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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言”作为明代话本小说的杰出代表，冯梦龙用大量笔墨对以往被文学作品忽视的商人群体给予了细致描绘，其中吴地商人尤显突出。从这些商人的经商历程中让我们深切感知到明代吴地商业的繁华，同时也从各个层面了解明代中叶吴地商人们的经商之道。
关键词：三言二拍；吴地商人；明代商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7-0-02
明代最杰出的话本小说来自于冯梦龙与凌濛初编纂与创作的“三言二拍”。冯梦龙，明代万历二年出生于苏州府长洲县，他根据民间话本编纂创作了“三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共120卷。凌濛初，万历八年出生于湖州府乌程县，其著作《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共80卷。他们生活的时代正处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整个社会从政策上、思想上都一改之前“重农抑商”的意识，商人的社会地位显著提升，虽然他们自身没有经商经历，但长期生活在经济最为繁华的江南地区，因此在小说改造与创作过程中，商人成为他们笔下最主要的人物，这些商人中江南吴地商人尤为突显。
吴地泛指苏南浙北的环太湖流域，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从魏晋以来经商之风盛行，经济繁荣，到了明代中叶更是商业发达，店铺林立，众商云集，正如明代文人唐寅诗中写道：“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本文主要通过“三言二拍”中对吴地商人及其商业活动的描写来感知吴地商业的生态。
一、吴地商人的重商传统
两千多年前吴国灭，大夫范蠡远离庙堂，“浮海入齐”，开始了后半生的经商生涯，最终成为闻名于世的“陶朱公”，相较于其它地方 ，文化深厚的苏州人的“轻商”意识非常淡薄，宋元之后苏州地区更是经商成风，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上层的官僚和士大夫，清人黄省在《吴风录》中就提到“吴中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所以当时不少官吏和读书人追随范蠡的步伐“下海经商”。士大夫文人尚且如此，普通阶层的市民百姓更不用说了，以至于明代的蘇州太湖地区“湖中诸山，以商贾为生……民生十七八，即挟货出商……有数年不归者”。
自古江南重赋，唐宋以后，经济中心日渐南移，江南成了国家的经济支柱，到明代苏州成了全国田赋最重的一府。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州府的田亩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一，税粮二百八十一万四百九十石，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九点五，是全国平均亩税的八倍多，重赋之下，不少农人走上经商之路。
二、吴地商人的经商类型
“三言二拍”中的吴地商人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出身江南，世代经营，依托本地的物产或小本经营或发达致富，是为“坐商”。江南丝织业尤其发达，“日出万绸，衣被天下”。在 《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有一段对苏州吴江盛泽桑蚕业的描写：“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抒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主人公施厚夫妇从两张织机“妇络夫织”起家，不断扩大再生产，后来成为“开起三四十张机”的手工工场主。也有像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洞庭商人高赞“惯走江湖、贩卖粮食”大财主。
另一类同样出生商贾世家，但经商过程艰辛、曲折。如《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主人公文若虚在国内经商屡遭失败陷入穷困破产的境地，无奈之下带只花了一两银子买了一篓洞庭红（一种桔子），远涉重洋，结果时来运转，与为一个出色的商人，后来重置家业，娶妻生子，从此家道殷富不绝。作者没有去过海外，在创作这个故事时对海外经商的描写固然是生拉硬扯，但吴地商人的外出经商，从事海外贸易当属事实，最著名的莫过于明初首富沈万三，沈万三是凌濛初的同乡，湖州府乌程人，后来他依周庄，凭三江之利，广集货资，通过开展海外贸易积累巨大财富，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
第三类是弃儒从商者。明中叶之后，一方面是重商之风日益盛行，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分化裂变，士人的举业之路愈加艰难。史料记载，明初全国生员（秀才）三万余人，到明代晚期已剧增至五十万，一些功名权位不成的读书人或无经济能力的寒门士子就转求财富，弃文从商，《喻世明言》卷十六《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中寒门秀才范巨卿误了赶考，只能投身于商贾中。
三、吴地商人的经商之道
冯梦龙和凌濛初虽然都出身于书宦世家，没有任何经商历程，但两人长期生活在商业最发达的苏湖地区，耳濡目染，因此我们还是能通过小说创作真切地感受到吴地商人的经商理念及经商手段。
“义利兼顾，生财有道”。传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排列“士农工商”，商人总是被置于尾列，在明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诗歌还是戏剧小说，商人多以惟利是图 、见利忘义、不择手段等形象出现。而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商业价值观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强调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的统一。《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主人公施复是个苏州小商人，种桑养蚕、织丝卖布，在做生意途中拾到银两，一开始颇有犹豫，想着正好添置一台机器，扩大生产规模，但最终出于一个善良的经营者的同情心，没有窃为己有，还给失主，并不要任何酬谢，他的这一善举在六年后得到了回报，当年的失主朱恩热情款待，慷慨赠予桑叶，从此施复经商顺利发家致富。
