，做官当老爷。恩格斯明确说，革命党要杜绝官员升官发财的思想和风气。是官为民、还是民为官，官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还是享乐在前吃苦在后，实为鉴测真假公仆的最好试金石。如果当官就捞钱，再花钱买官，官越做越大，钱越捞越多，导致腐败丛生，那就会葬送江山。
　　金代元好问评范仲淹说：“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范仲淹一生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格言，称其为官员楷模、旷代伟人，实至名归。仅让官辞俸一节，放眼史册，谁与争锋？读程应镠《范仲淹新传》，觅得打油两句：
　　宦海风浪若等闲，为官当学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