前文我们提到明中叶后不少儒者从商，他们或多或少地将儒家思想带入经商理念，某种程度上使商人的整体文化素质有所提升。“三言二拍”中不少故事都提及苏州洞庭东、西山一带的商贾的文化素养较高。冯梦龙、凌濛初深谙其道，出于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在创作时刻意引导、教化，使其笔下成功的商人大多与道德信义密切相关。 “艰苦创业，诚信为本”。三言二拍中有不少创业故事颇受民众青睐。如《拍案惊奇》卷八描写苏州商人王生，父母早亡，受其婶母教导从小就具有良的经商意识，成年后独自外出行商，历经三次磨难，几经风雨，最后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故事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其喻义显而易见：面对失败和挫折，必须要有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精神，不仅是商人任何一个行都是如此。
四、吳地商人的婚姻观念
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们在财富积累下开始对自我价值重新审视，在择婿嫁女的过程中原本的门户之见，士商之间的鸿沟都开始淡薄。
前文提到阊门外中开木匠铺子的张权和世代大富的王员外家联姻 ，《警世通言》卷二十三《乐小舍拼生觅偶》里小商人家出身的乐小舍，居然“高攀”上了名门仕家的千金。小商人“高攀”富家女、仕家女，这是对他们德行、能力、潜力的肯定，是自我价值的体现，是商人地位提升非常现实的映照。而另一部分成功商人则更希望能与士人联姻，以获得更大的尊重。最具有典型的是《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苏州洞庭商人高赞有资本、有见地，虽然家财万贯但对“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耿耿于怀，他把希望寄托在16岁的女儿身上，放弃了门当户对的富户，立意要为女儿挑一个才貌双全的读书君子，以求后代能改变“富而不贵”的身份。书生钱青才貌兼全，却家境贫寒、寄人篱下，成为高家的上门女婿，在高家资助下一举成名，而高赞也成功地获得了改换门庭、富贵并显的回报。这种“高攀”与“下嫁”的婚姻关系，正是明代中叶吴地士族与商贾之间新的价值追求.
话本小说体现的是最接地气的市民文化，“三言二拍”不是明代的商业史，出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作者有时不能对商人的行为作出正确的解读，有刻意的引导、教化世人的成份 ，但我们也确实从中感知到明代中叶的江南商业经济的繁荣，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对吴地的商业形态及吴地商人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这一点可谓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1]冯梦龙.醒世恒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冯梦龙.喻世明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凌濛初.拍案惊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朱全福.谈“三言”“二拍”中苏州商人的文学呈现[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6.
关键词：三言二拍；吴地商人；明代商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7-0-02
明代最杰出的话本小说来自于冯梦龙与凌濛初编纂与创作的“三言二拍”。冯梦龙，明代万历二年出生于苏州府长洲县，他根据民间话本编纂创作了“三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共120卷。凌濛初，万历八年出生于湖州府乌程县，其著作《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共80卷。他们生活的时代正处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整个社会从政策上、思想上都一改之前“重农抑商”的意识，商人的社会地位显著提升，虽然他们自身没有经商经历，但长期生活在经济最为繁华的江南地区，因此在小说改造与创作过程中，商人成为他们笔下最主要的人物，这些商人中江南吴地商人尤为突显。
吴地泛指苏南浙北的环太湖流域，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从魏晋以来经商之风盛行，经济繁荣，到了明代中叶更是商业发达，店铺林立，众商云集，正如明代文人唐寅诗中写道：“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本文主要通过“三言二拍”中对吴地商人及其商业活动的描写来感知吴地商业的生态。
一、吴地商人的重商传统
两千多年前吴国灭，大夫范蠡远离庙堂，“浮海入齐”，开始了后半生的经商生涯，最终成为闻名于世的“陶朱公”，相较于其它地方 ，文化深厚的苏州人的“轻商”意识非常淡薄，宋元之后苏州地区更是经商成风，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上层的官僚和士大夫，清人黄省在《吴风录》中就提到“吴中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所以当时不少官吏和读书人追随范蠡的步伐“下海经商”。士大夫文人尚且如此，普通阶层的市民百姓更不用说了，以至于明代的蘇州太湖地区“湖中诸山，以商贾为生……民生十七八，即挟货出商……有数年不归者”。
自古江南重赋，唐宋以后，经济中心日渐南移，江南成了国家的经济支柱，到明代苏州成了全国田赋最重的一府。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州府的田亩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一，税粮二百八十一万四百九十石，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九点五，是全国平均亩税的八倍多，重赋之下，不少农人走上经商之路。
二、吴地商人的经商类型
“三言二拍”中的吴地商人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出身江南，世代经营，依托本地的物产或小本经营或发达致富，是为“坐商”。江南丝织业尤其发达，“日出万绸，衣被天下”。在 《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有一段对苏州吴江盛泽桑蚕业的描写：“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抒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主人公施厚夫妇从两张织机“妇络夫织”起家，不断扩大再生产，后来成为“开起三四十张机”的手工工场主。也有像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洞庭商人高赞“惯走江湖、贩卖粮食”大财主。
另一类同样出生商贾世家，但经商过程艰辛、曲折。如《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主人公文若虚在国内经商屡遭失败陷入穷困破产的境地，无奈之下带只花了一两银子买了一篓洞庭红（一种桔子），远涉重洋，结果时来运转，与为一个出色的商人，后来重置家业，娶妻生子，从此家道殷富不绝。作者没有去过海外，在创作这个故事时对海外经商的描写固然是生拉硬扯，但吴地商人的外出经商，从事海外贸易当属事实，最著名的莫过于明初首富沈万三，沈万三是凌濛初的同乡，湖州府乌程人，后来他依周庄，凭三江之利，广集货资，通过开展海外贸易积累巨大财富，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
第三类是弃儒从商者。明中叶之后，一方面是重商之风日益盛行，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分化裂变，士人的举业之路愈加艰难。史料记载，明初全国生员（秀才）三万余人，到明代晚期已剧增至五十万，一些功名权位不成的读书人或无经济能力的寒门士子就转求财富，弃文从商，《喻世明言》卷十六《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中寒门秀才范巨卿误了赶考，只能投身于商贾中。
三、吴地商人的经商之道
冯梦龙和凌濛初虽然都出身于书宦世家，没有任何经商历程，但两人长期生活在商业最发达的苏湖地区，耳濡目染，因此我们还是能通过小说创作真切地感受到吴地商人的经商理念及经商手段。
“义利兼顾，生财有道”。传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排列“士农工商”，商人总是被置于尾列，在明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诗歌还是戏剧小说，商人多以惟利是图 、见利忘义、不择手段等形象出现。而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商业价值观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强调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的统一。《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主人公施复是个苏州小商人，种桑养蚕、织丝卖布，在做生意途中拾到银两，一开始颇有犹豫，想着正好添置一台机器，扩大生产规模，但最终出于一个善良的经营者的同情心，没有窃为己有，还给失主，并不要任何酬谢，他的这一善举在六年后得到了回报，当年的失主朱恩热情款待，慷慨赠予桑叶，从此施复经商顺利发家致富。
前文我们提到明中叶后不少儒者从商，他们或多或少地将儒家思想带入经商理念，某种程度上使商人的整体文化素质有所提升。“三言二拍”中不少故事都提及苏州洞庭东、西山一带的商贾的文化素养较高。冯梦龙、凌濛初深谙其道，出于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在创作时刻意引导、教化，使其笔下成功的商人大多与道德信义密切相关。 “艰苦创业，诚信为本”。三言二拍中有不少创业故事颇受民众青睐。如《拍案惊奇》卷八描写苏州商人王生，父母早亡，受其婶母教导从小就具有良的经商意识，成年后独自外出行商，历经三次磨难，几经风雨，最后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故事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其喻义显而易见：面对失败和挫折，必须要有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精神，不仅是商人任何一个行都是如此。
四、吳地商人的婚姻观念
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们在财富积累下开始对自我价值重新审视，在择婿嫁女的过程中原本的门户之见，士商之间的鸿沟都开始淡薄。
前文提到阊门外中开木匠铺子的张权和世代大富的王员外家联姻 ，《警世通言》卷二十三《乐小舍拼生觅偶》里小商人家出身的乐小舍，居然“高攀”上了名门仕家的千金。小商人“高攀”富家女、仕家女，这是对他们德行、能力、潜力的肯定，是自我价值的体现，是商人地位提升非常现实的映照。而另一部分成功商人则更希望能与士人联姻，以获得更大的尊重。最具有典型的是《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苏州洞庭商人高赞有资本、有见地，虽然家财万贯但对“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耿耿于怀，他把希望寄托在16岁的女儿身上，放弃了门当户对的富户，立意要为女儿挑一个才貌双全的读书君子，以求后代能改变“富而不贵”的身份。书生钱青才貌兼全，却家境贫寒、寄人篱下，成为高家的上门女婿，在高家资助下一举成名，而高赞也成功地获得了改换门庭、富贵并显的回报。这种“高攀”与“下嫁”的婚姻关系，正是明代中叶吴地士族与商贾之间新的价值追求.
话本小说体现的是最接地气的市民文化，“三言二拍”不是明代的商业史，出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作者有时不能对商人的行为作出正确的解读，有刻意的引导、教化世人的成份 ，但我们也确实从中感知到明代中叶的江南商业经济的繁荣，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对吴地的商业形态及吴地商人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这一点可谓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1]冯梦龙.醒世恒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冯梦龙.喻世明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凌濛初.拍案惊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朱全福.谈“三言”“二拍”中苏州商人的文学呈现[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6.